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湖人球員是誰？
三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76人成員是誰？
掘金也有一位球隊人員確診，這位患者又是誰？
如果你關注NBA的新冠疫情，會發現無論聯盟官方還是媒體從最初直接公開或半公開（聯盟不直接點名，但默許媒體公佈）確診者名單，到如今只給出數字不再提到具體姓名，除非患者本人自曝。
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對於個人隱私權的保護，但NBA有其特殊性，這樣的隱私保護是否合理？本次病毒來襲，NBA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公共衛生的問題，還有涉及到聯盟聲譽的公關危機。
不公開與自曝背後的隱私權博弈
3月12日，爵士中鋒戈貝爾成為首位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NBA球員，此後戈貝爾的隊友米切爾，活塞球員伍德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這三條確診病例的相關報道，都是直接提到患者姓名。
NBA疫情的公佈方式，從3月18日開始發生了變化，籃網發表聲明，有4名球員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這4名球員的身份不會被公開。籃網球星杜蘭特自曝感染新冠病毒，這才讓籃網的4位感染者不再是全部神秘的狀態。
3月20日，76人、掘金、湖人和凱爾特人都出現了確診病例，但其中只有凱爾特人的斯馬特自己宣佈是新冠感染者，其他確診人員的身份並未公開。
從有名有姓到只給數字，NBA新冠疫情的報道方式有了明顯的變化，這就涉及到隱私權的問題。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公民有權不受別人的打擾和干涉，從司法解讀與實踐來看，隱私權屬於人格權不容侵犯，像醫療檢測結果，在法律上屬於個人隱私的範疇，公民有權不公開。
在本次與NBA相關的疫情報道中，媒體記者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恰恰帶來了媒體報道與隱私權之間的矛盾。美國媒體界的普遍共識是，媒體在擁有新聞自由權的同時，必須要恪守社會與公眾義務和責任，尊重他人的隱私權。
NBA和媒體不再透露確診人員的具體身份，是對隱私權的尊重和保護。但是，美國司法部門在處理涉及到隱私權的案件時，還有一項基本精神要遵守，那就是隱私權的行使，不能違背公共利益，尤其針對公眾人物，媒體出於維護公共利益的角度，可以正當行使知情權，“公眾人物”的範疇包括社會知名人士和公眾官員等。
我們把說法簡單化一些，當你作為公眾人物享受一般人群難以得到的福利待遇時，也要付出一般人群不必付出的隱私空間，娛樂和體育明星尤其如此，當你利用公眾人物身份獲得利益時，就不要奢望還享有與普通人相同等級的隱私權保護。
在防治新冠病毒方面，NBA有其特殊性。與醫學界的專家對話時，專家就NBA的具體情況給出分析，籃球是密切接觸的運動，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即便球上沾染了病毒，都可能傳播，所以球類運動病毒傳播速度比較快，因為新冠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是飛沫傳播和直接接觸傳播，球類運動兩個傳播途徑都具備。NBA的球員以及相關工作人員還涉及到共乘大巴、飛機以及共處更衣室的問題，有數據統計顯示，本次新冠病毒在一般環境下一個人染病後都可能傳染3.7個人，封閉環境的近距離接觸，傳染的可能性更大。
不僅僅是球隊內部感染風險大，NBA是向公眾開放的體育聯盟。據統計，NBA球隊本賽季場均現場觀賽人數超過17000人，這還只是平均值，像已經出現確診病例的爵士、76人、湖人、凱爾特人和掘金，主場比賽的場均現場觀眾數量都在18000人以上，其中76人的該項數據更是高達20628人。
球員與球員之間，球員與球隊相關工作人員之間，球員與媒體記者之間，球員與球迷之間，都不可避免有近距離接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傳染病專家約翰-斯瓦茨伯格公佈的數據顯示，新冠病毒的飛沫傳播半徑可達6英尺（約為1.83米），即便附著在非生命體上也有傳染性，病毒附在籃球、毛巾或者簽名筆上都可能帶來感染，一位得到戈貝爾親筆簽名的小球迷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這絕非偶然。NBA官方在近日談到疫情時，將球員定義為“超級轉播者”，這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判斷。
