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僅有區區400萬人口，著實算是一個小國；但是，從文學的角度看，這個國家誕生了斯威夫特、葉芝、蕭伯納、喬伊斯、貝克特、希尼、班維爾、託賓等一大批傑出作家，以及薩莉·魯尼、科林·巴雷特、羅布·道爾等炙手可熱的文學新星。以如此少的人口孕育瞭如此輝煌的文學成就，足以稱得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學大國”。
從出身政壇、筆力辛辣的斯威夫特，到近年來最引人注目的薩莉·魯尼，愛爾蘭文學的風格幾經轉變，卻沿著一條清晰的脈絡承繼下來。每一位優秀的愛爾蘭作家，都受饋於這個文學傳統的滋養。
此時此刻，愛爾蘭人民正在慶祝他們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聖帕特里克節。今天，譯文君就和大家聊一聊愛爾蘭文學。文章太長，怕你們看得累了，就分兩次發吧！
1
斯威夫特
1695年，英國《版權法案》廢止，書刊檢查制度壽終正寢。一時間，新聞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699年，一個叫斯威夫特的愛爾蘭教士頻繁往來於都柏林與倫敦，卻意外捲入了輝格黨與託利黨的黨爭。憑藉一手好文筆，他深受託利黨首領器重，擔任《考察報》主編，成了託利黨頭號宣傳家兼發言人。
在英國政壇浸淫多年，斯威夫特遍覽政治人物勾心鬥角的手段。1714年，託利黨失勢，斯威夫特回到愛爾蘭，擔任聖帕特里克教堂主持牧師。1726年，斯威夫特憑自己多年的見聞寫成
《格列佛遊記》。在書中，斯威夫特極盡諷刺之能事，雜糅誇張、失真、想象、變形等多種高超的藝術手法，把17世紀英國政壇的醜惡揭露得一乾二淨，讓人民見識到了統治階級的昏庸腐朽和唯利是圖。
從血統上說，斯威夫特是英國人的後代，在愛爾蘭，像他這樣的人天生屬於統治者階層（英-愛優勢階層），擁有官職（神職）、土地和財富；但是，出生在愛爾蘭的他，始終對家鄉懷有深厚的感情，將自己的後半生投入到爭取愛爾蘭獨立與自由的鬥爭中。
當時的愛爾蘭，處在英國的蠻橫統治下，英國人把愛爾蘭當成了自己的皮夾子，任意剝削。1722年，英國國王授權商人為愛爾蘭鑄幣。商人只想著藉此事牟利，絲毫不考慮愛爾蘭人民的利益。斯威夫特毅然提筆，連續發表了七封信，為愛爾蘭人民的利益高聲吶喊。這些信有寫給平民陳述事件原委的，有怒斥無良商人的，也有反駁英國樞密院不公平的調查結果的。
深諳英國政治規則的斯威夫特，巧妙地把愛爾蘭人民的合理訴求置於尊奉英國國王的話語邏輯之下，認為愛爾蘭與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一樣，是臣服於英國國王的政治實體，而不是英國的殖民地，暗中抬高了愛爾蘭的政治地位。最終，在斯威夫特的鼓舞下，人民毫不讓步、堅持抗爭。在愛爾蘭人的決心面前，英國人破天荒地向愛爾蘭人民讓步了。
斯威夫特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無意中開創了一個愛爾蘭民族的偉大文學傳統：以文字為武器，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
Gulliver's Travels
《格列佛遊記》[英]喬納森·斯威夫特 著
孫予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
葉芝
100年後，斯威夫特開創的文學傳統被另一名愛爾蘭人繼承，他就是愛爾蘭最負盛名的詩人、192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葉芝。
葉芝出生在都柏林，童年與少年時期常常在位於愛爾蘭西部風景秀麗的斯萊戈郡的外祖母家度假。迷人的景色、質樸的鄉村生活、口口相傳的民間傳說，滋潤了葉芝的心靈。《湖島因尼斯弗裡》（The Lake Island of Innisfree）即是葉芝以斯萊戈郡為原型創作的詩作：
我要起身前去，前去因尼斯弗裡，
用樹枝和著泥土，在那裡築起小屋：
我要種九壟菜豆，養一箱蜜蜂在那裡，
在蜂鳴的林間空地獨居。
我將享有些平和，平和緩緩滴落，
從清晨的面紗滴落到蟋蟀鳴唱的地方；
那裡夜半幽幽，正午紫光灼灼，
黃昏織滿了紅雀的翅膀。
我要起身前去，因為每夜每日
我總是聽見湖水輕舐湖岸的低音；
站在馬路上，或站在灰色人行道上時，
我都在心底聽見那聲音。
