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原以為是中國自己的黴運，轉眼間已成一場全球大考。
原以為吹哨和透明問題很重要，轉眼間就成了不同制度、不同主義之間的對比和競爭。
都是總體戰，但中國打了一場最頑強的阻擊戰，其他國家卻跟不上，也學不成，有的是拖延戰，有的是退避戰，有的是根本不知道怎麼戰。
但COVID-19病毒大軍仍在如創世洪水般席捲全球，就在3月15日前後，一個新的“拐點”出現了，阻擊戰接近最後勝利的中國與胡亂應戰的世界不期而遇，外部世界的累計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雙雙超過中國，境外反向輸入病例對中國的壓力陡增！
這個“拐點”正式宣告了新階段的到來：疫情面前，各國平等，“大流行”的醫學規律只有一個，應對疫情的政治模式卻各有不同。
中國客觀上率先完成了一個示範——如何通過本國政治模式扭轉曲線走向（turning the curve），從現在開始，則進入了全球如何通過不同政治模式扭轉曲線走向的新階段。本輪疫情如何結束，總體代價付出多少，全看“全球抗疫總體戰”如何打，各國政治模式如何聯動。
疫情發展曲線的前半段，主要是病毒驅動，曲線也基本上是“醫學曲線”，各國都差不太多；但後半段的三個指標——峰值高度、拐點時間、下降速度——則事在人為，基本上是一條“政治曲線”。
新階段的問題就是：各國的“政治曲線”如何形成？由各國“政治曲線”疊加而成的全球“政治曲線”如何形成？能不能走出一條類似於中國通過阻擊戰打出來的峰值低、拐點早、下降快的曲線？如果不能，那麼會是一條什麼樣的曲線？代價會有多大？結局會有多壞？
“政治曲線”的決定因素
全球大考是從2月底開始的，如果將1月23日武漢封城視為中國阻擊戰正式打響，那麼中國之外的全球抗疫在時間上比中國晚了至少一個月。
假設一個極端情況：世界各國都可以採取與中國類似的應對措施，都可以打一場類似的阻擊戰，那麼從理論上講，利用提前預警的這一個月，各國的疫情發展曲線至少都應該比中國“全國非湖北”的曲線更好，即如圖2所示，新增確診在達到1000之前即開始連續下降，並在一個月之內進入個位數區間，然後是連續多日零新增。
但現實是：只有“大中華圈”的少數國家和地區表現出來這個規律，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這一個月的預警時間裡，不僅沒有向中國的“全國非湖北”曲線靠近，甚至朝著比中國武漢曲線還要惡化的方向迅跑。
就目前的公開信息，截至到當地時間3月15日18時，意大利全國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總人數為24747例，較3月14日18時新增3590例，新增368例死亡病例，病亡率也升高到了驚人的7.3%。
意大利的信息是公開的和當前的，有沒有信息並未完全公開的國家和地區實際情況比意大利還要嚴重？不好說；有沒有現在情況似乎不太嚴重的國家和地區但一兩週後情況比意大利還要嚴重，也不好說。總之，到目前為止可以確定的實際情況就是：在中國以外，不僅沒有出現普遍接近中國“全國非湖北”的情況，恰恰相反，即使封了城甚至封了國，也照樣出現了比武漢疫情還要嚴重的情況。
這也就意味著，全球疫情發展的“醫學曲線”很可能會比中國更嚴重，但全球抗疫大戰的“政治曲線”卻很可能要比中國總體戰、阻擊戰的效果差得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中國在獨自面對疫情、沒有任何參照的情況下，就打贏了一場抗疫總體戰、阻擊戰，走出了一條完整的“政治曲線”；而大多數國家後天學習比照著中國的樣子做也做不成？中國早早給出了自己的“全國非湖北”這條成功路徑也不沿著它走？
為什麼明明意大利和伊朗等國的疫情發展都已經昭示出各國疫情超出武漢疫情這個現實前景，而英國、德國和瑞典等國還在計劃實行拖延戰、退避戰的戰法，坐等本國成為下一個意大利？
以“群體免疫”論一夜成名的“英德模式”，含義是讓60％以上數以億計的人口先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勇敢地迎接病毒感染，再以“自然免疫”的方式阻斷瘟疫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不要說這在科學上是否成立，即使這條途徑有可能走通，但意大利高達7.3%病亡率的實例已經擺在面前，整個歐洲準備接受相當於世界大戰規模的人口損失嗎？