NBA的特殊性，決定了聯賽涉及到公共利益，這就產生了確診患者是否有必要公開身份的爭論。針對聯盟內部的確診病例，NBA方面會通知與患者密切接觸的人員，但問題是這個密切接觸如何界定，現場觀賽的球迷算不算密切接觸者，NBA如何做到保障這部分球迷的知情權？
杜蘭特和斯馬特主動公開檢測結果獲得稱讚，主要在於這樣的公開，可以讓與確診者有過接觸的人獲得信息並做出反應，比如一位球迷在近期與斯馬特有過近距離接觸，他就有自我隔離的必要。據從醫學界專家獲知，新冠病毒的密切接觸者的確診比率為1%到5%，這個比率從醫學實踐的角度來講是不低的，不能掉以輕心。
病毒引發的公關危機
NBA是美國國內率先因新冠疫情做出停擺決定的職業體育聯盟，可以說在職業體育領域做出了表率，這是社會責任的體現，但即便如此，NBA仍遭到批評。
著名體育媒體theathletic的資深記者伊桑-施特勞斯在一篇題為《停擺之前，NBA將利益置於預防之上》的文章中，指責聯盟預防新冠病毒採取的漸進措施是收效甚微的，甚至是不負責任的。
客觀講，施特勞斯指出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NBA對於新冠病毒的預防確實是漸進式的，從限制球員與球迷的接觸，到限定記者採訪距離和進入更衣室，再到空場比賽的討論，直至確診病例出現停擺，隨著疫情的發展不斷加深，我們回過頭來看，也許聯盟早一些停擺，或許可以帶來更好的防治效果，但這件事太複雜。
據NBA官方公佈的數據，將比賽日球館工作人員納入統計，聯盟創造了55000個工作崗位，一旦停擺，很多工作人員面臨著失業。NBA與轉播商有合同，僅ESPN和TNT的轉播合約平均每年就高達26.7億美元，球隊還與地方轉播商有合約，再加上電視廣告和球場內的商業贊助等，利益上一環套一環，停擺會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即便是空場比賽，NBA也要蒙受巨大的損失，據內部人士預估，3月12日之後的常規賽如果都是空場進行的話，30支球隊的票房收入將損失約5億美元。
NBA是職業體育聯盟，考慮問題一定會在商言商。就在戈貝爾確診感染那一天的上午，NBA球隊的老闆進行電話會議，商討空場比賽和賽季停擺兩個選項，期間尼克斯的老闆既不同意停擺，也不願空場，他希望能夠繼續照常比賽，直到政府強制命令，步行者以及西部的某支球隊對沒有得到政府通知前取消球迷入場持保留意見。戈貝爾的確診某種意義上讓聯盟不再糾結，經濟利益無論如何也不能凌駕於公共安全之上，停擺隨之而來。
NBA的舉措在美國職業體育聯盟中是領先一步的，但就社會整體防治病毒來看，不免遭到質疑，尤其是NBA比賽在密切接觸方面的特殊性，但這有情可原。同樣來自theathletic的記者約翰-霍林格就指出，NBA作為體育聯盟，在公共衛生方面獲得的信息量畢竟有限。
實際上，NBA官方透露，直至他們做出停擺決定之前，從政府方面獲得的意見至多是空場，而不是停擺，比如勇士就在諮詢了舊金山市政府後，在3月12日做出了空場比賽的決定，但由於戈貝爾確診，空場變成了停擺。
當然，正如上文所述，公眾人物要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NBA作為由公眾人物組成的聯盟，也要承擔更大的義務，也必然會遭到更多的質疑。戈貝爾摸話筒為什麼被批評，感染新冠病毒不是他的錯，但作為公眾人物，NBA的全明星球員，對待防禦疫情的散漫態度，起到了非常糟糕的示範作用，當你拿著2500萬美元的年薪，每晚享受著球迷的歡呼與喝彩，你就有必要發揮社會榜樣的積極作用，尤其是社會遭遇公共安全危機的時候，戈貝爾所面對的，正是NBA所面對的縮影。
在本次新冠疫情期間，圍繞著NBA的另一個爭議點是為什麼聯盟的球隊能夠看起來很輕鬆地獲得檢測機會，檢測試劑盒的短缺是美國面對的現實問題，但這個障礙對於NBA卻彷彿不存在，紐約市長就公開指責籃網佔用原本就緊缺的檢測資源。
對於是否因為財富或其他社會關係而享有檢測特權，NBA官方的解釋是目前只有8支球隊接受了檢查，主要涉及到與確診病例密切接觸的隊伍，聯盟一直在遵循公共衛生部門的指導意見，比如在戈貝爾確診後，爵士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要求全員檢查，但當地公共衛生部門提出了檢測要求，NBA必須服從。
NBA早在停擺之前，就已經向聯盟球隊發出尋找可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的機會，由於美國被授權進行檢測的機構範圍擴大，從最初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到公立和私立醫院，各隊尋找的檢測途徑也不相同，比如籃網就是通過私人公司獲得檢測機會的，避免使用公共資源，並且是在發現隊內有員工出現症狀之後才進行。
