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習社”(ID:mingqing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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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鎮壓太平軍的血腥戰鬥中，以當時十分先進洋槍洋炮裝備起來、由侵略中國的“洋人”組成的武裝為清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不過，令人奇怪的是，兩次鴉片戰爭外國侵略者給清軍以重創，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倉惶出逃，皇家名苑圓明園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與外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簽訂不平等條約……清政府與這些侵略者本應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但曾幾何時，侵略者槍炮的硝煙未散、不平等條約的墨跡未乾，卻突然能“中外和好”以至“借師助剿”，昔日之敵成為今日之友！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具體歷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與“內亂”間清政府是如何權衡利弊的，對內對外方針發生了哪些改變？這些，都須從頭說起，慢慢道來。
在對外方面，對洋人有所瞭解的郭嵩燾、馮桂芬一直就“主和”。郭認為“夷”“無意於中國土地民人”，而馮更曾明確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復東南。但應者寥寥。而據守東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軍的嚴重打擊面前，多次請奏，提議借“夷兵”助剿，認為如不如此根本無法剿滅太平軍。對此提議，咸豐皇帝勃然大怒，一再強調不許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資夷力，使該夷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他當然認為最可能進犯京城、最可能推翻清王朝的“外夷”是最危險的敵人。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慘敗於英、法侵略軍，清王朝確實岌岌可危：北方外國侵略者已將京師攻克，咸豐帝出逃熱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國聲勢仍然浩大，遠無“肅清”、“剿滅”跡象。清政府顯已內外交困，走投無路。它的滅亡，幾乎指日可待，然而沒想到它卻又“起死回生”。是恭親王奕訢的《統籌全局折》使清政府的戰略方針發生根本性轉變，使其又苟延殘喘了半個世紀之久起了關銉作用。
奕訢
咸豐帝在英法聯軍攻克北京前臨逃之際，命恭親王奕欣留下負責與英法侵略軍議和，這實際是“朝廷”第一次與侵華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使中央政府對侵略者有了較多的瞭解。經過一番“談判”，備受侵略者侮辱的奕欣終與侵略者“議和”成功，簽訂了《北京條約》。
與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訢對新的侵略者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轉變。此前，他以為這些“狄夷”與中國以前面臨的異族入侵完全一樣，是要將清王朝推翻而自己在中國稱帝。
現在，他認識到清政府面對的新的侵略者與傳統異族的“入侵”完全不同，並非要推翻清朝的統治自己成為新的皇帝，而僅僅是要租界、要開放口岸，一句話，為通商得利！“其意必欲中國以鄰邦相待，不願以屬國自居，內則志在通商，外則力爭體面，如果待以優禮，似覺漸形馴順。”
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後，侵略軍“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門，所有城內倉庫及各衙門，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禍心，勢必據為己有。乃僅以增索五十萬現銀及續增各條為請，其為甘心願和，不欲屢啟釁端，似屬可信。”
在滿足了侵略者的這些要求之後，他們竟陸續撤軍南返，清廷著實感到意外，對侵略者最終要“問鼎中原”的恐懼、擔心和疑慮漸漸打消。對外認識發生這種變化的，不僅僅是奕欣一人，某些官員和士大夫也開始作如是觀。如署理戶部尚書沈兆霖此時也認為侵略者的武器遠用於中國，“以萬餘眾入城，而仍換而去，全城無恙。則該夷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慮”。
名士李慈銘也認為：“竊謂夷以數萬裡外浮海孤懸之軍，長驅入都，據堅城以自便”，中國軍隊已潰不成軍，京津間廣大地區都被他們控制。如要侵佔土地早就佔了，但他們竟“往返請期，惟和是議”，其目的顯然不是佔地。與前相比，這種對外認識的“新變化”在中央和地方顯然已頗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權的恭親王奕欣，成為這種觀點的總代表。
清中央政府對侵略者認識的變化，直接導致其對外政策的巨大變化。正是在這種“新認識”的基礎上，奕欣於1861年初與其他幾名重臣會銜上了《統計全局折》正式系統地闡述了這種新認識。此折在回顧了清代“夷禍”之患及《北京條約》簽訂過程後說：“自換約之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以條約為據。”
並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似與前代之事稍異。”從此認識出發，他們自然要把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與西方列強對清政府的危害兩相比較，得出瞭如下結論：“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以這種分析為基礎，自然得出“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邏輯，重新制定了明確的戰略目標。
更為陰狠的是，他們以歷史上的“三國”為模式，分析了當下的農民起義、列強侵略和清政府彼此關係後，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吳” ，主張聯合列強鎮壓農民起義。他們提出：“今該夷雖非吳蜀與國之比，而為仇敵則事勢相同。
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憤恨。臣等粗知義理，豈忘國家之大計。惟捻熾於北，發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貽子孫之憂。古人有言：“以和好為權宜，為實事。洵不易之論也。”新的對外基本方針是“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為大害。”
對這一將使清政府基本國策發生重大變化的奏摺，咸豐帝於1861年1月下旬頒發上諭，正式予以旨準施行，標誌新國策的正式施行，反映出清中央政府重新冷靜審視國內外矛盾後摒除了“感情用事”、其對外基本國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從維護清政府統治來看，《統籌全局折》戰略分析確實透徹，提出的具體建議可說是“刀刀見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臺本已指日可待，這一重大戰略、策略的轉變頓使它死裡逃生，反而借“狄夷”之力鎮壓了太平軍，又苟延殘喘了半個世紀之久。這段歷史再次說明，能否因時而變、冷靜客觀地制定“國際戰略”對任何政權都生死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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