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燚
需要中部地區警惕的，不僅是人均“缺醫”，更是“少護”。2018年我國每千人擁有2.9名註冊護士，而中部地區均值只有2.69，不僅低於東部（3.1），更是罕見低於西部平均水平（2.98）。
21世紀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李燚
1位醫生日均接診上百名患者、全國4萬餘名醫護人員馳援武漢……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每個人深刻感受到醫療資源的重要性和緊缺性。
和平時期醫療資源緊缺，是一次次排隊掛號尋醫問診的經歷；但在戰“疫”時期，每張床位、每位醫護人員所代表的醫療資源，則成為與時間搶生命的武器。
無論一個地區GDP有多高，如果它的醫療資源成為木桶中最短的那塊木板，那麼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或許也會不堪一擊。
截至2018年，全國共有99.7萬個醫療衛生機構、840萬張床位、1442個三甲醫院……這些醫療資源主要分佈在哪些省份？哪些地方的醫療能力最強？哪裡的公共衛生應急速度最快？
一般而言，醫療資源通常包括醫療機構、醫療床位、衛生人員等硬實力，也包括醫療服務、地方醫療支出等軟實力。21世紀經濟研究院梳理地方上述數據，力求刻畫出一幅完整的全國醫療資源地圖。
人口大省多是醫療機構大戶，2018年河北、四川和山東擁有的醫療機構數最多，均在8萬個以上；河南、湖南、廣東也表現不俗。總體而言，全國37%的醫療機構都集中分佈在東部地區。
即使是醫院數，排在第一梯隊的仍然是山東、四川、河北這些人口大省，2018年醫院數量均在2000家。
三甲醫院作為優質醫療資源的代表，高度向東部地區集中。2018年全國共有1442家三甲醫院，其中45%的三甲醫院都在東部地區，而中部、西部地區只有不到三成比重。
三甲醫院最多的廣東省共122家，其中，廣州市三甲醫療機構38家。排名前十的還有山東、四川、江蘇、湖北、黑龍江、浙江、遼寧、河南、北京。
廣東三甲醫院多，主要是廣州醫療實力雄厚，諸如鍾南山院士所在的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就是全國呼吸科醫院的實力擔當。疫情襲來，廣東集結6家單位組成第一批醫療隊支援湖北，其中的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都是來自廣州的三甲醫院。
醫療床位：長沙人均擁有量最高
2018年，全國每千人口醫療機構床位數是6.03張。但從分佈範圍來說，人均擁有量靠前的不是東部地區，而是遼寧、新疆、四川和重慶，每千人口醫療床位數均在7張以上。
從城市維度來看醫療床位數也是如此，北上深等一線城市並不具優勢。西部的重慶、成都總量領先，北京、上海兩大一線城市緊隨其後，雖醫療機構床位數超過10萬張，但平均在每個人身上，則略顯不足：2018年北京每千人口醫療床位數為5.76、上海為5.55，排名明顯靠後。
意想不到的是，一些老工業城市反而人均擁有量非常靠前。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長沙排名第一，每千人口醫療機構床位數為9.48，其次是昆明、烏魯木齊、鄭州、太原、成都和武漢；深圳則排名墊底，該值為3.65。
這或許可以解釋，與疫情重地湖北僅一湖之隔的湖南，為何累計確診病例居全國第五，但死亡率卻很低。除了長沙坐擁中國醫學界“四大天團”之一的“南湘雅”以外，在全國確診病例最多的五個省份中，湖南人均醫療機構床位數最多，為6.99張，長沙更是位於全國前列。
不過，全國存在一個普遍現象——醫療資源除了地域分佈不均外，城鄉差別也非常大。在人均醫療機構床位數上，城市人口是8.7張，而農村人口只有4.56張。
衛生人員：中部“缺醫”更“少護”
衛生人員數量同樣呈現地域高度集中的趨勢，廣東、山東等9省佔到全國衛生人員的一半以上。均攤在每個人身上，可獲得醫生、護士資源又是多少呢？
按照常住人口來算，2018年每千人擁有執業（助理）醫師遙遙領先的是北京，相當於每千人有4.63名醫生，遠遠高於全國均值（2.59）；其次是浙江、上海、內蒙古、江蘇。
令人意外的是，整個中部地區的每千人執業醫師數只有2.41，與東部地區（2.84）相差甚遠。尤其是經濟大省湖北、安徽、江西，醫生資源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問題更突出。
但更需要中部地區警惕的，不僅是人均“缺醫”，更是“少護”。2018年我國每千人擁有2.9名註冊護士，而中部地區均值只有2.69，不僅低於東部（3.1），更是罕見低於西部平均水平（2.98）。
