凱撒獎上鬧得紛紛揚揚的影片《我控訴》，這兩天終於揭開了面紗。一度降至6+的豆瓣評分，目前已經升到7.0。
仔細看看評分情況，一星佔了16%，五星也有23%。這兩年社交網絡的狀況，可見一斑。
《我控訴》也成了今年毫無疑問最受爭議的電影，沒有之一。
我 控 訴 / J'accuse 2019
《我控訴》改編自法國曆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是波蘭斯基籌備七年的全新作品。
猶太裔導演羅曼·波蘭斯基
本片此前曾入圍過去年威尼斯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不僅以4.1分的成績拿到了場刊最高分，最終還拿到了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大獎。
當然，和影片的口碑一起發酵的還有源源不絕的爭議——有外媒稱，波蘭斯基試圖通過歷史冤案來替自己辯護的行為是「下流的」。
影片獲第76屆威尼斯電影節評委會大獎銀獅獎
是偽善的辯護，還是作品的回春？與其人云亦云，不如試著從電影中尋找答案。
要看懂《我控訴》，先要大致瞭解一下「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又被稱為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紀末法國一起政治事件。
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
事件起因要從法國「反猶主義」開始說起。
西方的排猶思想從古到今都十分嚴重。而隨著啟蒙思想的誕生，法國爆發了大革命，成為了最早解放猶太人的現代國家。
1789年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
然而當猶太人和其他一切民族群體間日益平等之時，保守的右翼陣營所主導的反猶思想又開始逐漸興起。
一方面，種族主義為其提供了助力：隨著人種學與語言學等新科學的興起，以宗教為基礎的「反猶主義」，轉變成了以種族為基礎。
另一方面，通過一些政治組織的創立，「反猶主義」逐漸化作了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了不少人。
在法國，這一組織最早的代表，便是記者愛德華·德魯蒙（Edouard Drumont）和他建立的「反猶太主義國民聯盟」。他創立了一份報紙《言論自由報》（La Libre Parole）並親自擔任編輯，宣傳反猶思想。
《言論自由報》頭版醜化猶太人
不僅如此，他還專門出了一本名叫《法國猶太人》的書。
書中提到：佔全法人口不到0.3％的猶太人控制著法國一半的經濟，所以法國國內經濟蕭條和社會貧困完全是猶太人的罪過。
「為富不仁」是歐洲人對猶太民族的普遍印象。而這本完全是靠著主觀偏見寫出來的書，在出版的當年居然售出了十萬冊，在社會上起到了極大的蠱惑作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德雷福斯案」成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右翼反猶主義思想的頂峰事件。
當時的德雷福斯漫畫
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出生於法國的米盧斯（隸屬於阿爾薩斯），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後，這裡被德意志帝國佔領，德雷福斯隨父母遷居至巴黎。
軍校畢業後，德雷福斯於1889年被提拔為炮兵上尉，1893年晉升到上尉，成為法國軍隊總參謀部唯一的猶太人。
1894年9月，法國情報機構稱，通過一名打入德國大使館的間諜獲得了一份手寫的文獻。在這封文獻中，一位消息靈通的匿名內部人士表示要為德國提供秘密軍事情報，尤其是關於法國炮兵的。
於是，所有的懷疑都聚焦在炮兵軍官德雷福斯的身上，僅僅因為他是猶太人，而且他的家庭來自德語地區。
此外，一年前他曾因父親的葬禮回過米盧斯，也就是說去過德意志帝國的領土。
很快的，德雷福斯被指控觸犯叛國罪。一天以後，媒體上就已經將德雷福斯稱為叛徒。
當時的報紙上關於德雷福斯被審訊的場景
當時，一位名叫阿方斯·貝蒂隆（Alphonse Bertillon）的研究者認為，這兩封手跡相同的鑑認可以作為德雷福斯的罪證。不過也有三位專家鑑定表示，德雷福斯的字跡和那封文獻上的筆記並不相同。
雖然貝蒂隆在字跡鑑別方面並沒有什麼經驗，但法官還是聽取了他的意見。貝蒂隆的鑑認被當作判德雷福斯有罪的主要證據。
阿方斯·貝蒂隆（1853-1914）是生物識別技術研究者，最早將身體測量學應用於執法
儘管證據不足，就連法官也無法斷定該信件與德雷福斯之間的罪證因果關係，德雷福斯還是被判叛國罪成立。甚至為了誣陷他，軍部還偷偷偽造證據做假證。
最終，德雷福斯被判處終身流放並關押到魔鬼島，單獨監禁。
