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徵稅我抗議、獨裁我反抗、還要限制信仰?那我只能造反了

一個集體產生內部矛盾導致了最後的分裂,無非是在過程中矛盾雙方的互不相讓和互不溝通造成的,當然不溝通和不相讓的原因多種多樣,但總的來說想當然的自以為是才是根本原因。

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是錯的還非要去做不可,犯錯的人總認為自己是對的,並且一定要堅持到底,這就是所謂的“不見棺材不掉淚,不撞南牆不回頭”。

1774年,隨著大英帝國五項“不可容忍法案”的頒佈,殖民地人民的怒火已經到了暴怒的邊緣。但在此時,大英帝國又頒佈了《魁北克法案》,以保護天主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為名擴展了魁北克殖民地的領土面積,這就使得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民眾再也無法忍受了。

我們知道,當初清教徒就是因為在英國本土遭受宗教迫害才來到北美的,他們在骨子裡對宗教迫害問題有著本能的恐懼,如今帝國政府以保護天主教為名來擴大魁北克的面積,就不能不讓他們擔心大英帝國準備插手殖民地的信仰問題,對於政治和經濟上的壓迫他們也許還能忍受,但對於信仰上的問題則是肯定不能忍受的。

因為在“不可容忍法案”中已經規定取消了殖民地的自治權,總督可以隨時解散各殖民地議會,所以再通過議會來解決問題已經變得不可行。當6月封鎖波士頓的法案正式生效的時候,依靠走私而異常繁榮的當時北美第一大城立即癱瘓了,因為波士頓的居民大多數從事商業或者手工業,對外貿易的斷絕使得碼頭與街道擠滿了失去生計的人,但是雖然被貧困和飢餓不斷消耗著意志,波士頓的民眾卻並沒有屈服,而是號召十三殖民地將抵制運動進行到底。

美國:徵稅我抗議、獨裁我反抗、還要限制信仰?那我只能造反了

波士頓民眾集會抵抗英帝國的封鎖

當一個群體被逼到極致的時候,他們就會爆發出不可遏制的力量,況且波士頓的民眾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針對大英帝國不斷通過殖民地的各項限制政策,其他的殖民地也坐不住了,陸續發出了響應波士頓的聲明:賓夕法尼亞的費城舉行群眾集會、商店歇業、教堂的鐘聲徹夜響個不停;紐約的“自由之子”號召民眾捐贈物資,支持波士頓的被封鎖的民眾。

但是,不管封鎖還是支持,整個北美殖民地該走向何處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參加費城集會的民眾號召北美所有殖民地召開會議,建立一個統一的殖民地機構來解決問題。於是北美十三殖民地繞開被解散的各殖民地議會,在弗吉尼亞通訊委員會的建議下前往費城自行組織代表大會商討當前北美的局勢。

1774年9月5日,來自12個殖民地(佐治亞缺席)的代表56人在賓夕法尼亞殖民地的首府費城召開了北美第一次大陸會議。這些代表由各殖民地議會選舉,共同商討對策應付來自母國的威脅,面對大英帝國咄咄逼人的氣勢,各個殖民地獨自為戰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度過眼前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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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殖民地第一次大陸會議

但當這些代表坐到一起的時候,他們之間並沒有立即開始商討國家大事,而是各懷心事的互相打探信息,表面上看來是歡聚一堂,實際上充滿了好奇和猜忌。

其實在參加會議的56個代表之間有許多人並不認識,有的僅僅是聽說過對方而已,還有的甚至連聽都沒有聽說過。作為互不統屬的各個殖民地,他們之間的關係僅僅是準備聯合起來應對來自母國的危機而已。根據歷史經驗,這種簡單的聯合往往是不牢固的,隨時都有可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瓦解,甚至造成內鬥自己打起來也未可知。

