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
法國首都，巴黎，五區的某公共停車場內。
“我叫瑪利亞，今年72歲了。自從2018年被房東趕出來，我就一直住在巴黎五區的公共停車場裡。”
這位年邁的法國老太太哆哆嗦嗦的從口袋裡掏出她的早餐：半個幹得掉渣的法棍，由於沒有水，她只能拼命用早光禿禿的牙花子去磨，時間長了，竟然在麵包上留下血跡。
“我以前從來沒有生過病，但我知道如果這次我得了這個新冠病毒，根本熬不過去。但或許這是最好的解脫。”說這話的時候，她毫無生氣的臉上絲毫沒有流露出對這個世界的留戀。
總好心人會施捨給他們一點兒錢，有的人會把食物分給他們，但更多的人是把他們從照片中p掉。然而如今當新冠病毒爆發，所有人都要居家隔離的時候，誰來給他們施捨呢？
但凡去過巴黎的人可能都有注意到，大街小巷總是有數不清的流浪漢，他們有的人帶著狗，有的人帶著孩子，在公園或者公共場所的門口乞討。2018年，據官方不完全統計，法國有超過20萬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這個數字如今可能已經翻了翻。
3月13日的統計中，巴黎地區有15個無家可歸人士被感染了新冠病毒。至今這個數字為何，無知人，也無人問。
總有人會問：“這些人不是有手有腳麼？為什麼不能自食其力？”
答：不是他們不努力，而是沒有了機會努力。
在法國，在歐洲城市裡大馬路上混跡的人，都曾經或多或少有過工作，有的人甚至還是體面的工作，然而他們的工作機會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而喪失。即便是他們有的人混到了退休年齡，可是手裡拿到的幾百歐完全不能允許他們在巴黎這樣昂貴的城市裡生存。
到底是誰之過？
法國在2002年出臺35小時工作制度，讓每個人每週工作4-4,5天，本來是希望可以就此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減少社會的失業率，然而卻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導致更多的企業逃離法國。
為了可以解決公共開支問題，政府開啟了加稅模式，從富人稅、遺產稅，到汽油和柴油稅，最終導致人們穿上廉價的黃馬甲，走向街頭，形成了浩浩蕩蕩的黃馬甲運動。
再到退休改革，退休年齡一推再推，退休福利卻一減再減。
法國，作為歐盟的法德核心之一，卻像一顆失速的彗星一樣，飛向未知的宇宙深處。
然而這些問題卻並不是法國特有的，從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無一逃脫同樣的社會問題所帶來的窘境。
引子二
法國，里昂，老城的救助站。
“我叫薩哈，我來自敘利亞，今年12歲。我15年跟隨媽媽來到法國，一直在等待避難簽證。”
小姑娘一身破舊不堪的衣服，本該上學的年紀，卻至今還在為自己的身份到處奔波，因為不懂法語，她只能去一些有阿拉伯語翻譯的救助站，白天就隨著其他大人到處找吃的，晚上就躲在救助站裡過夜。
問她爸爸媽媽在哪裡，她只是呆滯的看著別人，眼睛絲毫沒有淚水，只有空洞的眼神。
救助站的一個小夥子跑出來，對著排隊的人說：“非常抱歉，從今天開始大家可能不能進入救助站裡面了。我們沒有任何防護措施，我們也害怕傳染，我們也為人父母，我們也害怕。對不起，可能這段時間大家不能再回來了。”
這一噩耗宣佈之後，卻沒有引起排隊人的憤怒，他們只是呆呆的看著這個小夥子。似乎沒有聽懂他在說什麼。第一個緩過神來的是一個挺著大肚子的孕婦，她近乎於踉蹌的走到前面，“我下週可能就要生了，我的孩子怎麼辦？請你一定幫幫我，看在真主的份上幫幫我。”
這個小夥子面色凝重，他不是不知道這個區域的難民的情況，但是他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疫情當前，救助站沒有任何的防護措施，現在全國要關閉公共場所，很多救助站亦或是削減了人手，亦或是直接關門。
你可知，這意味著什麼？
這些沒有身份的難民早就沒有體面，他們如今失去的可能是他們最後生的希望。他們或因寒冷、因飢餓、因病毒死去，只不過無知人無人曉。
像薩哈一樣的未成年難民在法國有數十萬，在歐洲有上百萬。而這些年積聚在歐盟內部的難民到底有多少？沒有人知道。
他們有的人是從北非、從撒哈拉以南地方偷渡來的，有的是從敘利亞、阿富汗戰區來的，他們大多數人沒有護照，沒有身份證明，把最後的錢給了幫助他們偷渡的蛇頭，他們曾經天真的以為到達歐洲就有飯吃，有覺睡。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更漫長的痛苦之旅。
對於歐盟各國，對於西方世界而言，新冠疫情可謂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考。頃刻間，就把長期積聚的社會問題一一曝露在了公共視野之下。
就在歐盟內部各國還在爭搶為數不多的防護用品的時候，就在奧地利、波蘭、斯洛伐克相繼獨斷的關閉邊境的時候，就在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下令一定要嚴防死守歐盟的外部邊界，不讓一個難民再穿過的時候。有多少遠離家鄉抱著生的幻想的人，在求生的路上，在希臘北部的高原地區凍死，有多少人又在偷渡的船裡被活活悶死？
從2015年到現在整整過去了5年，歐盟各個國家還在為誰該安置多少難民爭吵不休。這些難民成了政治皮球，被踢過來，又被踢過去。曾經去過法國北部加萊的人知道，在那裡，你看到的是叢林，是對生最原始的追求。
曾經願意主動承擔起西方世界責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如今也默不作聲。對於爛攤子，歐盟內部達成的共識就是：用花錢的方式外包給土耳其、讓北非國家（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去解決，只不過這種用金錢包裹的“外包式外交”根本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一旦錢不夠了，沒有人願意再幹這種辛苦活。面對新冠病毒，這些人怎麼辦？有人還能想起他們麼？
小結
流浪漢和難民問題看似都是社會邊緣問題，卻深深的折射出歐洲社會當下進退兩難的窘迫：一面是崇尚的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價值觀；一面是政治以及社會所無法兌現的諾言。
新冠病毒就像是一隻無情的手，把掩蓋社會問題的遮羞布無情的扯開，讓這一切用最赤裸而殘酷的方式昭示給眾人。
最諷刺的是，或許就像左拉所言，邊緣人想要喚醒他人，自我拯救的唯一方式竟然只有：悲慘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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