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上盛世局面的出現，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但是毫無例外的是，每一個盛世都與法制的狀態密切相關。盛世的開啟，離不開法制的推動；盛世的維持，離不開法制的保障；盛世的衰落，也與法制敗壞密切相關。只有制定了治國之法並且加以認真實施，盛世才能得以開創和維持。
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
盛世的開創，需要用立法來加以引導，而已取得的成果，也需要用立法來加以確認和保障。如大唐盛世的開創，就是和法律的完善密不可分。
從經濟上而言，唐朝建立之後，國家掌握大量無主荒地，從而可以全面推行均田法，使得農民獲得口分田和永業田。均田法的實施，使民安於時、農安於田，既抑制了貧富差距的擴大，又實行租庸調的稅法，減輕農民的賦役負擔。這是貞觀之治的物質基礎。
從行政上而言，國家實行三省六部制度，法律確認“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的運行機制，從而使秦漢時期宰相專權之弊不復存在，收到中央機關各有分工、相互制約之效，使得國家機器運轉有序，提高了治國理政的效能。
從法制上而言，自武德起至開元時，朝廷始終注意完善國家的立法，建立了以唐律為主體的令、格、式、典、敕、例等各種法律形式相配合的法律體系。在司法上強調依律斷罪、刑訊有度、死刑複審、大案要案會審等一系列司法制度，一掃以往枉法裁斷、擅自刑訊之弊端，特別是提出了“德禮為本，政教為用”的法制原則，形成了中國古代法文化的最基本的特點。
唐代陸贄在《唐陸宣公奏議序》卷四中提到：“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說的是，貞觀年間，官吏多數清廉嚴謹，王族大戶都不敢欺壓百姓，這充分說明了厲行法治所起到的震懾作用。
這正應了北宋王安石的那句名言：“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
法既定之後，擇賢吏執法
法既定之後，擇賢吏執法，才能維護法律的權威與治世的功能。法既定之後，如何有效地實施法律，執法之吏就成為關鍵。
誠如荀子所論：“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如果沒有良好的執法官員來執行，也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古代盛世的出現，與大批奉公守法的賢吏是分不開的。
如漢文帝時有人“犯蹕”（侵犯皇帝通行御道），文帝欲處重刑，但司法官廷尉張釋之只判罰金四兩。文帝不悅，責問張釋之，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意思是說，國家的大法，並不是天子一人之法，而是與天下共同遵行之法。朝廷司法官如果不依法斷罪，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就是全國的司法官都不依法斷罪。這對國家是非常危險的。張釋之的答對使漢文帝警醒，聽從張釋之的判決，維護了法律的尊嚴。
再如，貞觀年間唐太宗曾發話，對偽造資歷的官吏處死刑。不久，溫州司戶參軍柳雄偽造資歷案發，朝廷司法官大理寺少卿戴胄“據法斷流”。“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為陛下惜之。’”
由於戴胄強調“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如果違法行事，法律就失去了信任，不能使法取信於天下。這深深打動了唐太宗，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這些為吏者都是執法如山的典範，而這些為君者同樣也是遵法奉法的明君。
所以，古代盛世的出現，明君賢吏均不可或缺。安史之亂以後，均田制遭到破壞，藩鎮擁兵自重，皇帝庸懦無為，官吏枉法行私，大唐由盛轉衰。此時，法雖為舊時良法，但執法之吏卻難稱良吏，所以白居易感概說：“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行善，不亦難乎！”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總結歷史的經驗，提出選擇賢吏，任用他執行“畫一之法”，避免單純任法與任吏的弊病。他的法與吏的統一論很值得研究與借鑑。
“法者，天下之儀表也”要使吏民都知法、習法、守法。管子說：“法者，天下之儀表也”，意思是法是天下人行為的規範。法家主張“法莫如顯”，意思是法律要公開，以便天下吏民知法守法。
唐朝《永徽律》制定以後，為了使執法之官和百姓都能懂得法意，正確理解律文的規定，特別集國家博學碩儒共同製成了《永徽律疏》，疏解律文，便於吏民知曉。在科舉中還特別設明法科，培養執法的官吏。
明清時期，朝廷為了彌補士人以制藝（八股文）作為躋身官場的敲門磚，卻對法律茫然不知的缺陷，在明清律中特設“講讀律令”條，每年定期考核官吏的律例知識，不合格者，或罰俸或議處。這條法律規定，明清時期曾經認真執行過。
明清律學的發展，特別是清朝《大清律例》簡易讀本的普及，是和官吏準備的法律考試有一定的聯繫。這種官吏的普法教育，是每年定期舉行，是常態化的，不是隻搞一次一時，也頗有借鑑意義。
除要求官吏習法執法外，也要求百姓知法守法。商鞅曾講過一段名言：“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就是說，當官吏知道百姓懂得法律，所以不敢以非法對待。中國古代還在鬧市公佈刑象之圖，向百姓宣傳法律。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使老百姓懂得法律，還特別制定了《大明律直解》，他說：有了這本書，老百姓可以“寡過矣”。歷史的經驗證明，老百姓知法是施行法治的廣闊的群眾基礎和保證。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編，是唐朝立法的最高成就。由於疏議對全篇律文所作權威性的統一法律解釋，給實際司法審判帶來便利，以至《舊唐書·刑法志》說當時的“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永徽律疏》是我國迄今為止完整保存下來的一部最早、最完備、影響最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總結了中國曆代統治者立法和注律的經驗，繼承了漢代以來德主刑輔的思想和禮律結合的傳統，使中國封建法律至此發展到最成熟、最完備的階段，標誌著中國封建立法技術達到最高水平。（宋遊輯）
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2016年2月15日，原標題為《無法制則無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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