關於「德雷福斯事件」最早的影像描述，可以追溯到1899年電影大師喬治·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的短片《德雷福斯事件》。
喬治·梅里愛拍攝的短片《審判德雷福斯》（1899）
那時，電影這門藝術剛誕生沒幾年，梅里愛自己出演了德雷福斯一角，每一個場景通過一個固定鏡頭來展現。這是電影史上的第一部政治電影，也是梅里愛開始有意識地在電影中融入了敘事表達。
而波蘭斯基的這部《我控訴》，將故事背景放在了1895年，也就是德雷福斯被定罪之後。
整個故事主要圍繞著新上任的情報機構負責人喬治·皮卡爾的視角展開，他是德雷福斯在軍事學校的老師。
片中的皮卡爾上校，由奧斯卡影帝讓·杜雅爾丹（Jean Dujardin）飾演
電影開頭的第一場戲，便是德雷福斯當著眾人面被剝奪軍銜的場景。
我們可以看到，天空陰沉，一片肅殺，整個廣場上軍隊林立，一派戒備森嚴的景象。導演用一個環視鏡頭，跟隨著行進的隊列，交代了人物的出場。
接著，在一片眾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被摘下軍銜、解除武器，受盡侮辱。
1895年1月5日，歷史上德雷福斯被解除軍銜的場景
電影中的場景。是不是還原度很高？
他一邊顫抖著身體一邊還在用振奮的聲音替自己鳴冤：「士兵們，他們懲罰和羞辱的是一個無辜的人！法國萬歲！軍隊萬歲！」
和德雷福斯一樣情緒激動的，是周圍發出強烈抵制的法國民眾們。
「處死他！」「賣國賊！」「猶太人去死！」各種各樣的聲音迴盪在廣場上空，每一句都足以殺人誅心。
和其他看熱鬧的軍隊官員一樣，一開始皮卡爾並沒有對德雷福斯展現出過多的同情，他的內心裡對猶太人也不是沒有偏見。
即便他也承認對德雷福斯的審判並沒有走正當程序，但是並不存在對他不利的證據。
皮卡爾替代了原來的桑戴爾上校，接管了情報部門的工作。
在他第一天入職的情節中，波蘭斯基通過簡單的幾個鏡頭和細節的展示，就側面展現出整個情報機構從上到下的陳腐不堪，以及官員們的懈怠瀆職。
工作期間打瞌睡的底層官員
玩牌看報嬉笑的警察和線人
樓梯扶手上落滿了厚厚的灰塵無人清掃
皮卡爾的下手們並不信任這位新來的官，對他多有提防；而他的副手亨利，更是一個在官僚系統裡浸染多年的老油條，深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皮卡爾開始了他全新的「職場生涯」。
影片中的皮卡爾是一個仍然沒有被官場的腐敗作風同化、對正義和規矩仍懷有抱負的人。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表率和改革，重整這裡的環境。
然而，也正是在這過程中，皮卡爾發現了德雷福斯被冤枉的真相。
他從新的線索中發現，一份來自署名為埃斯特哈齊的文件中的筆記，和之前判定德雷福斯有罪的那份文獻中的字跡，有著極高的相似度。
皮卡爾前去找貝蒂隆再次確認，得到的回覆是「兩者完全一樣」。
然而在向上級一層層彙報的過程中，他受到了巨大的阻礙。
隨著他調查的不斷深入，他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要他保持緘默，別再過問此事，整個系統的腐敗作風以及對真相的掩蓋令他無比震驚和失望。
最終，皮卡爾向參謀部長彙報了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事實，然而得到的回覆依然是封鎖真相。皮卡爾觸動了高層的利益，令軍隊的顏面掃地。
為了堵住皮卡爾的嘴巴，上層將他調去了突尼斯等其他地方。他們不僅攔截他的來信，定位他的行蹤，甚至還打算把他安排到一項自殺式任務中。
對皮卡爾來說，站出來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軍隊無疑是艱難的。這其中不僅有對抗上級的阻力，更因為他從18歲開始就進入軍隊，這裡不僅是他的家，更是他所幾乎擁有的一切。
然而眼看著自己所信賴效忠的軍隊，一次又一次挫傷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對真相和冤屈視而不見。這已經不再是他所向往的引以為傲的軍隊了。
他突然理解了德雷福斯在被剝奪軍銜的那場屈辱儀式上，為什麼在被冤枉了之後仍然說出了那句「軍隊萬歲」，這其中究竟是飽含著怎樣愛恨交織的複雜感情呢？
皮卡爾下定決心不再沉默，可是上層仍然想了很多方法來對付他。
他們翻箱倒櫃搜查了皮卡爾的家、調查威脅皮卡爾身邊的人，甚至試圖將髒水潑到他的身上，誣陷他是德雷福斯的同夥。
軍隊裡的人甚至開始誣陷皮卡爾
回到家中的皮卡爾發現屋內的一片狼藉，無助的他終於決定去尋求軍隊系統外部的人的幫助。
這段一片狼藉中的彈鋼琴戲，是全片的冷峻和壓抑中少有的浪漫，也是皮卡爾這個人物內心轉變的閃光處
於是，法國大文豪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的那篇洋洋灑灑、一字千鈞的公開信——《我控訴》，就此誕生了。
波蘭斯基用鏡頭講故事的功力還是十分穩健的。
為了展現這篇信件的內容，以及對所有掩蓋真相的行為的批判，波蘭斯基運用了一組平行蒙太奇，均是以「我控訴」開頭。
