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一詞常常出現於“冷戰”爆發後期直至今日的公共討論中，然而它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政治研究領域都不具備積極的名聲。英國著名政治理論家與思想史家邁克爾·弗裡登（Michael Freeden）認為，意識形態是政治概念（political concepts）以一種可持續的模式構成的複雜組合和聚集，但作為基本意義單元的政治概念的含義往往是模糊而不確定的。比如“平等”這一概念可能意指機會平等、結果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辨析，就會發現這諸種含義的平等可能是相互衝突的。
在此基礎上，弗裡登開創了一種基於現代語義學的“意識形態研究”學派。他認為政治理論學者的任務是要習慣於概念的不完美，並找到能夠分析它們的辦法，而不是為之強加一套邏輯或道德的框架來賦予其確定性。
今天，任何一個地域的災難都有可能成為他國的災難，而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管理理念及政治形態，都有可能被他國的媒體輿論所濫用或者誤用。也許，要想更好地認清我們所身處的政治世界，最好的方式是迴歸到各類意識形態背後的概念中去。
自由主義中的社會主義：
朝向社會倫理的實現
文/邁克爾·弗裡登（Michael Freedom）
譯/曾一璇
校/張新剛
節選自/《英國進步主義思想：社會改革的興起》
（《The New Liberalism：An Ideology of Reform》）
任何關於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自由主義的理解，都必須始於對英國社會主義觀念(其含義不同於歐陸的社會主義)的研究。如果社會主義指的是在制度形式上與世紀之交的自由黨相對立的學說體系的話，那麼自由主義理論的轉型就不是因為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Socialist influences)。毋寧說，社會主義是英國社會政治思想中最難以描述、最模糊不清和含義最多變的概念之一;而且，由於其無所不在，社會主義在智識層面上對自由主義構成了巨大挑戰，正如保守主義在政黨政治和議會層面上構成的挑戰那般巨大。威廉·哈科特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的那個一再引起共鳴的說法，即“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了”，集中體現了自由主義者在19世紀80年代末的新關切。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愛恨交織的複雜關係——這個問題顯然更多地涉及意識形態而非政治活動——迫使自由主義思想家對基本問題做出澄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自由主義重新意識到自身的能力和潛力。
與如今的許多評論者不同，那個時代的重要社會理論家意識到了社會主義的各種形式。他們認識到，大體說來，我們必須在兩個層面上對社會主義的各種主要含義進行分析性研究:社會主義必然需要根本的意識形態變革嗎?還是涉及實踐方面的調整?它主要是一個經濟術語，還是倫理術語?
作為旗幟性的自由主義刊物，週刊《演講者》於1893年寫道:“如果社會主義是指熱切關心廣大勞動者的疾苦......那麼，我們都是這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這個聲明出現於一份公開對抗組織化的 “社會主義”(organized Socialism) 的刊物，可以作為該術語的主要用法之一的典型陳述。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任何對英國內部事務的恰當研究都必須考慮到社會問題。在最簡單的層面上，任何關於社會問題的公共意識以及正視社會問題的願望都是社會主義。正如約翰·雷(John Rae)所言，那些要求立刻進行改革的人被稱為社會主義者，“僅僅是因為他們使處理社會問題成為國家事務的一部分，或者可能特別是因為他們使國家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處理社會問題。”
以這種方式來理解社會主義，意味著社會主義已經融入英國政治進程的某些既定方面。憲章運動領導人之子L.A. 阿瑟利-瓊斯(L. A. Atherley-Jones)在大約30年時間裡都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自由黨議員，
他認為，讓國家的立法和行政援助拓展到長期處於弱勢的個人，就是“英國社會主義”，或者——用可能更為恰當的術語說——就是社會改革”，而這“僅僅是拓展了對一條業已牢固確立的原則(它同時得到兩個政黨的政治家的承認和接受)的應用”。在這裡，社會主義遠非一支陌生或全新的力量，而是被等同於官方“社會主義”的對立面。自由主義者當然已經意識到，相互對立的政治群體都宣揚自己主張的“社會主義”。然而，極為重要的一點 是:像阿瑟利-瓊斯(他與勞工問題有緊密聯繫)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確切的理論，也不屬於任何黨派的術語，它的含義等同於處理社會問題的英國方式。但是，就政府嘗試與社會不平等做鬥爭而言，實際社會改革的老前輩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後來興致勃勃地宣稱 :“這當然是社會主義......每一部仁慈的立法法案——共同體通過他們履行對貧困者的責任和義務——都是社會主義，但這並不是什麼壞事。”這種接納社會主義的“通俗”方式，既旨在證明自由主義對社會問題有自然的同情，又意在從智識上貶低“社會主義” 的(Socialist)重要性。除了這種方式之外，整個問題在理論上得到了更為精緻複雜的探討。自由主義社會改革思想的主要前 提，是在這樣一個氛圍中發展起來的:它充斥著關於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社會主義與集體主義、市政社會主義(mu- nicipal socialism)與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的沒完沒了的討論。這些討論與涉及人性和社會性質的各種設想緊密相連，而這些設想引導著自由主義者尋找社會問題的種種解決方案。
