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志為司馬光作傳的最大動力來自時代——我們身處憂思與改革的年代。我們應當相對理性地於“實事”中，“求是”地認識司馬光和他的時代。
司馬光所處的時代存在一種可將該朝帶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
司馬光所處的時代，矛盾重重，改革聲浪高漲。如何化解矛盾，讓本朝長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念茲在茲、不敢稍有遺忘的大關懷。
我固執地相信，就在那個時代，曾經存在著一種可以把這個王朝帶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這些力量包括：尊重製度與傳統的皇帝，有擔當的知識分子官僚群，包容異見、接納批評的政治風氣與政治制度。
1043年至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動下，范仲淹、富弼主導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設為核心的改革，史稱“慶曆新政”。這是一次最為“對症下藥”的改革，它觸動的是上層的利益。按照通常說法，“慶曆新政”以改革派被趕出朝廷而宣告失敗。
但是，細讀歷史，你會發現，“慶曆新政”的結局絕不是我們理解的那種“失敗”——十多年之後，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項改革措施重新推開，只不過姿態更低，步伐更為穩健、更加有力。
改革需要決心和勇氣，也需要對現存狀態的尊重，更需要長途跋涉、長期戰鬥的耐力。司馬光是“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們不把“改革”跟“王安石變法”劃等號，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適應客觀情況的”，那麼，司馬光完全可以稱為“改革者”。
在我看來，仁宗朝也許取得了帝制時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績。“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悻，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一種並不純淨整齊的中庸的美好，背後是複雜的人性與更加複雜的利益纏鬥。
司馬光和他曾經的朋友、後來的對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寬容政治的產兒。只可惜，這種寬容經這兩個人的手走向了終結。寬容的政治培養出不寬容的政治家，最終埋葬了寬容。
皇帝保持中立，君臣間保有起碼的信任，國家才有出路
皇帝制度是我們認識那個時代的最大前提。古代至少有兩種皇帝：
- 第一，是作為國家和朝廷象徵的抽象的皇帝；
- 第二，是寶座上那個具體的人。
在整個帝制國家，抽象的象徵性的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因而是政治鬥爭中唯一可稱“公正無私”的最高仲裁人。
當然，寶座上那個具體的人能否承擔這種責任是另外一回事。儒家信奉的是君子政治、賢人治國。誰有資格判定人物賢愚，區別君子小人？說到底，只有皇帝。
宰相大臣的判定資格是不完全的。一個不避群議、以選優汰劣為己任的宰相，最有可能受到的攻擊就是“結黨營私”。唯一可以為他辯白的人只有皇帝，只是這皇帝最忌諱的恰恰是朋黨政治。
“慶曆新政”的擱淺，范仲淹、富弼的下臺皆植因於此。宰相大臣不結黨，政見可以不同，卻能共商國是，皇帝保持中立，君臣間保有起碼的信任，國家才有出路。
作為一個尊重歷史、通達古今之變的人，司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沒有一個朝代做到了長治久安。誠實的歷史觀察與大宋忠臣的美好願望始終矛盾。從實踐上看，司馬光選擇的是規勸、引導具體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角色。從擔任禮官開始，司馬光積極參與批評朝政缺失。
只不過，跟包拯的大炮轟鳴、歐陽修的敏銳高調相比，司馬光的諫議風格是溫和理性的，他總是站在皇帝的立場、說著為皇帝打算的話，他甚至能夠把皇帝尚未作出的英明決定描繪成一幕歌功頌德的話劇，最終把皇帝拉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司馬氏諫書真是提意見的最佳範本。
司馬光的“道德潔癖”，讓他在當時政治的“灰色地帶”面前痛苦不堪
但是，司馬光也許真的不是上佳的宰相人選。他的成長過程太單純、太順利，他是一個高級官員的小兒子，從小受到父親的庇佑，父親去世後又得恩師龐籍的提攜照顧。如果跟王安石相比的話，司馬光獨當一面的地方工作經驗，以及實際行政工作歷練都太過缺乏。
說到這裡，還得回到“時代”的話題——到司馬光開始參加工作的時候，完全沒有家庭背景的人已經很難上得來了，司馬光是“官二代”，王安石也是。
“官二代”意味著優質的教育條件，廣闊的人脈資源，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即使選拔制度完全公平，他們也有更多機會勝出。仁宗朝的遊戲規則基本還算公平。
司馬光從父親和恩師那裡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場教育。這讓他對“誠實”“孝道”“守職”等道德信條終生保持了堅定信仰，也讓他在當時政治的“灰色地帶”面前痛苦不堪。
恩師龐籍違反制度，私藏文書，讓司馬光對其免於處分，給他帶來了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和糾結。他的糾結多半來自內心，是內在的崇高道德標準與灰色現實之間的衝突，我們甚至可以說司馬光有“道德潔癖”。
（摘自《領導文萃》2020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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