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倫敦遏制鼠疫的背後:大城市,該何去何從?

300多年前倫敦遏制鼠疫的背後:大城市,該何去何從?

◆大城市建設,不應只是經濟優先,傳染病防範也應有一席之地。


正解局出品


9年前,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 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城市的勝利》。


書中,他認為,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城市讓人們的生活更加集約,更有創新活力,也讓社會保持流動性。


不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大疫情在城市爆發。


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城市?


1. 大城市是疫情的“易感區”

有數據顯示,過去33年裡,全球爆發疫情1.2萬多次,疾病種類多達超過200種。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恐怕從來都沒有這樣頻繁、密集地出現過疫情。


而其中,大城市又是傳播性疾病的“易感區”。


拿我們都熟悉的2003年非典,首先就在高度城市化的珠三角出現。疫情中的三個重災區:北京、廣州、香港,都是超級大城市。


這三個城市的感染人數加起來超5400,佔全中國(包括港澳臺)的近70%。


其中,香港的死亡人數為300人,佔到了全球死亡人數的近1/3。


今年新冠肺炎的爆發,大城市脆弱的一面也全部暴露出來。


到3月16日,海外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意大利,累計確診24747人。


其中,倫巴第大區為13272例,佔比超53%。


而意大利20個大區中,倫巴第最為發達,其GDP常年佔意大利的20%,歐盟的3%,進出口總額分別為意大利的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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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疫情第二嚴重的國家伊朗,同樣無法擺脫這個魔咒。


到3月16日,伊朗累計確診13938人,其中德黑蘭省為3574人,佔比超25%。


德黑蘭省名頭也不小。伊朗首都、世界第19大城市德黑蘭市,就在其境內。除此之外,它還是伊朗31個省份中,人口最多、GDP佔比最高的地區。


相反的是,埃博拉病毒第一次出現,位於剛果河流域。


而這片地區,則是非洲的村落集聚地。所以,雖然埃博拉來勢洶洶,但主要只有幾個村莊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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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河流域多為落後國家和地區)


加速疫情的爆發、傳播,似乎已經成了一種“大城市病”。


2. 但在大城市,活命的幾率也更大


城市的確給疫情傳播提供了很好的環境。


比如,人口密集,美國有超過2.4億人口生活在僅佔全國總面積3%的土地上;東京及其周圍的人口更是高達3600萬。


城市地下商業、寫字樓的中央空調系統及地鐵等公共交通,也為病毒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


著名的醫學期刊《柳葉刀》1月31日就發表過一篇文章預測,在上海有來自湖北輸入性病例98例的情況下,假設R0值(疾病傳播的一個指標)為2.68,到2月18日,上海患病人數就將達到8萬。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大城市裡疾病傳播速度之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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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是疾病傳播的危險場所之一)


但實際上,上海到現在累計確診也不過360來例,不到預測的0.5%。


這也說明,人類社會進化到如今,大城市疫情控制能力已經很強大。


就拿倫巴第大區來說,感染人數佔全國53%,但治癒比例,佔到全國的86%。


國內也一樣,江浙滬地區城市化程度更高,這次疫情中,感染人數不少。但它們無論是在治癒率、治癒速度還是主動控制能力方面,都甩其他省份幾條街。


比如,這次疫情中,江蘇無錫出現危重型病例:一名59歲男性,經過插管+ECMO等治療,但雙肺功能已嚴重受損不可逆。


為了搶救這名病人,當地最終選擇了肺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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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手術,是在負壓手術室內進行的。


肺源是外地腦死亡患者愛心捐獻的,通過高鐵轉運,7小時送到無錫。


如果不是城市,很難想象這個患者肺部已經開始纖維化,還能有活下去的可能。


另外,像對症藥物研發、病毒株分離、疫苗研製,哪些離得開大城市的實驗室?


