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像強烈的風高踞於他們之上，與大鷹為伍，與雪為伍，與太陽為伍：強烈的風就是如此活著。”——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時下流行的一套理論是“如果躲得過猛烈的歡喜，自然不會有巨大的悲傷來襲”，如此看來，人們已經為了避免承受悲傷而自覺地規避著於他而言的強烈快樂，他們自詡信奉的是一種平靜的生活，聲稱心靈的平靜好過種種戲劇性的“一場歡喜忽悲辛”。
這種選擇雖無可指責，但終究掩不住一絲退而求其次的無奈與自嘲，似乎過著一種委曲求全的保底生活。他們也明白：與重大的悲傷一同流逝的還有那些真正的快樂泉源。
而勇敢的人哪怕僅憑一腔愚勇，他也照樣孜孜不倦。當對於心中真正熱望之物的渴求超越對於未來可能出現的“空歡喜”的恐懼時，人們再也不會由於畏葸和後怕而逃遁到那名為平靜實為空虛的避難所去。
在清代小說家吳敬梓的筆下，有一位因熱衷仕途差點喜極而瘋的著名人物形象，他就是范進。作為諷刺名篇的故事主角，范進果然僅有諷刺價值嗎？
當我們拋開當時社會科舉制度與世俗偏見不談，迴歸到個體時，會發現——當代無人能嘲笑范進，當代人應為之正名。
天下無場外舉子
如《鏡花緣》所言：“蓋未進場，如何言中；就如人事未盡，如何言得天命。”
自然的法則就是：做這件事，你就能獲得這種能力；誰不做這件事，誰就缺乏這種能力。范進深知其間道理，他在岳父胡屠戶的嚴厲粗暴的精神打壓下，雖然沒有膽量當面反駁，但也做到了不卑不亢，並且勇於在自己心中為自己辯護和鼓氣：“宗師說我火候已到，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
自古無場外舉人，范進不願做那莫須有的“場外舉人”。范進身體力行地告訴我們“不甘心”並不是一種錯誤的感情，錯誤的是帶著一份‘不甘心’安然度過幾十年。
他正視自己的“不甘心”顯然是為了餘生過得甘心樂意。他了然，如果不親臨考場，如果不親手寫下自己的那一份答卷；徒然立於場外，那無論自己如何自誇或自卑，舉目四望皆是“躊躇不前”的魔障。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之所以無法嘲笑范進，反而感到羞赧是因為他敢於“進去”、勇於“到達”。這種勇敢的“進入”精神正是生命最可貴的部分。
多少人對於自己的生活採取旁觀的態度，對心愛的理想、興趣、人事保持觀望，內心上演無數戲碼而沒有與心之所愛產生一絲一毫的聯繫。他們對自己真正向往的生活如此敷衍應付，終於淪為自己生命的局外人、門外漢了。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是那個明知做不到還要去做的人嗎？”此話出處為《論語》，這是當時社會中普通人對於孔子的評價。
范進難道不明瞭自己的貧窮、年老、希望渺茫，他難道沒有遭遇夠他人的蔑視嘲笑、施捨踐踏？他通通了然於胸，並且選擇獨自承受而不發作、不抱怨、不氣餒，這是為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而做出的代價，他是清醒自知的。
作為一個“爛忠厚沒用的人”卻得到一個“歡喜得差點瘋掉”的喜劇收尾，正是因為范進堅定不移、鍥而不捨地走一條自己喜歡的但困難的道路。
話說到底，到底是為了達到熱愛的彼岸而越過重重荊棘的生活困難還是一蹴而就過最眼前最不費力的生活困難？大概是前者的困難以希望為主題，而後者則以庸常為基調。可以肯定的是，後者一定過早地懷疑起生命的意義來，一定過早地感嘆唏噓於自己的虛度。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實際上也是做於己而言最關鍵和要緊的必做之事。為什麼這樣的選擇令人惻然？並不是什麼悲壯的緣故，實際上是由於做出這樣的決定的人實在行走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上，諸多他人提供的康莊大道或安穩之路都沒能真正打動他的心；他沒有違背自己的心聲，也就是說，他沒有與他的生命背道而馳，他永遠不會為他的一生感到那種由於猶疑不定帶來的心痛。
對照之下，那些不遵循自己內心的人，之所以時常感到人生是徹骨的寒冷，也是由於他們對自己的背叛罷了。
我與我周旋久
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關係是哪一段？答案是：與自己的關係。
他人口中的范進是“現世貨”、“爛忠厚沒用的人”、“尖嘴猴腮”，也是被宗師肯定為“火候已到”的人，那麼范進自己呢？
他相信自己可能是一顆蒙塵之珠，他與自己的心進行著曠日持久的真誠對話。“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是一場心靈跋涉的守衛戰，守衛的是自我和自我的追求。
而愈挫愈勇是范進與自我周旋的一場凱旋，他發自肺腑地認可了自己的“火候”，他明瞭自己確實稱得上“火候已到”，因此他啟程出發，用行動驗證自己的勝利，將僅屬於自己的虛幻的勝利轉化為現實的眾所周知的勝利。
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范進心中的恥辱和窩囊，信心和希望，平凡和瘋狂，短暫的退縮和長久的煎熬等等各種悲喜交加之所以如此打動人心，乃是由於他選擇做自己而不是僅僅做生命的附庸，敢於與自我周旋者都是生命的勇士，更是生命的真正參與者。
勤於與自己打交道，迴歸內心真實。這個並不完美的自我也許擁有一千個壞毛病，但我也熟悉這個自我的一切希冀、憎惡、遺憾、渴求以及那些勇敢、善良的脈絡與路徑，每個與“我”周旋已久的“我”都不願輕易離開，根本原因是不願意由他人主導自己的人生、不願帶著陌生的假面耗費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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