但不管怎樣，北京醫護資源的“王者”地位始終無法撼動。不止是人均擁有醫生量，北京人均擁有註冊護士數（4.98）也是全國第一，遠超其後的上海、陝西。即使在細分指標——每萬人口全科醫生數上，北京也穩居於全國前三甲。
醫療服務：上海醫生最忙
“排隊3小時，看病3分鐘”的體驗，相信不少人都經歷過。由於醫生工作量過大，經常導致醫療服務質量不盡如人意。
從門診服務的情況看，2018年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最高的地方是上海，為14.4人次，而浙江、廣東的醫生工作量只有10人次左右；山西、湖南、黑龍江的醫生則是全國最輕鬆，日均擔負診療人次在4.6人次以下，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7人次）。
從住院服務的情況看，醫院病床使用率既反映了醫院床位的利用效率，也是病床負荷情況的直接體現。上海依然是該指標最高的地區，2018年病床使用率為95.85%；其次是湖北（92.65%），比全國病床使用率高出將近10個百分點。
上海醫療資源人滿為患的程度，從中可見一斑。連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床位使用率也是全國第一，為88%，幾乎是北京的3倍。
其實，上海醫療資源並不算匱乏，但人均擁有量偏低，加之在上海大醫院就醫的外地患者，使當地醫療資源更捉襟見肘。
醫療費用： 深圳看病個人花費最少
自2003年非典之後，國家就加大了對醫療衛生的投入，政府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由2003年的17%迅速提升到2011年的30.66%，增加了將近一倍。此後佔比雖有所下滑，但2018年仍為27.74%。
財政投入力度加大，意味著個人看病成本的下降。由於衛生總費用為跨年核算，所以從全國31個省市區2017年的情況看：個人衛生支出佔比最低的地區是西藏（5.16%）、北京（16.36%）、上海（20.5%）。
以北京為例，雖然其人均衛生總費用已突破1萬元，兩倍於浙江、江蘇，但得益於社會辦醫、醫療保障等社會衛生支出佔比超過50%的比重，個人現金衛生支出仍處於全國最優水平。
但最低的還不是北京。2019年深圳個人現金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例降至14.42%，達到全國除西藏地區外最低水平。
WHO指出，只有當個人現金衛生支出降低到衛生總費用的15%以下時，經濟困難和因病致貧發生的機會才能降低到可以忽略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諸如東北三省，河北、湖北等中部省份，個人衛生支出佔比均在32%以上，明顯高於全國均值。
社區服務中心：床位使用率只有50%
總體來看，全國醫療資源配置呈現出區域分佈、城鄉分配不均的問題。大量優良醫療資源集中在城區大醫院，尤其是在行政級別較高的城市，進而導致很多患者到省會城市、北上廣看病。
作為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線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因投入嚴重不足，使用水平明顯偏低。目前我國的醫療機構，95%都分佈在基層的社區服務中心、街道衛生院、村衛生室等，2018年共有94萬個；但數量龐大的基層醫療機構並未有效發揮作用，2018年全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病床使用率只有51.9%，鄉鎮衛生院要稍高一點，也沒超過60%。
以上海為例，2018年其僅有4729個基層衛生機構，是同為一線城市北京（9172個）的一半，這也是導致上海醫院醫生工作量大的一個重要原因。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當下我們亟需提高基層醫療服務水平的能力，讓大量的社區醫院能夠起到合理分流病人的作用，加大分級診療的力度。
此外，還要加大社會辦醫力度，提高醫療資源的市場化能力。一個對比鮮明的數據是，2018年全國有2.1萬家民營醫院，佔醫院總數的比重已超過60%，但數量龐大的民營醫院只承擔了全國診療人次數的14.7%，而公立醫院卻是一床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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