到底是什麼因素在左右著各國“政治曲線”的形成？人命關天的重大時刻，到底是什麼力量推動著各國排隊成為下一個意大利，而不是排隊成為中國的“全國非湖北”？
自從出現了鮮明的中外對比之後，輿論場上就有了各種政治化的解釋。如西方政府只承擔有限責任，中國政府接近於無限責任；西方是體制不對結果負責，中國是體制對結果負全責；西方默認公民社會自行解決問題，中國默認政府應該管好所有事情……等等。看起來很像是兩個“平行世界”裡被兩種制度原則所決定的兩套東西。
但是，現實的複雜性顯然超出了這種工整對稱的形而上學解釋框架。
再做個極端的假設，試想中國和西方對調一下政府，讓英國或德國政府到中國來在中國人民當中推行他們的“群體免疫”策略，讓中國政府到歐洲去指揮歐洲人民打一場總體戰、阻擊戰，情況又會怎麼樣呢？不難想象，不僅是得不到各自所要的結果，兩邊的“假政府”還都會提前倒臺。
世衛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艾爾沃德在中國進行了為期九天的考察調研之後很感慨地說，考察組“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展現出高度的應對疫情的熱情、決心和責任感。”“與我們交談的每個人都有一種動員起來的感覺，好像在跟病毒進行一場戰爭。”不用說，具有這樣高水平集體行動能力的人民，歐洲是沒有的。
所以，真正決定各國疫情發展“政治曲線”走向的，不僅是政府，還有人民，還有政府和人民的上下一致、萬眾一心。艾爾沃德說：“在進行疫情應對時，他們必須管理大量數據和大量的接觸者。他們正在試圖查找每一個病例，並在廣闊的地區追蹤7萬個病例的每一個接觸者，而且要知道他們在哪裡，跟蹤他們，並管理所有這些數據。”這種名副其實的“人民戰爭”，大數據高科技時代的人民戰爭，歐洲也打不了。
所以，單純的政治制度或意識形態解釋不能成立，決定“政治曲線”的真實因素深深植根在文明的土壤中，取決於那些同時決定了政府和人民各自特性的文明特性。
文明因素的凸顯
這不是小題大做，從歷史上看，瘟疫大流行自古以來就是文明問題的一部分。
回溯歷史，人類認識微生物並學會採取科學的防禦措施，不過是近兩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人類社會與瘟疫之間無休止的戰爭，正如漢斯•辛瑟爾博士在他的一本著作《老鼠、蝨子和歷史》中所描寫的，“瘟疫可謂所向披靡，它們橫掃整個世界，就如同乾柴遇到烈火一般，只要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就有它們的身影。在陸地上，它們跟隨著貿易通道四處傳播；在海上，它們通過船隻到處擴散。只有在火焰自行熄滅的時候，它們蔓延的速度才會放慢。”
烈火燎原，那些弱小孤立的文明，很多都在一場瘟疫之後就滅絕了，連隻言片語的記錄都沒留下；即使沒有滅絕，人口損失大半之後文明就此步入衰落。斐濟群島約15萬人口被一場麻疹消滅了4萬人，這不過是1875年一個近在眼前的事。
但故事還有另一面，悠久文明歷經千百年滄海桑田延續至今，則必定是與瘟疫進行了千百次生死博弈之後的勝出者，非如此不會有今天。所以，當下的世界本不必對於這場2020年突發瘟疫大驚小怪，在歷史老人眼中，每個現存文明歷史上都曾身經百戰，無論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還是紅種人，都幹過到處傳播瘟疫的事，也都遭受過無妄之災，沒有誰是唯一禍根，也沒有誰歷史上一直清白。
掃蕩了歐洲的黑死病，是蒙古騎兵帶來的；毀滅了美洲原住民的天花和肺結核，是白人殖民者帶來的。18世紀末黃熱病的疫源地也許是西非，卻是奴隸貿易造成的；20世紀初舊金山和檀香山鼠疫大流行，當地華人成了被攻擊的對象，但歷史上最早的鼠疫流行記載卻是在希臘。
今日世界與古代世界之不同，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科學的全面介入，COVID-19雖然是一場覆蓋了大半個世界的瘟疫，但所有國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種醫學知識來應對疫情，接受同一個衛生機構WHO的專家意見，這是前現代歷史中不曾有過的事。
但也僅此而已，除了科學的部分，各個國家應對瘟疫的總體行為表現，背後還是各自所屬文明的影子。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稱“群體免疫”策略是“遵循科學”，具體的做法其實是什麼都不做，讓英國社會按自古以來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邏輯延續自身。而中國的總體戰、阻擊戰名正言順依照“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原則進行，具體做法是不惜投入巨大的資源進行人為干預，強行阻斷病毒的流行病學自然發展。