很多人認為這首詩是葉芝逃離現實的表現，但是，一生奉獻於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葉芝，怎麼可能從沉重的現實中抽身出去，獨善其身？因尼斯弗裡湖島深藏於葉芝的內心，是他在夢中尋找心靈慰藉、洗滌塵世疲憊的港灣——嚮往寧靜，並不意味著逃避現實。
葉芝無法迴避的現實是：當他出生時，愛爾蘭剛剛結束了長達7年的大饑荒，約150萬人死去，約160萬人逃往美洲謀生，愛爾蘭人口銳減，經濟衰退；英國對愛爾蘭的剝削日趨嚴酷，愛爾蘭處於內憂外困的歷史低谷。
凋敝的民生深深刺痛了葉芝的心靈，在他內心埋下了民族意識的種子。1886年，21歲的葉芝結識了愛國志士約翰·歐李爾瑞，在這些畢生追求民族解放的愛國者的影響下，葉芝決心充分發掘愛爾蘭這座貯存了海量民族記憶與文化藝術結晶的寶庫。
詩集《玫瑰》中的《庫胡林與大海之戰》，源自愛爾蘭神話故事中“庫胡林故事”：庫胡林拔刀與大海為戰，即使不能戰勝大海，也絲毫不減其決心，這是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的精神寫照；以另一位凱爾特英雄烏辛為主角的《烏辛漫遊記》，則用被縛的少女象徵愛爾蘭，烏辛為了解救她戰鬥了百年之久，這無疑是愛爾蘭人民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象徵。
葉芝相信，愛爾蘭想要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走上獨立道路，就必須恢復自己獨特的文化身份。他不但寫詩，還創作了一批以愛爾蘭英雄傳說為藍本的戲劇。他還和格雷格里夫人一同建立了愛爾蘭民族劇院——阿貝劇院 ，力圖通過詩歌、戲劇來教育民眾，激起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為民族解放事業共同戰鬥。
Collected Poems of Yeats
《葉芝詩集》[英]威廉·巴特勒·葉芝 著
付浩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3
蕭伯納
阿貝劇院建成之初，葉芝希望能夠有一部重量級的作品，幫助劇院打響名聲。他邀請當時最著名的劇作家蕭伯納為阿貝劇院創作一部與愛爾蘭有關的戲劇。
蕭伯納向來被認為是英國作家，因為他用英語寫作，劇本往往以倫敦為舞臺，探討的所謂“社會問題”也具有英倫色彩。實際上，蕭伯納出生於愛爾蘭，在都柏林接受教育，20歲才隨母親遷往倫敦。縱觀蕭伯納的創作生涯，他很少觸及愛爾蘭題材。為阿貝劇院量身定製的《英國佬的另一個島》（John Bull’s Other Island），是蕭伯納僅有的反映愛爾蘭現實的劇本。
劇中人物多伊爾是一個“憤世嫉俗的直面事實者”。一方面，他看不慣自己的同胞懶惰又只會蠻幹，痛斥愛爾蘭的教會制度對人民敲骨吸髓；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自己服務的英國人對愛爾蘭懷著赤裸裸的剝削之心。他對他的英國“知己”不無嘲諷地說道：“只要愛爾蘭人在英國人面前扮演蠢貨，貶低自己和自己的祖國，讓你們（英國人）感到自己在道德方面比他強，你們這批笨蛋就肯讓他們遊手好閒，吃喝撞騙。”
劇中另一個人物基岡神父，與多伊爾形成了對照。基岡神父懷著以己渡人的高尚情懷，堅定地熱愛著愛爾蘭，鼓勵愛爾蘭人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也對愛爾蘭的現實感到痛心與憂鬱。自詡聰明的多伊爾在他眼中，是不折不扣的蠢貨，淪為英國人的同謀者，反倒來剝削自己的同胞。
多伊爾視基岡神父為無用的理想主義者，基岡神父視多伊爾為寡廉鮮恥的賣國者。很顯然，他們都深刻地清楚愛爾蘭被殖民的悲慘處境與英國殖民者的醜惡行徑，但是，他們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與行動，並且互相看不起。
就其藝術水平而言，《英國佬的另一個島》無疑是一部深刻反映現實矛盾的佳作，但是，葉芝在深思熟慮之後，卻代表阿貝劇院拒絕了這部作品——這究竟是為什麼？
對比同時期的愛爾蘭戲劇舞臺上的人物，也許就能知道答案。1899年，格雷格里夫人發表《我們的愛爾蘭劇院》，明確主張要糾正英國舞臺上一貫貶低和歪曲愛爾蘭人形象的作風；1900年，茅德·岡——順便說一句，這是葉芝一生愛而不得的女人——牽頭組建激進民族主義組織“愛爾蘭的女兒”，旨在發出愛爾蘭立場的聲音。