對於新型自由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指的是，從倫理的、人文主義的角度來理解社會中的人，而非各種教條主義的、決定論的、烏托邦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信條。這一進路為廣泛的進步思想家所共有: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實證主義者、 觀念論者以及費邊主義者。而且，它基本上只陳述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社會主義的真理性在於認識到人是一種社會存在。自社會形成以來，就一直存在著某種社會主義。正如在“基督教社會聯盟”月刊《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的創刊號中，其信奉自由主義的編輯這樣寫道，人們在談論社會主義時並不是在倡導一個方案，而是在認可如下事實 :“我們的意思是，並不存在不具有社會價值(亦即社會意義)的私人行動。”社會主義正是以這種形式滲透到英國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意識之中的。它之所以對自由主義者和一般的進步主義者來說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它強調了前社會學時代的那個基本信念，即倫理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在自由主義者看來，這是密爾和格萊斯通(Gladstone)偉大傳統以降的自由主義遺產的核心。對“人民的境況”的令人警醒的發現，使自由主義的信念恰恰必須在公共道德似乎極度缺失的領域中得到重新肯認。
與他們的一些進步主義同仁不同，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首先與倫理領域相關，其次才與經濟領域相關。柯卡普(Kirkup)認為，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說是關於社會進化和道德進化的學說 :“進步首要在於倫理原則日益控制所有形式的自私......人的倫理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性、共同體或聯合體之原則的發展。”社會正變成一個道德實體，對社會主義的擁護被認為是由於利他情感的影響力正日趨增加。與社會改革有關的公共辯論證實了“對改善社會生活條件的渴望正日益增長;而且，它還有力地證明了如下這點 :人們贊同社會主義，更多地是由於其人道主義理想，而非通過其經濟學說的影響”。總的說來，新型自由主義者想必會贊成格拉斯哥教育家亨利·戴爾(Henry Dyer)的一個立場，即社會主義在道德和經濟上都具有重要意義，也會贊成智識革命和道德革命必須先於社會革命和工業革命。只有通過道德改革才能實現社會改革，這明顯響應了福音派。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精神問題，而非組織形式的問題。
然而，溫和的自由主義者並不熱衷於用“社會主義”來形容自由主義倫理，因為社會主義運動在政治舞臺上的出現已經賦予了該詞非常確切的內涵。一些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理解的那種進步性在目標上等同於社會主義，但在手段上是不同的。《演講者》抱怨道，只有“在異想天開的詞語誤用之中”，社會主義才會被用來表示同自由主義目標一致。像費邊主義者兼牛津大學教師西德尼·鮑爾(Sidney Ball)這樣處於自由主義左側的理論家，出於他們自身的理由鞏固了上述立場。他聲稱:社會主義贊同古典自由主義的目標，但是反對其經濟學傳統。鮑爾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批判是獨一無二的，從而既暗示自由主義並未提供這樣一種批判，反過來，也暗示傳統自由主義對個性和自由的關注不再是現代社會境況的核心要素。涉及19世紀末自由主義的這些謬誤是很常見的。然而，不少自由主義者認為:
關於目標以及何謂好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看法存在根本差異。霍布豪斯在他那個現已成為經典的自由主義闡述中，把這一點交代得足夠清楚了。他簡潔扼要地描述了自由主義者拒絕的兩種“社會主義”(Socialism):機械的(或經濟的)社會主義，以及官僚的(或政治的)社會主義。前 者在單個要素的基礎上創立了一個體系，而且以人為的觀念取代活生生的原則。後者渴望對每個人的生活組織方式進行規定，因而具有官僚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特徵。這些術語中所包含的社會主義“本質上與民主或自由毫無關係”。而民主和 自由是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或(用或許更準確的詞語來說)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的兩個必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自由黨對社會主義的闡釋，還必須澄清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關係。把這兩個概念置於要麼相互對立，要麼相互補充的位置的嘗試，在當時的文獻中俯拾皆是。這裡同樣存在大量混淆之處，因為當時個人主義是在雙重意義上被使用的(事實上今天仍然被這樣使用)。一方面，它指的是個人的發展和自我表達;另一方面，它指的是一個涉及社會行為者的自立和獨立的特定社會經濟學說，該學說有時被稱為“原子論的”社會概念。第一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更恰當地說就是個性——已經得到19世紀中期自由主義尤其是密爾的頌揚。密爾自由主義的主要原則取自W.馮·洪堡(W. von Humboldt)，它涉及人的能力的最高程度和最和諧的發展。但是，正如許多自由主義者所承認的，這個原則已經被邊沁主義傳統、政治經濟學和自由放任扭曲了。正如戴爾指出的:“我們的個人主義已經使我們喪失了個性。”因此，