這個道理不是我隨便說的,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有太多的例子,比如十八路諸侯討董卓、十八國反王加六十四路煙塵四明山圍剿楊廣,最後都是以失敗告終的;而在歐洲的歷史上分分合合的聯盟或反聯盟更是太多,不久前的“七年戰爭”就是如此,本來屬於法奧聯盟的俄羅斯,在彼得三世繼位後馬上宣佈退出法奧聯盟加入自己的偶像普魯斯腓特烈大帝的一方,最後導致大佔優勢的法奧聯盟失敗,法國因此失去了北美的所有殖民地,間接導致了失去共同敵人法國的大英帝國和北美殖民地的反目為仇。

美國:徵稅我抗議、獨裁我反抗、還要限制信仰?那我只能造反了

“七年戰爭”後期的俄羅斯沙皇,因瘋狂崇拜普魯斯腓特烈大帝而背叛法奧聯盟投入到英普聯盟當中

所以歷史就是這麼讓人不可理解,也是這麼讓人充滿興趣。

而大英帝國擺出強硬的姿態通過“不可容忍法案”也是基於這樣的判斷,他們認為這些所謂的代表是由“一些非法的群眾團體”所選舉出來的,因此根本不能代表殖民地的民意,只是一次各殖民地面對危機的商討行為。而且在帝國議會中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應對殖民地的危機也曾產生過激烈的爭論,保守派主要從經濟方面考慮,當時英國的對外貿易中美洲市場最高達60%,因此認為對北美採取強硬措施會導致大英帝國與北美的貿易停滯,從而產生大量的經濟損失,這對經濟已經嚴重危機的帝國來說無疑雪上加霜,最終可能導致帝國走向破產的邊緣。

但這部分人在議會中佔數較少,形不成派別優勢,倒是在民間有相當一部分人向國王及議會遞交了請願書,要求對北美採取緩和措施,這些人主要是對殖民地有貿易往來的商人以及相關利益人,主要考慮商業貿易方面的問題,而忽略了政治問題,因此他們的反對幾乎沒起到任何作用。

強硬派則認為北美人民已經完全背叛了帝國,他們對帝國的寬容和友好視而不見,但卻以自由的名義反抗帝國的統治,就好比釘在母體上的蝨子,不斷的從母體吸血卻不付出任何義務。並且強硬派以國王喬治三世和首相諾斯勳爵為代表,諾斯勳爵在議會發言時說道:“波士頓人認為我們是兩個國家,現在的問題不是討論立法和徵稅的之間的區別,而是我們在那裡還有沒有權威.........,我們人民的財產遭到破壞,我們的官員被驅逐,而我們卻毫無辦法......。”在國王和首相的影響下,在議會中持有強硬態度的人自然佔有優勢,通過一些列“不可容忍法案”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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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的英國議會場景

至於強硬的態度所引起的後果,議會似乎也認真的考慮過,但卻並沒有當回事。在他們看來,帝國的“不可容忍法案”主要是針對麻塞諸塞這個反抗的中心,對其它的殖民地只是起到一個敲打的作用,因此麻塞諸塞的結果無非有兩種:一是屈服,屈服於帝國的強硬而重新回到帝國的懷抱,在痛哭流涕的承認錯誤後請求原諒;二是被孤立,受到麻塞諸塞牽連的其它十二個殖民地為了自身的利益完全孤立了麻塞諸塞。但不管是哪一種結果,都會使帝國恢復在麻塞諸塞的權威,其它殖民地的反抗也將隨之煙消雲散。

當然也有議員提出如果殖民地聯合起來支援麻塞諸塞又該如何?對於這點首相諾斯勳爵很自信的回答說如果這樣那我們只需要動用四五條戰艦就可以解決問題。在帝國的首相看來,殖民地民眾的抗議無非是小打小鬧,如果他們真的舉起叛旗也擋不住大英帝國皇家軍隊的雷霆一擊,因此在殖民地明確的表示聯合起來反對帝國的時候,諾斯勳爵連軍隊動員都沒有做,只是下令駐波士頓的英軍司令做好鎮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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