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常常跟著叔叔一起飲酒作樂,阮咸的任性曠達比阮籍有過之而無不及,常被人譏諷其逾矩怪誕行為。
史料中阮咸的記載並不多,房玄齡所作《晉書·阮咸傳》,全文僅四百字左右。其在"竹林七賢"中算是比較小的一位,生卒年皆不詳,但可以推測其比王戎大,按年齡排,屬於七賢裡的六弟。
老大哥山濤舉薦阮咸主持選舉時,曾說"阮咸貞素寡慾,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意思是阮咸清心寡慾,對事物有自己的見解,別人很難影響他,這個職位實在太適合他了。
然而,晉武帝因為聽聞阮咸好酒輕浮,最終不予錄用。阮咸的人生大篇幅的空白,讓我們無從全面瞭解,只能從史料記載的一些故事中,去推測他的人生。
酒醒何處
《世說新語·任誕》記載:"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說的是
阮氏家族有窮有富,居住的地方也不同,富有的住北邊,貧窮的住南邊,而阮咸和叔叔阮籍住在南邊,屬於貧困的那一類。
按照習俗,每逢七月七,要晾曬衣服、書籍,以防蛀蟲。北邊的富家曬出各種綾羅綢緞,阮咸掛了幾條粗布短褲,諷刺道,"習俗如此,沒啥掛的,也不能免俗啊。"可見,雖然出身名望家族,但畢竟有些沒落了,成長環境並不優越。
魏晉名士大多蔑視傳統禮法,認為這些世俗禮法壓制人性,衝破傳統的束縛,是他們共同的追求,任性怪誕的行為,不過是依據傳統禮法來評判。他們吼出時代的先聲,是個性解放的先驅。
阮咸很早就跟著叔叔阮籍一起出入山林,眾人飲酒作樂,彈琴長嘯,暢談理想,引得世人側目,然而,世人不理解,後人卻開始景仰了,正如《詩經》裡所說,知我者謂我心憂。探尋魏晉時期名士的精神世界,需要透過他們酣醉的肉體和放誕的行為。
阮咸也頗有才華,傳聞曹魏時期有名的謀士郭嘉之子郭奕恃才傲物,少有能入其法眼者,但他見了阮咸之後,十分欽服。《晉書》中記載阮咸縱情越禮的事,在當時頗受爭議。
當時他目前去世,在服喪期間,他的姑姑回來,而他姑姑有個婢女,向來與他通好,姑姑原本答應走時將婢女留下,結果臨行前改變主意,帶著婢女走了,阮咸聽到消息十分著急,恰巧客人有騎馬的,阮咸當即借馬去追趕,成功截下了婢女,二人騎著馬一同回來。人們紛紛議論此事,譴責阮咸的越禮行為。
阮咸當然不以為意,藐視的就是俗世禮法,人性解放,食色性也,人之常情,豈能毫無道理地壓抑。然而,他與魏晉名士們遇到一樣的時代,與世俗抗爭,如螳臂當車,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有人付出了美好的前程。
無一例外,他們要選擇歸隱,選擇沉醉,不問世事潛心著述,或者乾脆啥也不做,大醉一場,人生如夢。阮咸不愛言語,偏好同親友相聚飲酒,一次,嫌杯子喝酒不過癮,取來了盆,一群人對坐而飲,酣暢淋漓,酒至酣處,院子裡的幾隻豬湊過來一起喝酒,世人傳為笑柄。
阮咸不需要醒,也無需理會世人的嘲笑,阮籍聽聞此事,不禁莞爾,士人乾的事,大抵相通啊,想想自己醉臥鄰家女身旁,也不是興之所至嘛,俗世目光,何須理會?
樂史留名
阮咸也入仕為官,然而官場上常常鬱郁不得志,無所作為,晉武帝都曾棄用,註定了他的仕途坎坷。
縱觀中華五千年曆史,文人階層(即士大夫階層)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連接著皇權和平民,正是這樣的階層背景,造就了他們天生有著救世濟民的責任感,入仕為官是唯一渠道,士人往往先積極入仕,然而由於世道不同,有眾多鬱郁不得志者,轉而選擇歸隱,這是無奈的選擇。
阮咸所處的魏晉時代,科舉制度還未出現,時興士族門閥制度,取仕倚仗出身,或者舉孝廉,因有孝名而被舉薦。但同時,魏晉又是個動盪的時代,亂世出英雄名士,各股勢力間也需要名士的加盟。在這樣背景下,被需要和被利用糾纏在一起,難以分清,這是魏晉名士痛苦的部分原因。
史書記載,阮咸曾任散騎侍郎,是統治者身邊的顧問,尚有一定影響力,但後來,因為得罪荀勖而被排擠出都城,出任始平太守,在這個崗位上做到離世。
得罪荀勖的故事也多有記載,兩人都是精通音律,荀勖自創新律,規範了雅樂,每逢重大儀式時便指導奏樂,頗為自豪。後來阮咸聽了奏樂,指出荀勖的新律不對,調子過高,容易引起悲傷,如同亡國之音。荀勖因此懷恨在心。
後來有農民在田裡挖出了一把周朝時候的玉尺,荀勖拿來重新衡量自己製作的樂器,加以改進,後果然更加和諧,方才明白阮咸當初對自己所提出的意見,心中暗暗歎服。
阮咸最擅長的樂器是琵琶,晉存世的竹林七賢圖中,其所彈奏樂器就是改進後的琵琶,後人稱之為"阮咸",後多稱"阮",沿用至今。
《舊唐書·卷一百零二》記載,"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因謂之阮咸。鹹,晉世實以善琵琶知音律稱。"說的就是這個。
書中有註釋做了補充,說蒯朗剛開始得到的是銅製樂器,世人不知道是什麼樂器,太常少卿元行沖看到後說是阮咸製作的。找來匠人改成木質樂器,製作好後一彈,發現聲音十分清雅悅耳。
阮咸漸漸被人們淡忘了,"阮"卻傳承了下來,我們回到歷史中去,瞭解那些曾經的故事,想要的不僅僅是追思,更多的是以史為鑑,以人為鏡,在他們身上找到時代病症的解藥,或者,只是尋求我們內心的解脫。
"竹林七賢"遠去了,成了一個符號,他們每一個人,都在試圖掙脫時代的束縛,最終沒有誰真正得到了解脫,時代推移著前進,碾過了一切,文人士子的內心衝突從未真正得到解脫。或許,唯有在林下相聚時,他們才真正做了一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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