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老講中國沒有宗教，實則是他們已經帶著宗教的有色眼鏡來看了。在他們的觀念裡宗教就是一定要去拜哪個神，就像他們跟耶穌那樣。
但是在中國，有人喜歡孔子，有人喜歡老子，有人喜歡釋迦牟尼。雖然嘴仗打得熱鬧，也彼此攻訐了幾千年，然而有意思的是從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
於是，他們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要麼歸於“神創”，要麼歸於“沒有”，這個“中國沒有宗教”的結論就是這麼來的。
中國人對“天”的敬畏感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儒佛道都在講“天人合一”，要敬天，三家都是一樣的。
道家“道法自然”自不必說，我們不可能在夏天穿上棉襖，在冬天穿上短褲出門；什麼季節種什麼，反季節的東西多少會有問題；春暖暖，秋凍凍……這些都是最顯而易見的“天人合一”。
所謂“抬頭三尺有神明”，東漢的楊震曾做荊州刺史，後來調任為東萊太守。去東萊上任要路過冒邑，該縣縣令王密是楊震在荊州刺吏任上薦舉的官員，既有此淵源王密就帶上金子藉著夜色悄悄去拜訪楊震。
只不過楊震拒收了，說：“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果然不知楊震，便說：“幕夜無知者。”楊震接著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說無知？”
脫胎於孟子“心之四端”的“致良知”
真正能監督自己的只能是自己的良知。
這個“良知”包含在王陽明的“致良知”內。心學的“致良知”有著對自己和事理兩部分:
“自己”部分就是直覺、靈性，純精神脫離物質，無形無相，而意識則是精神黏連物質的狀態，而“做自己”，就是能夠擺脫物質的糾纏率性而為，此後再生顧慮也就自縛其中了；
“事理”部分則是一眼能看穿結局，“因果同時”是肯定的，只是一般情況下人會被環境迷惑而看不到結果或者自己騙自己不是某種結局，這就是種非力挽狂瀾者不能有的能力了。
曾見到有人發問，一個狹長的衚衕裡半夜三更有女子呼救，後面有人追趕，正好碰上救是不救。
此處“致良知”的內外兩條正好全部用上，直覺一定是救，那事理呢，看得透嗎？怎麼確定不是下套？
不入坑，也是一種對自己的拯救。
心理學上說，一個人想自殺是攔不住的，或者一個人只要鐵了心想做什麼事，一旦心真的橫下來就一定所向披靡。
外力終究的治標不治本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不闖紅燈不是因為這麼樣做不對，而是因為要罰款；不酒駕也不是因為這樣做危險，而是逮住要坐牢；機關辦事的只要不違反條例，怎麼怠工你都拿他沒法，犯哪條治哪條，但是他沒犯啊，又能怎樣？
西方人之所以讓人感覺臉皮太厚就是這個道理。只講“權利”、“義務”，不講責任，但凡不違法的事就大大方方去做，出了事就“上帝保佑”，只有“上帝”在監督他們，自己一點毛病沒有。
當我們碰上了不好解決的事情，孟子云：“事有不成，反求諸己。”眼睛要往裡看，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好，一切外部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說到底，外部問題只不過是內部問題的映射。故而《易*繫辭》雲：“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佛家雲：“因我禮汝。”道家莊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自己努力做好，才會有好運氣；拜佛是為了對自己起恭敬心，拜佛的實質是拜自己。
一切法門的關鍵都在喚醒自己
實際上所有聖人要表達的意思都是一樣的，所謂“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其心同，其理同”，這便是“得其一”。
佛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耶穌雲：“信我者，得永生。”這兩個“我”指的都是每個人自己。
二戰時期，美國的確給了蘇聯很大的援助，但是蘇聯大量接收到物資是在1943年，而事實上最困難的1941-1942年期間，美國是在觀望的，直到蘇聯抗下了莫斯科保衛戰。
與蘇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國，大概還沒讓人反應過來要援助些什麼就投降了。
這說明自己要先頂住壓力奮勇向前才行，運氣才會站到自己這邊來。否則明知道是個坑，誰還會把人財物主動往裡面扔呢？
常言道：“救急不救窮。”
急的是一時，窮的是長遠；急的只是雪中送炭，窮的卻是爛泥扶不上牆。
美帝看走眼的蔣委員長就是此類典型中的典型，無論給他多少錢都沒用。眼看被攆到了島上沒幾天老美居然親自出馬，委員長跟著興奮了幾天，卻沒想到大陸居然做了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抗美援朝。
朝鮮戰場上甚至很多都是剛剛俘虜的國民黨士兵，在抗日戰爭中的23場戰役以及解放戰爭中的驚悚表現，卻在志願軍處爆發了驚人的戰鬥力，這難道是上帝的旨意嗎？
肯定不是，就是自我救贖——從沒想到自己是這麼厲害的一個人。
每個人的神明都是自己，人人皆是“因地菩薩”。
尋常絕大多數能見到的求神拜佛皆是“偷心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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