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元說對於大眾而言，戰國與楚漢似乎是兩個時代，但實際上高祖只比祖龍小了四歲，二人曾經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了四十七年，這裡體現的其實是一種歷史時空的疏離感，同樣的疏離感也體現在項羽身上。
項羽對於秦國的恨，最為直接表現在其個人記憶中。對於大部分人而言，項羽全然是楚漢之人，但實際上，當他的祖父項燕與王翦的六十萬秦軍決戰之時，項羽已經九歲了，年少的項羽此時已有了記憶，他見證了祖父為了祖國奮戰而死，見證了【世世為楚將】的項氏家族為楚國赴湯蹈火，其中也許也有他失諸史籍的父親，或許他也和項燕一起死在了衛國的戰場上，而項梁則接過了家族未來的重擔，將項羽培養成才，從此項氏兄弟，有的活成了裡子，有的活成了面子。
項家從未染指楚國的政治核心，卻在危難之際扛起了整個楚國併為之殉難，而楚王與那些舊貴族們卻在壽春無所作為，眼看著這偌大的楚國與項燕一起身死國滅。對於年輕的項羽而言，他恨那些毀滅楚國的秦人，也恨那些紙醉金迷的舊貴族，而這一切最終在不遠的未來生根發芽。
記憶是我們認知、行動的依據，集體的記憶會形成共識，從而將這個集體凝聚起來，而一旦共識跨越時代則會進一步演變為傳統，從而影響共同體的知識結構與路徑選擇，就好像清末的士人無法理解傳教士所說的世界，因為千百年來關於“天下”的記憶和知識結構限制了他們的認知路徑，而回到這個問題本身，這種記憶也是項羽決定推翻秦王朝最直接的動力，而順著這樣的觀點來看，縱向來看，項羽作為楚國遺民，他身上體現著懷王時代以來秦楚矛盾激化的傳統對立，橫向來看，項羽和陳涉、劉邦一樣體現著秦末六國渴望恢復列國秩序的共識，這三方面的動力共同構成了項羽推翻秦王朝的原因。
先說縱向方面，戰國中期以來合縱連橫的發展使得國際形勢頻繁變動，秦楚之間的聯盟也有所鬆動，楚威王曾言【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正是對於當時國際形勢的準確判斷，而懷王時代秦楚關係開始急劇惡化 ，首先是在合縱攻秦之戰中，楚懷王擔任縱長，這直接宣告了秦楚關係的破裂，後世詛楚文指責懷王【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顯然指的是合縱攻秦一事，也正是秦楚之間長期的同盟關係，使得楚懷王在合縱攻秦時猶豫不決，始終不能下定決心與秦為敵，然而秦楚關係的破裂已經不可避免，特別是秦滅巴蜀以後，秦國與楚國在西部邊境的衝突更加劇烈，這直接引發了懷王十七年的藍田之戰，而這一戰的失敗及之後的楚懷王被囚，也導致了此後在秦楚對立中楚國長期的不利地位。
由此我們再來審視范增所言【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便會發現另一層意味。彼時距離懷王十年已有百年之久，但是范增仍力主以懷王為旗幟，而非其後的考烈王或春申君等人，這說明懷王作為政治符號的特殊意義。懷王的象徵意義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從縱向來看，懷王標誌著秦楚的對立傳統。秦楚關係的惡化始於懷王，而懷王被囚後寧死不從、身死異鄉則更為這種對立增添了悲壯色彩，在反秦戰爭的大勢中具有特殊意義。第二，從橫向來看，懷王對於“失落的江漢”有著特殊意義。在之後的頃襄王時代，白起攻破郢都，楚國失去了百年根基的江漢地區，從此楚國的龍興之地落入秦國長達半個世紀，楚國被迫東遷，實際上等同於亡國，而頃襄王也幾乎可被視為亡國之君，那麼懷王也就是江漢地區的最後一位楚王，對於起於江東、立足淮北的項氏家族而言，以懷王為旗幟更能起到動員江漢地區的作用，彌補其政治威望的不足，正是基於這兩個原因，懷王才會作為一種符號被重新發現。
再來看橫向方面，就秦末之際而言，恢復列國秩序是一種共識。張耳、陳餘認為秦國暴政的一大原因便在於【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與之對應，三老認為陳涉有資格稱王的理由包括兩條，分別是【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和【復立楚國之社稷】，無獨有偶，諸將勸劉邦即位時的理由分別是【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及【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七國秩序此時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六國遺民早已形成了身份認同，《貨殖列傳》中對於風俗的描述正是這種認同的側面寫照，因而從陳涉到懷王、從項羽到劉邦，列國秩序是秦末群雄而言是一種共識，進一步說，他們之所以凝聚在一起，除了推翻秦朝的統治，更重要的是推翻秦帝國背後的制度。
綜上所述，項羽推翻秦王朝的動力可以歸結於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其個人的經歷與記憶，其次是楚國百年來與秦國的對立傳統，最後是秦末之際要求恢復故國的普遍共識，這三點推動著項羽走向咸陽的那一把大火，實踐他少年【彼可取而代也】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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