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間，許多禁足在家的讀者，不約而同選讀與疫病相關的小說，遲子建於2010年出版的《白雪烏鴉》再度引發關注。
創作《白雪烏鴉》前，遲子建在對故事發生地傅家甸的實地探訪中，悉心捕捉1910鼠疫流行期間，老哈爾濱那種“動盪中的平和之氣”。在對歷史背景有了自信的把握後，作者力圖“撥開那累累的白骨，探尋深處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將那縷死亡陰影籠罩下的生機，勾勒出來。”掩卷而思，作者通過《白雪烏鴉》展現大災難面前人類生機與活力的意圖，通過眾多平實、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得以完美實現。
開頭即出場的王春申，先是妻妾均有外遇，後是妻妾和兒子死於鼠疫，自己又被斜眼寡婦賴上，生活可謂一團糟。他有對生活的不滿，但從未上升到仇恨，對妻子吳芬、吳芬的姘頭巴音、小妾金蘭的死，都發自內心地生出同情與哀傷。他的感情細膩和豐富，對俄國演員謝尼科娃有著柏拉圖式的崇拜和深深的同情。但這個揹負著沉重生活壓力的男人，在疫病肆虐時，帶上自己心愛的黑馬，終日奔波在運屍的路上，對逝者給予最後的尊重和安慰。王春申看似窩窩囊囊，但在他寬容博大的人性光芒照耀下，世俗眼中的軟弱無能、麻木淡漠已不值一提。
留洋歸來的伍連德是青史留名的真實存在。遲子建明確表示“並不想塑造一個英雄式的人物，雖然伍連德確實是個力挽狂瀾的英雄。”作為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伍連德面臨防控困難、各方懷疑、民眾恐慌乃至骨肉分離的重重考驗，也曾生出打退堂鼓的念頭。但面對“瘋狗一樣”的鼠疫，他最終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絕，選擇“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為控制疫情，他敢於“冒天下大不韙”作出焚屍的決定，在未得到朝廷命令時，就備好火油；接下來勇闖天主教堂，清理防疫死角，顯示出大難面前孤注一擲的果敢和擔當。在伍連德全力推動下，朝廷相關的決策者，也都在自己職權範圍內做出了“艱難的決定”，為消除疫情提供了條件。書中對伍連德的英雄壯舉並無刻意渲染，但一個智勇兼備、醫者仁心的形象呼之欲出。
作為商人，傅百川毫無“重利輕別離”的特徵，鼠疫發生後，面對一些商家伺機哄抬物價，發國難財的行為，傅百川發動商會抵制漲價，主動降價百分之二十。他協助政府、幫助百姓抗災，召集中醫會診商議藥方，熬製中藥發放給百姓，組織婦女縫製口罩，不惜傾家蕩產參與鼠疫阻擊戰，大仁大義天日可鑑。他常年守護精神失常的妻子，恪守“發乎情止乎禮”，默默地給予于晴秀關照和溫情。
除以上三個主要人物，《白雪烏鴉》還塑造出一系列鮮活的形象。幹練有才的于晴秀在家破人亡之際，重張點心鋪，堅強地活下去；受盡汙辱的翟芳桂甩掉悲苦的命運，找到了歸宿；高冷的陳雪卿把孩子託付給於晴秀後，以死殉夫；釀酒高手秦八碗，因疫情不能送母親回山東下葬，竟然自殺殉孝道；疫情來臨，于晴秀的公公賙濟將點心鋪改為伙房，給被隔離人送飯，因孫子喜歲誤闖用於隔離的火車，將鼠疫帶回，致使祖孫三代夭亡。從這些人物身上，都能感受到耀眼的人性光芒。此外，即使是形象相對反面的翟役生、紀永和、周耀庭等人，作者也不單純地指責和鞭撻，而是從人物的不同經歷中，盡力尋出一些行為的內存邏輯，提煉出每個人值得同情的成分。
白雪與烏鴉，是一種黑白分明的意象。但對於人世間的熙來攘往，又豈是“非黑即白”所能涵蓋？《白雪烏鴉》中的人物均具有多元複雜的特點，拒絕高大全和臉譜化，以更貼近真實人性的書寫，展現一個群體死亡陰影之下昂揚的生命和人性的光芒。正如評論家謝有順所說，遲子建“將生之悲哀與生之喜悅結合為一”，寫出了“靈魂的深”，從而走向更加寬廣和仁慈的境界。
《白雪烏鴉》的故事是悽慘的，死亡的哀歌成了通篇的背景音樂。在一篇名為《當你與世界的痛感同身受》的訪談中，遲子建提到自己作品對死亡的探討：“它不是哲學意義上對死的解析，也不是宗教對靈魂歸屬的指向，不是對死亡的一種溫情的消解，而是一個作家在童年就開始感知死亡，發現死亡與炊煙一樣生生不息後，從生中望見死，也從死裡看到生。”許多評論遲子建作品的文章，不約而同提到“憂傷而不絕望”的特點，災難陰雲籠罩下的《白雪烏鴉》如此，鄂溫克近百年史詩性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也如此，這種面對生死的冷靜與達觀、溫暖和希望，一直縈繞在遲子建的作品中，如同狩獵族群代代相傳的火種，長久地點燃生活的信心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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