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越南製造」真能取代「中國製造」嗎？

電影《越南製造》劇照

編 輯 | 夢楚佳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問題的緣起

從2018年年中開始，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級，涉及的產品價格達數千億美元之巨。這個過程中，國人普遍開始擔憂中國的出口；很多企業為了迴避中美貿易摩擦的風險，開始將製造業從中國轉移走，更多人在驚呼，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有可能在此過程中逐漸喪失。

實際上，這樣一種擔憂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了。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和土地成本逐漸增高，人們在擔憂中國不再有比較優勢，而周邊很多國家，尤其是東南亞的越南、泰國、印尼等，遠一點的還有印度，有可能逐漸承接從中國轉移走的製造業，崛起為新的世界工廠；中國則可能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這種轉移過程似乎正在加速，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擔憂。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奉行GDP增長方式，經過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時，由於道德淪喪、法治崩潰、坑蒙拐騙黑橫行、假冒偽劣毒充斥、腐敗與兩極分化嚴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並使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壟斷國家資源、掌控國家經濟命脈、掌握國家大部分財富，造成國內市場萎縮、產業升級乏力、增長停滯不前、民族主體性削弱、經濟對外依賴性增強的狀態。

現實的經濟秩序是否會發生如此演化呢？世界製造業秩序是否已經在發生轉移的過程中，並被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加速了呢？以越南作為案例來分析，可能會給我們很多啟示，筆者遂在2019年與研究團隊赴越南做了為期約三週的實地調研。之所以選擇越南，在於從各種方面的要素綜合看來，越南似乎是最有希望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的候選國家。

位於越南北寧安豐工業園的三星手機生產工廠

先簡單看幾個數據。進入21世紀，除個別年份，越南已經保持了近20年6%—7%的GDP年增長率。越南是中美貿易摩擦最大的受益國，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數據，2019年前四個月，美國從越南的進口同比飆升近40%。

這是美國的前40大進口來源國中最大的增幅；同期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下降13%，是自2009年以來的第二大收縮。據野村證券的研究，截止2019年3月份，越南因中美貿易摩擦實現的經濟增長已經佔到了GDP的7.9%。數據背後，是一系列工廠的轉移，各種行業都在動作。

越南是個有著近一億人口的國家，人口結構比較年輕；越南人屬於東亞大儒家文化圈，有著比較強的入世取向，所以會有相對較強的發展慾望；越南的政治體制和中國比較接近，政府效率相對較高，對製造業發展而言是加分項。

再與其他呼聲比較高的國家——印度和泰國做一下對比。

印度的國家規模很大，但是基礎設施差太遠，要發展大規模製造業，這是最基礎的前提；印度的政府效率很低，基建效率也差太遠，再加上印度追求出世的宗教信仰讓國民內心比較恬淡，發展慾望不強烈，這些都使得印度短期內還難以成為一個重要的製造業大國。

泰國的製造業實力應該是東南亞最強的，但它的經濟已經太成熟了，成長性比較一般。

越南則不一樣，製造業的成熟性比泰國差很遠，其成長性也會遠大於泰國，釋放後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的機會也就更大。

上面所引的是一些比較直觀的數據和現象，但對經濟數據進行進一步梳理會發現更有趣的情況。中國2018年的GDP是13.6萬億美元，越南則是2425.5億美元，大約是深圳的三分之二，不到蘇州的90%。把越南這個國家放在中國大陸的城市GDP當中排一下，依照2018年的數據，排在第8的位置，低於蘇州，高於成都。

近幾年來，越南經濟越發呈現大進大出的結構。越南2018年的全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大約是4808.8億美元，其中出口約2437億美元，進口約2371.8億美元，順差大約是65.2億美元。 越南的貿易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差不多是200%，但順差率（順差額/進出口總額）只有1.36%，這很可能意味著越南更多是對進口產品進行簡單加工然後再出口，過程中所實現的增加值比較有限。

