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前夕，李鴻章將條約的具體內容傳至北京。北京年輕知識界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就組織了一次上書請願，史稱
“公車上書”。
《馬關條約》中“割讓臺灣”的條款是“公車上書”的主要理由，當時有臺灣學子在北京上學，他們痛心地提到，如果割讓臺灣，自己的故鄉將不復存在，自己也不想成為日本的皇民。非臺灣的學子也提到，如果此時臺灣丟失，中國的未來發展將埋下巨大的隱患。
抱著這樣的想法，一千三百多名學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書，希望清政府能夠拒絕《馬關條約》，拒約再戰，繼續抵抗。在“上清帝書”中，康有為提出了更具體的方案。他建議，清政府要調整政策，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而想要做到這一點，就一定要做出以下幾點改革。
第一，皇上下詔罪己，激勵天下共雪國恥。懲辦主張求和、割地賠款的大臣，追究在戰場上不戰而退的將領，下詔鼓勵士氣，重新開始。
第二，“遷都定天下之本”。
第三，“練兵強天下之師”。康有為等人認為，甲午戰爭之所以敗了，就是因為軍隊戰鬥力弱，不要講中國發展落後，也不要講中國沒有整體性的政治改革。這個時候一定要練兵，強天下之師，重返戰場，再打一番。
第四，“變法成天下之治”。歸納下來就是富國六法、養民四法、教民四法。“富國六法”是鈔法、鐵路、機械、輪船、開礦、鑄銀、郵政；“養民四法”是務農、勸工、惠商、恤窮；“教民四法”是普及教育，改革科舉，開設報館，設立道學。
對於“公車上書”這件事，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這一撥知識人有很強的愛國情懷，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指出，這些情懷是滯後的。
關於“練兵強天下之師”， 清帝國的決策者早在1894年10月份（黃海大戰、平壤大戰失敗以後），就已經接受外國的建議，開始按照德國的方式訓練新軍，當時的目標就是訓練10萬新軍重返戰場，和日本一決勝負。關於“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所提出的這些方法，概括起來無非是經濟改革與發展。換句話說，1895年“公車上書”中的重要提議，清政府基本上早就做過或者思考過了。
康有為等人畢竟是政治的邊緣者，政治實際運轉到何處，對於他們來說是很隔膜的。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提議與清政府的行動產生了一定的落差，“公車上書”中幾大建議的價值自然也被大大打了折扣。
甲午海戰
就清政府的決策系統而言，如果接受了“公車上書”的建議，中日不妥協，結果就是戰爭不結束。戰爭如果不結束，對當時中國的影響是利大還是弊大呢？當然是弊大，所以即便康有為等人反覆給朝廷施加壓力，希望改變一些既成事實，但最終《馬關條約》還是簽訂了，請願運動也就不了了之。
“公車上書”雖然沒有對《馬關條約》構成影響，但它觸動了中國的改革。《馬關條約》簽訂之後，開明的官僚和知識精英都覺得，中國不能像之前那樣渾渾噩噩了，必須進行整體性的改革。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維新派被推到了前臺，陳熾的《庸言》、湯震的《危言》，通過各種特殊的關係遞交給皇上；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也在這個時候送到了光緒皇帝的辦公桌上，他們都能夠開始觀察到和思考到，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有問題，中國應該找出一個新路。
於是，在《馬關條約》大局已定的時候，清帝國很快做出改變，1895年5月談判結束，簽訂協議，7月初，光緒皇帝發佈了一個重要的諭旨——
《舉人才詔》。這個諭旨要求選拔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真知灼見的人，來取代那些跟不上形勢的人。這也意味著中國在甲午之後的改革逐步開始。
胡燏棻
同年7月，兩江總督張之洞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在新軍建設、鐵路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胡燏棻也向皇帝提交了《變法自強疏》，提出籌餉、練兵、興建學校、發展近代金融體系、開採礦產資源、重建海軍等多方面建議，改變了之前中國畸形的發展道路。
對於中國而言，《馬關條約》是一個奇恥大辱，當時很多中國人都認為這件事給帝國帶來了很大的打擊。但是，中國人所接受的孔子的理論，是千古所不疑的。孔子說，“知恥而後勇”，人生也好，國家也好，失敗了不要緊，失敗之後還要爬起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馬關條約》後，中國並沒有就此被打趴，而是迅速展開了自己的維新。除此之外，更令人難以想象的是，當時的中國選擇了以敵人為榜樣。清帝國被日本打敗還不到一年，就轉身向日本學習，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留日運動。
所以，今天的我們在回望這些歷史的時候，一方面應該看到這些歷史的屈辱和挫折，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些屈辱、挫折給中國帶來的種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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