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巴漂”的奮鬥幻滅之路——讀巴爾扎克《幻滅》(下)


一個“巴漂”的奮鬥幻滅之路——讀巴爾扎克《幻滅》(下)


四、呂西安留下的人生啟示

回望呂西安的人生經歷,我們思緒翻騰,感慨萬千。呂由一個充滿理想、追尋夢幻的熱血青年最後淪落為不顧一切搏取名利的野心家,其中原因相當複雜:主觀的,客觀的;個人的,社會的;時代的,社會的;必然的,偶然的。導致他走向墮落的某些原因(如貴族階級的排擠與偏見,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社會體制、法規、道德的無序與混亂等)或許有其特殊性(特定的時空性),但排除這些特殊性因素,認真反思一下他走向“幻滅”的人生軌跡,發現有許多值得今人認真思考的人生啟示。

我國青年大多都熟知作家柳青的一段名言:人生的路是漫長的,但最關鍵的卻只有幾步。以此反觀呂西安,他的人生路上也有關鍵的幾步,讓我們看看他是怎樣走過來的。

第一步:未踏入社會之前

未踏入社會之前的呂西安,和大衛一樣熱情好學、對人生充滿幻想。由於呂愛好文學,才華出眾,所以他的理想之夢可能更強烈更浪漫,尤其是在受到貴婦人賞識之後。但這時的他同時也珍惜樸實、溫馨、寧靜的家庭生活。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輝煌耀眼,充滿誘惑充滿艱險;一條安穩踏實,平平淡淡默默無聞。哪條路對青年人,尤其是對呂西安這樣的青年人誘惑更大,不言而喻。呂選擇了第一條,是對,是錯,難以評說!也許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錯誤,但這是一個可以理解可以原諒的錯誤。請看一看生活吧,面對誘惑和艱險,有哪一個青年不想搏一下呢?!

懷著美夢踏入社會的呂西安還沒踩上貴族的門檻就被拋棄了,讓他受盡屈辱,不得不迴歸社會最底層從頭做起。

第二步:在社會底層

這時候,呂西安的路應該怎麼走呢?他又來到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擺在目前的又是兩條路,即小團體的路和羅斯多的路。

小團體的代表人物大丹士告訴他,一個人要偉大就要堅守靈魂的高貴,在頑強努力中耐心等待,準備迎接各式各樣的考驗。羅斯多告訴呂個人苦鬥的艱難和絕望,告訴他新聞界裡的種種偷巧和實惠。這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和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條是漫長的,清白的,可靠的;一條是危險的,佈滿暗礁,臭溝,會玷汙他的良心的。“呂西安這時完全看不出大丹士的高尚的友誼和羅斯多的輕易的親熱有什麼不同。他的輕浮的頭腦認為新聞事業是一件對他挺適合的武器,自己很會運用,恨不得馬上拿在手裡。”於是,“他的天性使他挑了最近的,表面上最舒服的路,採用了效果迅速,立見分曉的手段”,(第233頁)從此走入新聞界。

一邊是高貴的精神,一邊是現實的利益;一邊是清白的靈魂,一邊是火熱的情慾;二者不可兼得,怎麼辦?這又是一次嚴肅的選擇,嚴肅的考驗。選擇決定人生道路,決定前途命運。我們知道呂西安選擇了後者,那麼其他人呢?和他做同樣選擇的人難道只是極少數嗎?!

第三步:失敗後

放棄清白的靈魂堅守而選擇眼前的實際享受,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那麼失敗了怎麼辦(當然成功之後也有怎麼辦的問題,這裡存而不論)?這裡又是一個十字路口。

在這一十字路口上,或者總結教訓,從自己人生態度上反思一下,從過分注重功利、注重情慾滿足的渦流裡抽身出來,到寬闊的精神天地裡呼吸一下自由空氣,調整人生的航向,走一條全新的路;當然也有人心有不甘,對自己的失敗耿耿於懷,認為自己的失敗是因為惡得還不夠,壞得不徹底,為了報復,轉而以惡對惡以黑吃黑,更徹底地出賣良心——“我是流氓我怕誰”。用中國術語說即必須更徹底地實踐“厚黑學”。

在這一次人生選擇中,呂西安選擇了後者。他奉伏脫冷為精神導師,開始了新一輪的人生征戰,曾一度躋身上流社會,最後陰謀敗露被捕,在獄中自殺身亡,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呂西安失敗了,敗得很慘很徹底。我們可以說他敗於不切實際的幻想,敗於不可遏止的虛榮心,敗於意志的薄弱,道德的沉淪,也可以說他敗於社會的複雜與黑暗,敗於人心的險惡與卑劣,更可以說他敗於二者的交互作用。對於他的慘敗,我們既感到活該又對他充滿同情。他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他痛恨社會的水渾,但由於他的存在而使社會之水更渾。

巴爾扎克寫《幻滅》,主觀意圖是清醒的,明確的,即,一是為時代畫像,用自己的一支筆“刺向報界那極為滑稽可笑的風氣”(《巴爾扎克全集》第24卷第4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同時也想為當時及以後在巴黎奮鬥(或者說掙扎)的青年人提個醒。

十九世紀初的巴黎,在資產階級革命後發展迅猛,它的財富與權力,繁華與熱鬧對外省青年具有擋不住的吸引力,他們都想到巴黎碰碰運氣,到社會漩渦中去淘一桶金。據書中人物大丹士的估計,每年從外省漂流到巴黎謀生的青年大約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形成一個特殊的群體,借用現在的話說即所謂的“巴漂族”。巴爾扎克本人其實也是“巴漂族”的一員,他深知世情的複雜與險惡,生存的艱難與不易。他既恨社會人心之汙濁,也惋惜某些青年人之容易墮落。他有太多太多的話要說。

通過呂西安的人生道路,巴爾扎克讓讀者看到了“巴黎與外省之間的種種聯繫,巴黎那種致命的吸引力,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向作者揭示出十九世紀青年的面貌”;通過呂西安的“幻滅”,作者想擊破那個時代青年人“那些最致命的幻想,即家庭對那些稍有才氣卻無堅強意志為之導向、也沒有掌握防止走入歧途的正確原則的子女所抱的幻想”。(《巴爾扎克全集》第24卷第4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在《幻滅》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初版序言裡,巴爾扎克更明確地說,塑造呂西安這一人物的目的,是想讓人們從中可以學到這樣一個道理:“要得到高貴而純潔的名聲,堅忍不拔和正直可能比才氣更為必不可少。”(同上第433頁)

呂西安走了,他所生存於其中的時代和社會也一去不返了。但“一去不返”的只是表層,而主宰那個時代和社會的人性和人的慾望還在,那個時代和社會的某些“人間喜劇”還在重演;具體到個人,呂西安的靈魂還在,他那躁動不安或者說充滿活力充滿慾望的個性還在,還在一代代的後來人身上活著。那麼,後來人能從呂西安身上反思點什麼,從而注意點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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