從應對舉措是否緩慢，到是否享有檢測特權，再到確診者名單不公開，NBA在疫情籠罩下，還要面對一個接一個的公關危機。對於NBA而言，做了什麼已經不重要，那是發生了的事情，接下來怎麼做才是重要的。正如NBA官方說講的，疫情是考驗，也是機會。
接下來，怎麼辦？
NBA上一次停擺是在2011年，那次停擺讓2011-12賽季常規賽縮水到66場，起因是勞資糾紛，簡單說是老闆和球員在聯盟收益分配上意見不一致，談不妥就不打比賽。當時就有媒體指出，NBA真是被寵壞了，這些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們，因為分錢上的矛盾，寧可不打比賽，這是對作為聯盟衣食父母的球迷不尊重。
提出批評很簡單，張嘴、動筆或者敲敲鍵盤就可以了，但這個世界天下熙攘利來利往，NBA年收入高達88億美元，這個經濟體量的體育聯盟，做出任何重大決定，都必須要從經濟利益和社會責任兩方面考慮。
新冠疫情導致停擺已是客觀事實，這是考驗聯盟社會責任的時刻。作為聯盟整體，宣佈賽季因新冠病毒暫停，本身就是起到了積極的示範作用。據MarketCast的調查結果顯示，NBA在13歲至34歲的消費者市場佔有絕對優勢地位，13歲至17歲的市場區間佔有率高達57%完勝美國其他體育聯盟，在18歲至34歲的市場區間佔比為41%同樣一馬當先，13歲至34歲的年齡層群體社會活動範圍更大，而由於身體正處於黃金時期，往往對防治病毒缺少謹慎的態度，NBA停賽能夠讓球迷們意識到新冠病毒蔓延的嚴重性。
在停擺後，NBA球隊的老闆和球員紛紛慷慨解囊，為因為聯賽暫停失去工作的比賽日球館工作人員提供經濟支援，為抗擊病毒的組織帶去幫助。作為聯盟首例確診病例，戈貝爾就拿出了50萬美元，其中20萬用於資助受到停擺影響的爵士球館員工，另外30萬捐贈給公益組織，幫助被疫情所困的家庭。網絡上必有抬槓者說50萬對於年薪2500萬的戈貝爾來說只是小意思，但這些“口嗨者”也許並不瞭解來自NBA的這些捐贈，對於因疫情陷入困境的人有著多麼大的意義。
NBA比賽日的球館工作人員，大多是按時計酬，這些員工很多是單身父親/母親，需要賺錢養家，有些則是靠打零工賺取學費和生活費的學生，儘管這樣的時薪工作工資並不高，但至少能保障他們的生活，而停擺讓這些基本保障都失去了。“當我得知停擺的消息，完全愣住了，那就是一場噩夢，”一位NBA比賽日球館員工坦言，“我曾經以為體育賽事是非常穩定的，一直都會在這裡，給我們帶來養家的收入，但這次的疫情，將這一切帶走了。”
聯盟在行動，作為NBA球員的代表人物，詹姆斯與他的家庭基金會在疫情期間，繼續開放I Promise項目的家庭資源中心。“I Promise”是詹姆斯家庭基金會創立的公益教育項目，為家庭困難的孩子提供教育機會，家庭資源中心是為在項目中入學的超過1400名學生及家人提供免費的食品和生活用品。一旦家庭資源中心因疫情關門，之前接受援助的學生和家庭會遇到生活上的困難，詹姆斯保持該中心開放，籃球停擺，但公益不停擺。
隨著關於疫情防治的信息量越來越大，NBA也愈發注重細節的處理。在聯盟官方的發言中，提到了米切爾在社交媒體上的一條動態，當時米切爾說自己沒事，是健康的。聯盟指出米切爾這樣講是不對的，因為他只是目前沒有症狀，但仍是病毒攜帶者，仍有傳染性，不能向公眾傳遞“我檢測陽性但沒什麼大不了”這樣的錯誤信息。
NBA的確診病例大多是無症狀，通過業內專家瞭解到，無症狀屬於新冠病毒臨床分型中的輕型，與普通感冒差不多，一般沒有肺炎，一個星期左右，七到十天就能治癒，通常情況下不會有後遺症，但這種類型的患者有傳染性，仍需要隔離治療。NBA已經在聯盟內部傳達了信息，並將這樣的信息公佈於眾，那就是無論確診者個人感覺多麼正常，都可能讓與他接觸的人感染，無症狀絕不是無危險，任何對病毒輕視的態度，都可能讓自己以及身邊的人陷入險地。
聯盟在考慮恢復比賽的事情，這裡面必然涉及到經濟利益，要求一個職業體育聯盟做事不考慮錢，那是信口開河，但結束停擺同樣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在其中。體育是能夠凝聚人心，緩解壓力的社會項目，尤其在社會遭遇公共危機的時候，體育的積極作用就更加突出。NBA官方已經表示，在恢復比賽的預案中，包括組織部分球員，進行慈善賽和表演賽，一方面為抗擊疫情籌集物資，另一方面通過比賽舒緩公眾壓力。
在社會遭遇重大公共危機的時候，批評和責難是發洩，也是最容易做的，而雪中送炭的實際行動是最難的。NBA作為體育聯盟，承擔了他們需要承擔的社會職責，難求盡善盡美，但求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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