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律師接觸了一起“購物打假”涉嫌敲詐勒索罪的案子，並且目前還被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犯罪。其實，早在2018年，律師就已接觸過一起因打假引發的敲詐勒索案，當時關於罪與非罪的問題，律師就和辦案機關進行過交涉，後因該案未繼續委託，後續結果也不得而知。現在，又接觸到這類案件，腦海中總有一些想法，不吐不快。
職業打假中的“知假買假”者，到底是不是消費者？
其實，我們經常看到很多人標榜自己是“職業打假人”。一般情況下，職業打假者往往存在知假買假的行為，即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對賣假貨商家的索賠目的。那就回到第一個問題上，知假買假者是否具有消費者身份的問題？那職業打假中的“知假買假”者，到底是不是一種正常的存在，該不該被“抵制”？
從近幾年的趨勢來看，職業打假者的“活動圈”，官方給限制得越來越小了。從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覆意見》（法辦函【2017】181號）中就可以看出，對於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針對食藥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開始進行嚴格限制。其核心觀點在於，“在普通消費產品領域，消費者獲得懲罰性賠償的前提是經營者的欺詐行為。民法上的欺詐，按照《民法通則意見》第六十八條的解釋，應為經營者故意告知虛假情況或故意隱瞞真實情況，使消費者作出了錯誤意思表示。而對於知假買假人而言，不存在其主觀上受到欺詐的情形。”因此，“考慮食藥安全問題的特殊性及現有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我們認為目前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也就是說，判斷職業索賠、職業舉報等行為，應根據是否以牟利為目的、是否因生活消費需要等來進行判斷。顯然，從律師的角度來說，我是不認可的。
誠如，青島中院在其（2019）魯02民終263號民事判決書中給出的意見：消費分為生產資料的消費和生活資料的消費，只有生活資料的消費才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保護的消費。因此，判斷一個自然人是不是消費者不是以他的主觀狀態為標準，而應以購買的商品的性質為標準，只要他購買的商品是生活資料，他就是消法所指的消費者。（具體內容可詳見判決書）
所以，消費者的成立，不應依託於購買者的主觀動機，也不論其對所購買商品的真假或優劣是否存在“知情”，而在於他所購買的物品發生在日常消費的流通領域，其對應的賣家也屬於市場流通中的銷售主體，那自然而然建立的買賣購銷關係，理應將買家歸屬於合格的消費者。
“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者，咋就觸犯敲詐勒索罪了呢？
不管是律師2018年所辦案件，還是最近新接觸的案件，都難逃一個問題，那就是在“知假買假”的前提下，在索賠過程中，索賠手段如何才能算“過限”？
我們都知道，消費索賠並非當然屬於敲詐勒索，只有行為過限，才可能觸犯刑律。那還是落實到老生常談的問題：維權索賠與敲詐勒索的界限在哪裡？律師認為，還是應釐清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佔有”公私財物的故意，客觀上是否實施了“威脅、要挾”的行為。
在知假買假的索賠糾紛中，正因為“官方”開始對非食藥領域的索賠糾紛進行限制，給了敲詐勒索罪“侵入”的風險。但是，律師認為，不能以目前的官方趨向，將消費者的索賠權予以否定，也不能因法律上的相關規定限縮在特定領域，就苛求一個正常的民眾對法律適用和司法適用的邏輯，存在清晰的認知。因為敲詐勒索罪中的“非法佔有”目的，應是一種無事實依據，無法律依據的佔財行為。當消費者知假買假而提出索賠主張之時，其行為就屬於“事出有因”的維權，且該行為並不被法律明文禁止，故行為人主觀上就沒有“非法佔有”之目的。
第二，客觀上實施了“威脅、要挾”的行為，這也是目前實務中敲詐勒索罪輕易侵入的“入口”。何種程度就達到了敲詐勒索罪所要求的客觀行為手段？去商家的賣場嚴正要求索賠，引發路人圍觀議論，是不是就是“要挾”？提出10倍或3倍的賠償要求，是不是就是威脅，存在過當？•••
律師還是之前的觀點，就看行為的界限有無超出“維權”的範疇，所謂的“要挾或威脅”，有無完全違背相應的法律規定。比如多次以滋擾等方式，要求商家實現索賠要求的，那自然屬於行為失當，可視情節嚴重，追究其尋釁滋事、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等責任。另外，前往商家索賠，引發路人圍觀的行為，這類行為所造成的範圍性群體影響，只要不是行為人故意慫恿、唆使他人而為，就不應強加給行為人。
另外，律師現在所接觸的案子中，往往涉及一個團隊貫穿整個過程中，從商品購買-同類商品補貨-商品檢測-提出索賠要求-收款等這一系列過程都有專人專項負責。落實到具體行為人的責任上，在確實存在敲詐勒索等違法行為的前提下，還需審查各環節的行為人，是否對實現索賠的具體手段明知，對索賠訴求是否違背法律規定存在明知等方面，進而避免無知的行為人被無辜入罪。
201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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