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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期間，筆者一直身在澳大利亞，因此能以更近距離觀察澳國內有關對華關係的認知轉變。在中國舉國努力下，各地疫情迅速好轉。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疫情卻在惡化，澳大利亞的確診病例也出現快速增長。這樣的反轉引起澳學者和社會對中澳關係的再思考。
首先，疫情使澳大利亞各界再次深刻認識到，澳大利亞經濟根本無法經受與中國經濟的任何“熔斷”。過去十多年裡，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得益於中國對澳大利亞礦產、能源和農畜產品的旺盛需求，澳迎來了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也使自己成為發達國家中唯一異常幸運地屢屢躲過全球性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國家。
一個例子，是2019年澳大利亞對華商品出口額達到1184億澳元，佔其出口商品總額的34.4%，甚至多於對第二至第五位的日本、韓國、印度和美國的出口額之和。同時中國還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進口商品來源地，從中國進口商品額達到750億澳元，佔其進口商品總額的23.6%，多於從第二至第四位的日本、美國和德國的進口額之和。
進出口貿易和相互投資數據等都表明，中澳經濟結構高度互補。而且隨著兩國自貿協定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締結和落實，兩國貿易還將隨著“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的發生而得到進一步提升。短短兩三個月的疫情已給澳大利亞經濟造成難以承受之痛，來之不易的中澳互利合作關係需倍加珍惜。
其次，疫情還使澳大利亞各界進一步認識到與中國政治的“熔斷”也不可取。坦率地說，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西方國家，在疫情之初沒能足夠嚴肅地應對疫情，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光顧著對中國當時的形勢幸災樂禍了，甚至妖魔化中國的戰疫努力以及近期展現出的復產復工的勇氣。但隨著中國戰疫取得顯著成效和世界範圍內疫情形勢的轉換，越來越多澳大利亞政治人士、醫療衛生人員、學者乃至普通民眾開始認同並讚賞中國為戰勝疫情付出的犧牲和努力，希望學習和借鑑中國經驗的呼聲不斷響起。
疫情仍在擴散，相信中外醫學界會有充分動力在分享醫學數據、治療經驗和共研藥物與疫苗等領域加強合作。疫情形勢在中國境內外的迅速轉換促使澳有識之士認識到中澳兩國不僅在全球經濟治理、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等領域有著共同利益和動力，而且在應對氣候變化、阻遏全球性疫情的暴發和流行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也有著密切合作的廣闊空間和迫切性。
最後，中國迅速控制疫情，特別是為戰勝疫情所表現出的勇氣、自律和犧牲精神，使澳大利亞不少人認識到遏制中國和平崛起不可行。筆者這段時間切身感覺到，一些澳大利亞朋友在疫情初期對中國表示同情或有禮貌成分，但現在更多的是出於尊重和敬意。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所言，中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新興國家崛起，而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的強國的復興，其內在動力非外部力量所能阻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布倫丹·泰勒近日在《國際事務》學刊上發表論文強調，澳大利亞的切身利益導致其不可能過於“冒犯中國”，也不可能對“印太戰略”保持長久熱情，而只能採取務實的外交政策，在中美兩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策略。
危機不是好事，但它往往能引發人們對過去習以為常、唾手可得的利益進行反思。當然，相當一些澳大利亞媒體和情報部門的“反思”，還僅停留在諸如希望中國不要頒佈口罩出口禁令等膚淺層面上。這樣反思則無益於兩國戰疫的深度合作，無益於兩國關係在疫情過後的恢復和健康發展。▲（作者是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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