3. 大型城市並不是天生的傳染病幫兇


這一點,我們回顧幾百年前,似乎看得更清楚。


1664年11月,倫敦上空出現了一顆彗星,不少人將其視為凶兆。


幾個月後,鼠疫爆發。


那時的倫敦,早已經是繁華的大都會。1550年,倫敦的常住人口只有7.5萬,1650年漲到了40萬,在歐洲僅次於巴黎。百年時間,相當於再造4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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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年至1700年歐洲主要城市人口)


但這也帶來了種種問題。


1660年,英國貧困區的人口是富裕區的8倍。


大量貧民連飯都吃不上,生病了只能硬扛。常年的飢餓和勞作,導致了他們的免疫力很低,成為傳染病擴散的基礎人群。


再則,當時的倫敦環境可以用烏煙瘴氣來形容。


倫敦街道常常流淌著一道道黑色的汙水,旁邊稀稀拉拉分佈著隨意拋棄的垃圾和動物糞便,就連泰晤士河也是屠宰場、生活垃圾和工業汙水的聚集地。


密集的人口、易感的人群、超負荷運行的城市環境,最終點燃了這場瘟疫。


鼠疫高峰時期,倫敦每週的死亡人數竟達到了7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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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筆下鼠疫中的倫敦)


幸運的是,這場疫情1年就結束了,而且這也是英國本土最後一次廣泛蔓延的鼠疫。


這背後同樣也得益於倫敦是座大城市。


首先,倫敦的醫療作用不可忽視。


那時,倫敦雖然沒有建立完整的醫學體系,但也非其他城市可比擬。


劍橋大學學生、查理一世的侍醫哈維,就在倫敦發現了血液循環,而這被稱為17世紀醫學上最重要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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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在講解血液循環理論)


傳染病學,也有了建樹,最簡單的例子是傳染病隔離得到重視。在檢查病人時,醫生都穿著隔離服,帶著手套。


1603年,英國建立的第一所隔離醫院,就位於倫敦。


雖然直到1665年,倫敦一共只有600個隔離床位,但這在當時的先進不言而喻。


其次,倫敦政府強大的執行力,同樣起到了作用。倫敦市長、市府參事等主要官員,並未隨著國王逃離倫敦。


他們聘用公立醫生為大眾服務,組織埋葬屍體,僱傭看守人和搜查員,強制患病人群及時隔離等措施,都起到了不錯的效果。


鼠疫的親歷者,《魯濱遜漂流記》作者丹尼爾·笛福在書中寫道:


我會經常有機會講到那些行政長官,他們的智慮明達,他們的仁慈博愛,為窮人,也為維持良好秩序所做的那種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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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年代的倫敦)


最重要的是,倫敦遏制鼠疫的經驗,以及鼠疫之後的反思,藉助於倫敦的區位優勢,最終傳播到全世界,促進了近現代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


到18世紀左右,在歐洲已經很少有鼠疫出現了。


如今,英國部分自來水可以直接飲用,也是來源於對倫敦鼠疫的反思。


4. 大城市何去何從?


根據聯合國數據,在2008年,人類歷史上住在城市裡的人第一次多過生活在農村的人。


到2050年,全球70%以上的人將生活在城市裡。


我們將面臨更大的城市,更擁擠的人群。


面對突發的傳染性疾病,我們到底該怎麼建設我們的城市?


比如說,武漢這次疫情,就暴露出其在城市規劃上的欠缺。


作為高風險傳染區域的華南海鮮市場,距漢口火車站不到1公里,步行只需要9分鐘,駕車更是隻需4分鐘。


而華南海鮮市場方圓一公里左右,還包括了武漢市第一中學、武漢博物館、萬達廣場等人流密集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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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醫療資源投入的多寡和調配,也決定了大城市在面對疫情時的底氣。


這次疫情中,武漢就曾經發生過比較嚴重的醫療資源擠兌。


1月27日當天,武漢有1萬多人湧進發熱門診,而真正需要留院觀察的只有377人。


一天後,武漢決定24小時開放發熱門診。


大量人員進入發熱門診,不僅導致真正的患者不能及時被發現,還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醫護人員也疲於應對,醫療秩序被打亂。


實際上,醫療資源擠兌是大城市公共衛生事件處置中,普遍面臨的難題。


連德國衛生部也在努力讓疫情傳播更加平緩些,好有序應對。


300多年前倫敦遏制鼠疫的背後:大城市,該何去何從?


盧梭曾說:“城市是人類的深淵。”


但實際上,大城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


只是在經濟一路狂奔後,我們需要考慮,如何更加科學、合理規劃和建設城市,把更多資金投入在醫療等公共保障設施建設上。


畢竟,經濟和城市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的福祉。


我們不能搞顛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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