通過左拉富有感染力的講述，將控訴的對象一一引出，層層遞進，同時配以激昂緊張且富有節奏感的音樂，將影片的情緒推倒了一個至高點，展現出某種以一當十的力量。
這篇寫給當時法國總統菲利斯·弗爾（Félix Faure）的公開信，於1898年被髮表在巴黎報紙《L'Aurore》頭版頭條
左拉《我控訴》全文
信中直接指責法國政府的反猶太政策，併為猶太軍官德雷福斯的被迫害事件發聲。
然而民間對猶太人的抵制情緒異常激烈，被煽動的民眾們憤怒地燒燬報紙，咒罵左拉。
社會割裂異常嚴重。
在左拉發表文章的一個月後，他被檢方指控誹謗罪，並宣判有罪。左拉被迫逃亡英國，直到一年後（1899），德雷福斯被赦免（但尚未被平反）後才得以回國。
雖然左拉為德雷福斯的沉冤昭雪一直奮鬥到最後一刻，但是卻並沒有活著看到德雷福斯被平反。
1902年，左拉因壁爐堵塞引起的中毒，在巴黎的寓所與世長辭。
左拉畫像
電影《左拉傳》（1937）詳細的介紹了左拉為德雷福斯平反的正義經過。這部電影獲得了第10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
在他死後，陰謀論層出不窮，有人懷疑左拉之死系政敵謀殺，但缺乏證據。甚至他的政敵依然繼續著對他的攻擊，在報刊上稱其系因發現德雷福斯有罪而自殺。
也是在同一年，左派在選舉中獲勝，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德雷福斯事件又開始被討論。
直到1906年，法國最高法院才把對德雷福斯的判決取消，德雷福斯冤案獲得徹底平反。
1908年6月6日，左拉的骨灰被移至先賢祠，與雨果、大仲馬葬於一處。
先賢祠是法國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安葬地。左拉去世時，德雷福斯是護衛靈柩的人之一，然而被觀眾開槍襲擊受傷
在觀看這部電影時，能夠很明顯地感覺到，波蘭斯基在處理這樁歷史事件時所採取的冷靜沉穩的態度和立場。
他沒有將這場著名的冤案刻畫成爛俗的煽情戲，也沒有情緒激昂地把它變成一篇長篇大論的聲討文。
相反地，故事中的主角們，始終是以一種無比理智、尊重證據和邏輯的口吻訴說著一切。
從這點上來看，波蘭斯基是一個優秀的敘述者。
既然是「我控訴」，控訴的對象究竟是誰？
很明顯，是這個從上至下互相包庇、只在乎面子地位而不顧真相的腐敗官場、是整個無視邏輯無比荒唐的司法系統，甚至是這個將反猶主義視作鬥爭目的的病態社會。
但是，「我控訴」中的「我」又是誰呢？
是德雷福斯本人嗎？似乎並不是。
在這部影片裡，對德雷福斯冤屈的展現少之又少。除了開頭的解除軍銜，以及結尾的審訊戲，中間對德雷福斯的展現大多是以閃回的形式來講述，且著墨不多。
甚至，我們沒有從德雷福斯的口中聽到過一句對現實、軍隊和社會的控訴。
如果從電影呈現的角度來看，「我」或許是皮卡爾上校。
皮卡爾是電影的最大主角。影片將大部分的重點放在了皮卡爾本人同體製作鬥爭的段落上，他從一個體制內的人，進而變成站在了整個體制的對面。
而在這背後支持他的動力，完全是遵循自己的良心，以及對公義、正直等一系列理想的追求。雖然他因為自身原因，無法發聲，但一直在用實際行動表達自己的觀點，即便為此鋃鐺入獄。
正如影片的最後，德雷福斯洗去冤屈後，兩人終於又得以見面。皮卡爾因為這一系列的堅持，軍級獲得了提升，他覺得是因為對方自己才獲得了這一切。而德雷福斯卻對皮卡爾說道：「你不過是做了你該盡的職責。」
但如果從那封信的敘述者來看，「我」顯然指的是左拉。
如果說皮卡爾是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吹哨人」，那左拉的出現就是德雷福斯事件中最重要的轉折點。
是他扭轉了局面，替代不能發聲的皮卡爾，和在獄中的德雷福斯，說出了那一句句憤怒、震驚、失望和勇敢的聲討。
片中的左拉形象
甚至，左拉以他一個文人的境界和修養，代表每一個心懷良知、憧憬真相的普通人，發出了他對於整個時代的強烈吶喊。
從這點上來看，「我」其實是每一個面對不公不義、面對真相被遮蔽、冤屈無處申訴時仍能選擇勇敢站出來的普通人。他們的力量或許微不足道，但他們也是那個時代的巨人。
「我控訴……」
那波蘭斯基借電影要控訴的是什麼？
2008年紀錄片《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中，有一幕記錄了他在審訊過程中受到來自法官的欺騙玩弄，以及媒體的刻意放大和不尊重的報道。
紀錄片《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
如果要說波蘭斯基在「控訴」的話，他表達的可能是對於司法系統以及媒體輿論環境的不滿，以及自己作為猶太人身份，所遭遇的不尊重對待。
這是他的控訴，他自然十分清楚他所表達的能去到多遠。
現在，恐怕已遂他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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