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地方，春節等傳統節日逛（城隍）廟會已經成為一項傳統民俗活動。顧名思義，城隍廟乃是供奉“城隍”的地方。放眼全國，城隍廟往往有之，這位城隍老爺究竟是何方神聖得以擁有如此之多的信眾呢？
作為神祇，城隍神還有一個獨特之處。自宋代開始，城隍開始人格化，多以去世的英雄或名臣奉為城隍神，這樣城隍老爺就變得有名有姓了。譬如北京以明嘉靖年間彈劾嚴嵩而被害的楊椒山為城隍神，蘇州以戰國時楚國公室大臣春申君黃歇為當地城隍神，鄭州則以秦末漢初時劉邦的部將紀信為城隍神，莆田抗元英雄陳文龍被封為福州城隍神，抗元英雄陳瓚則被封為興化府城隍神等。
不僅如此，作為神官體系中的一員，城隍神似乎是沒有編制限制的。一個地方有超過一位城隍老爺並不稀奇。就拿上海城隍廟來說，一開始供奉的是西漢大司馬霍光，用以鎮伏海潮和海怪。明永樂年間之後，供奉的城隍神則是秦裕伯。此人原來是元末明初上海地區的名人，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器重。洪武六年（1373）秦裕伯去世，與妻子合葬於上海。因為他本不願為官，但是為“釋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為國人請命”，朱元璋悼其“生不為我臣，死當衛我土”，敕封他為上海縣城隍神。八一三淞滬抗戰時期，為了鼓舞士氣，民間又將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駐守吳淞口的民族英雄陳化成神像移置入內，與原來的城隍秦裕伯背靠背坐著，享受市民的祭祀。這就形成了“一廟三城隍”的景象，以此觀之，陳化成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奉為城隍神的人。
城隍老爺既然有名有姓，又與民眾生活尤其相關，自然成為歷代小說家創作的題材。蒲松齡《聊齋志異》第一篇就是《考城隍》，敘述了蒲松齡的姐丈之祖宋公，病死後入冥司考取河南城隍的故事。《聊齋》中的另一篇小說《胭脂》也描寫了學使施愚山在城隍內審案，利用城隍的威神，賺使兇手毛大自我暴露的故事。“大清第一才子”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裡也有大量關於城隍的故事。其中的《槐西雜誌》（一）中提到，城隍神的控馬卒仗勢欺人，為非作歹；社公（城隍的下級）怕得罪城隍，敷衍塞責。顯然城隍的控馬卒就是封建官場奴僕的寫照，而社公就是對封建官員圓滑世故的影射。
《閱微草堂筆記》
差不多與紀曉嵐同一時期的袁枚在《子不語•陰間中秋官不辦事》裡講了一個更為有趣的城隍故事，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舉人羅之芳中進士後一病而歿，一年後的中秋節時，趁其家中請仙時附體而還，說自己在福建浦城縣做城隍，“陰間比陽間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辦事”，所以趁機回家探望。觀此城隍所為，其心情、其言行簡直跟人世間仕官在外地的人沒有區別。
可以說，正是因為各地的有名有姓的城隍老爺原本就是來自人間，令百姓感到熟悉親切；在民間信仰中，它作為神的神聖性、神秘性逐漸被人間性、生活化所代替，使得這位城隍老爺逐漸成為民情百態的縮影。於是，今天的城隍廟雖然褪去了宗教色彩，但正如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觀》所說的那樣，“城隆廟成為一箇中國本來面目的遊覽場所，說它是中國本色的博物館，或者中國本色的美術館，也未嘗不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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