在這些主張的指導下，葉芝與格雷格里夫人合作的《胡立恆的凱瑟琳》塑造了新婚前夜放棄個人幸福、獻身民族運動的愛爾蘭人麥克；格雷格里夫人創作的獨幕劇《月出》塑造了一個效力於英國，卻毅然放棄重賞、掩護被通緝的愛爾蘭反叛者逃避追捕的軍人形象。這些充滿民族主義話語的象徵主義戲劇，正是阿貝劇院著力構建的愛爾蘭民族戲劇的代表。
相比之下，蕭伯納筆下的基岡神父和多伊爾，也許是現實中愛爾蘭人的典型，卻不能“代表”愛爾蘭人的正面形象，也不具備振臂一呼的感召力，無法實現民族解放運動利用文藝作品來感染人心、教育人民的目的。
說到底，否認“愛爾蘭族”而標榜“歐洲公民”身份的蕭伯納，也許更樂見於愛爾蘭人民超越民族立場，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融入到歐洲文明中去，顯然與葉芝、格雷格里夫人的主張截然相反。這注定了阿貝劇院不僅不能接受蕭伯納的作品，還要力求消除蕭伯納對愛爾蘭戲劇運動的影響。
說到底，對於愛爾蘭，尤其是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而言，活躍在倫敦文化界的蕭伯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局外人”。
Pygmalion
《賣花女》[愛爾蘭]蕭伯納 著
葛傳槼 俞亢詠 註解
上海譯文出版社
4
貝克特
此時，遠在法國巴黎，還有另一位來自愛爾蘭的“局外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貝克特。
貝克特反對葉芝，在當時的文藝界是出了名的。葉芝等人想要建立“文學上的愛爾蘭共和國”，這當然是去殖民化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如果這種主張演變為一種“許可”或“批准”，那就是在實際上破壞了文藝自由——蕭伯納的作品被阿貝劇院拒絕，不過是一個典型事例而已。
這在貝克特看來是絕對無法接受的。1934年，他在《近年愛爾蘭的詩歌》中斥責只會講述愛爾蘭神話的詩人——很顯然，葉芝名列其中；1935年（注：此時愛爾蘭南部26郡已擺脫殖民地身份，成立自由邦），他又在
《愛爾蘭自由邦的審查制度》狠批愛爾蘭官方推崇有別於歐洲的文學經典——只有在作品中表現民族主義者所界定的“愛爾蘭性”，才具備進入“愛爾蘭文學經典”聖殿的資格。他形容這種行為是“用甜菜渣餵我們的豬”。這篇被喬伊斯戲稱為《豬論》的文章惹惱了愛爾蘭人，此後半個世紀裡，愛爾蘭學界對貝克特及其作品視而不見，而貝克特也禁止自己的作品在愛爾蘭上演。1955年，都柏林派克劇院衝破阻礙上演貝克特最負盛名的《等待戈多》，也無法讓貝克特得到愛爾蘭人的承認。貝克特還在作品中公開嘲諷葉芝。他形容跛腳女郎走路“像貴族葉芝”；說停在衛生捲紙上的蝴蝶一個旋轉起飛，像是“駛向拜占庭”——這當然是指葉芝晚年的名作《航往拜占庭》；讓小說裡的人物用頭去撞凱爾特神話英雄庫胡林雕像的屁股。
貝克特與愛爾蘭的宿怨延續半個世紀之後，愛爾蘭迎來了自己真正的民族復興：1990年代，隨著北愛爾蘭問題的暫告一段落及愛爾蘭加入歐共體，國家經濟走上快車道，創造了“凱爾特虎”的經濟奇蹟。經濟實力的增長帶來強烈民族自信的同時，文化相對論、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全球化等思潮紛至沓來，衝擊著愛爾蘭固脫金湯的本質主義民族認同框架。當人們把眼光轉向民族主義之外的地方，自然而然地發現了終生致力於表現普遍意義上存在之困境的“愛爾蘭人”貝克特。
1991年，都柏林大門劇院舉辦貝克特戲劇節，貝克特的作品終於以完整的面目與愛爾蘭人民——此時他們已是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公民”——相見。他們欣賞貝克特，懷念貝克特，也試圖重新發掘貝克特身上的“愛爾蘭性”。
Proust
《論普魯斯特》[愛爾蘭]薩繆爾·貝克特 著
陳俊松 譯
湖南文藝出版社
貝克特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既標誌著愛爾蘭的“文學共和國”從愛爾蘭島開疆拓土，日趨國際化，並在21世紀取得累累碩果，也標誌著愛爾蘭文學越發關注現代人普遍意義上的生活狀態。
明天，譯文君將推送下篇：從你窮盡一生也無法讀懂的喬伊斯，到你腦海中揮之不去的薩莉·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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