雖然都宣稱自己的應對策略才是符合現代科學原理的，但實際上兩者的具體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各自前現代、前科學時代的文明傳統。
正如本人的新書《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中所揭示的，中華文明最大的獨特性在於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長達數千年連續不斷的定居。因為連續不斷的定居，這個文明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護家園並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遊居文明那樣在連續不斷的遷徙中鵲巢鳩佔他人土地，劫掠搶奪他人財富。所以，這個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夠發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體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過高水平的集體行動團結一致抵禦外來威脅的能力，包括抵禦外敵入侵和對抗瘟疫流行。
換言之，這一次中國以總體戰、阻擊戰的應對方式抗擊疫情，雖然發生在公元21世紀，卻也體現了5000年中華文明本身的一種天然反應，源自於悠久定居文明守護家園保存人口的深層本能。
根據鄧拓在其著作《中國救荒史》中的統計，自殷商到民國的三千多年曆史上，中國有記錄的大規模瘟疫就多達261次。而在抗疫時期，地方官會將醫治疾病作為行政的第一要務，早在東漢時期史書上就有朝廷“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的記載，此後歷代史書上在記載某地大疫之後，也可見“使郡縣及營屬部司，普加履行，給以醫藥”、“遣醫施藥”等記載。比較起來，這種頻繁的官民共同抗疫在其他文明中是沒有的。
還有中華文明中獨有的中醫中藥傳統，由扁鵲、華佗、張仲景、葛洪、皇甫謐、孫思邈、李時珍等名醫構成的人才傳統，由《康濟錄》、《荒政輯要》、《籌濟編》、《保生餘錄》、《袖珍方》、《普濟方》和《救荒本草》等名著構成的學術傳統，其他文明也都難以與之相比。
只有這樣來看，才會明白為什麼這一次中國政府在確定了疫情的嚴重程度之後，便幾乎是出於本能地啟動了全民共同抗疫的總體戰、阻擊戰，全國人民也幾乎是出於本能地進入了各自的角色分工開展抗疫。這種近於“天然”的反應，不需要拿美國或其他國家作參照，不需要與英國德國等國另類“科學”應對方式作比較，甚至不需要學習和演練。在外人眼裡，中國看起來天生就會。
這就是文明的獨特性，到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這個非常時期，就凸顯了出來。截止到目前中國通過抗擊疫情總體戰、阻擊戰而形成的那一條獨特的“政治曲線”，背後正是獨特文明的因素在起作用。
看到這一點，才能真正明白為什麼抗擊疫情全球大考中國必勝，實際上隨著中國疫情發展“政治曲線”的觸底，中國已經率先勝出。
註釋：
Mundell's impossible triangle：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流動自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一個國家只能擁有其中兩項，而不能同時擁有三項。
同理，現在出現了一個COVID-19 impossible triangle：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人員流動自由，抗疫政策的獨立性和疫情發展的穩定性。一個國家只能擁有其中兩項，而不能同時擁有三項。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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