許多傑出學者討論從個人主義本身向集體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轉型，並形成一種流行的思維方式，但這種做法並沒有公正對待那個使雙方的含義都變得更為豐富和完善的觀念結構。已經有大量著作論述了從原子論社會觀到有機論社會觀的轉變，認為這種轉變為現代社會政治奠定了基礎;而且，把二元對立的概念作為韋伯式的“理想型”來使用，無疑具有重要的闡釋和教導價值。但是在這個時期的論述中，這些概念經常被用來代替對某些過程的描述和分析，而這些過程本質上的複雜性卻不支持這樣的處理方式。這不僅避開了個人主義的精細之處，而且忽視了一個事實，即個人主義被視為那些更加社會導向的理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讚許的是，當時有少數理論家意識到，自由主義式的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所蘊含的內容比表面看上去更豐富。例如，霍布豪斯並不認為，連貫的自由理論會對那種認為個人主義與財產權相聯繫的社會經濟制度感到滿意。無論是土地還是一般而言的壟斷都並非如此。於是，霍布豪斯總結道 :“完全連貫的個人主義能夠與社會主義和諧共處; 而且，正是這種局部的聯盟事實上確立了後來自由黨的財政原則。”而且，如果“個人主義在解決現實問題時與社會主義原則相差無幾”，那麼，二元對立的討論方式顯然就會掩蓋二者能夠共存的可能性。同樣，個人主義者、斯賓塞的門徒格蘭特·艾倫(Grant Allen)告誡人們不要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 :“...... 只有當所有人的起點是公平的時候，真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才是可能的。”這就意味著人們能夠自由而平等地獲取共同的自然饋贈以及共同的原料儲備，而這本身是導向對個人需要的更全面理解的重要一步。艾倫聲稱，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理想的共同之處在於:強烈感受到當前制度的不正義和罪惡，憎惡不平等，以及渴望生活用品的更公正分配。即使像J. G. 羅傑斯(J. G. Rogers)這樣的老派自由主義者和非國教徒(Nonconformist)也同意，自由黨的功能是“保衛個人的權利，同時也要使之與旨在減少弊病(他們令我們引以為榮的現代文明感到震驚)的真正集體主義的行動和諧一致”。亨利·瓊斯(Henry Jones)從觀念論者的角度鞏固了上述看法，認為個人的本質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的，正如社會的本質從根本上說是個人的。的確，私人的和公共的行善意志最終是一致的(這是二者理性的產物)，而這必然導致如下結論:
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同一事實的兩面。就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區別而言，進行如下區分是有益的:把集體主義視為社會組織和一致的社會行動的方法，而用社會主義表示一個意識形態體系，即一整套闡釋並引發政治行動的觀念。當討論新型自由主義者日益提倡的政治手段時，上述做法會證明“自由主義式的集體主義”(liberal collectivism)這個詞語組合是正當的。但我們也要記住，在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期中，這個區分絕對沒有被普遍接受，而且這些術語的用法也不存在明顯的連貫性。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常常被混淆，或者被完全等同起來。
甚至連霍布豪斯也沒有完全認識到這個區別，他認為集體主義只不過是一個用來表述社會主義的更為模糊的術語罷了。然而，許多自由主義者意識到了其中的差別。倫敦郡議會(L.C.C.)上有關進步主義成就的一段評論，或許最好地說明了這個差別:“由於社會主義一詞過去的意涵關聯，英國工人並不喜歡這個詞，但他們更歡迎現代形式的集體主義，其程度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或許，正是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在新型自由主義者當中確立了集體主義的這一用法，因為費邊主義使社會主義一詞脫離了它的大部分意識形態內涵。正如韋伯所言 :“......雖然參選者或政治家強烈反對自己被稱為社會主義者......但他們仍然要求把集體主義條款加入政綱之中。”但是，根據這條研究線索，我們仍然找不到任何規律。總之，在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並沒有明顯存在有意義的對比。這兩組偽反義詞都在自由主義者那裡得到使用，而且，個人主義顯然可以與其餘兩個術語的某些特定內涵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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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為你梳理19世紀以來英國政治理論的發展
以及自由主義思想的流變帶你看“新”自由主義如何在世紀之交“拯救”英國又如何為其奠定未來▼
英國進步主義思想：社會改革的興起
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
[英]邁克爾·弗裡登著
曾一璇 譯
張新剛 校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2018年5月出版
在1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新型自由主義”是最具原創性、社會意識和影響力的英國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在本書中，邁克爾·弗裡登考察了新型自由主義出現的過程，探究了共同體、福利和國家控制等概念在政治理論中的發展，強調了生物學和進化論對自由主義思想流變的影響。
本書顛覆了關於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普遍觀點，重新解釋了許多影響了當代政治的思潮之起源。弗裡登認為，新型自由主義建立在具有進步主義和人文主義特徵的19 世紀中期自由主義的強大觀念遺產之上，但又對那份遺產進行了拓展，創造了一個社會改革和意識形態革新的規劃，為現代英國福利政治的成型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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