再具體看一下越南進出口的結構。據越南統計總局的數據，越南2018年的進口產品主要包括三大類：機械設備為主的資本性貨物(佔進口量的30%)，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間產品(佔比60%)，消費品(佔比10%)。

該年越南內資企業進口額約948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進口額約1427.1億美元。2018年越南的出口品中，最主要的是手機、紡織品、電子產品、鞋類等各種面向終端消費用戶的產品。除水產品和木製品，外商投資企業在所有領域的出口份額中都佔據壓倒性優勢。

順差率很低，進出口當中壓倒性比例由外資企業完成，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把越南的大規模進出口理解為一種特殊意義上的轉口貿易。其他東亞國家的製造業企業，將生產流程當中的最後環節放在這裡完成，並不以在當地形成足夠大的增值為目的，更多是借用越南優越的外貿環境完成其出口目的。

2014年越南排在前五位的貿易伙伴

2018年全年，越南排在前三位的貿易伙伴分別是中國、韓國和美國。越南對中國和韓國都是鉅額貿易逆差，對美國則有著近35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大致可以證明前述分析。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經濟與政策研究院（VEPR）院長、越南經濟年度報告的主編阮德成教授，在訪談中明確談到，由於越南的體量太小，受到中國經濟外部性效應的影響太大，所以制定產業政策沒有太大意義。越南所應追求的是在中國的製造業秩序當中，尋找到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空間；越南所可能達到的最佳發展水準，就是一種介於中國臺灣地區和馬來西亞之間的狀態。

但是，前述都是越南當前的靜態經濟數據。回顧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也是類似的狀況，過了20多年才崛起為世界工廠。從動態發展的角度來看，是否20年之後越南也會崛起呢？

這裡有幾個預備性的問題需要先回答。

第一，中國經濟成長的邏輯是什麼樣的，是否可被複制。

當然，其他國家並不必然複製中國路徑，完全有可能會有其他的發展路徑，於是又要回答，

第二，越南要想崛起為世界工廠，需要什麼樣的必要條件，以及越南面對的外部環境是否可以支撐那些必要條件。

第三，越南與中國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位置和關係是什麼樣的。下面分別來展開討論。

中國經濟成長的邏輯

關於中國經濟的成長，已有很多解釋，諸如地方政府競爭說，政府發展戰略說，等等，人們還經常關注中國的勞動力與土地的要素價格優勢。

但是在這些解釋框架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要素經常被忽略了，就是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它極為深刻地改變了過去人們所熟悉的經濟邏輯。

一些很有趣的案例可以很直觀地說明這個問題。中國有一系列不為人知的特色小鎮，卻在某個領域的生產上具有世界性的地位。

比如，湖南省的縣級市邵東市生產了全世界70%的打火機；江蘇省揚州市杭集鎮生產了全世界60%的酒店用品；河南省虞城縣稍崗鎮生產了全國85%、全世界一半的鋼捲尺，等等。

這些產品都是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對於要素價格應該會很敏感，中國相比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些要素價格方面早就沒了優勢，但為什麼這些小鎮還能壟斷相關產品的生產呢？

再仔細觀察一下會發現，現在淘寶上花三四元錢就能買到5米長的鋼捲尺，在去除各個環節的利潤之後，這個鋼捲尺的生產成本應該不超過兩元錢。

以兩元錢的成本生產出5米長的鋼捲尺，這種能力不是用“低技術”可以定義的，其背後是一整套供應鏈體系的支撐；脫離開這種供應鏈體系，當然還能生產鋼捲尺，但沒法把成本控制到那麼低。

特色小鎮的案例，所反映出的並不是某幾個企業的力量，而是中國製造業作為一個體系的力量；它讓中國在無論高低技術的行業當中，即便在要素價格不佔優的情況下，仍然能保有強大的成本控制能力，從而具有競爭優勢。在高技術行業，中國製造業體系所具有的獨特力量更為明顯。高技術行業首先依賴於創新，今天世界的創新中心當然是美國，但進入21世紀之後，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美國的創新能力需要結合於中國的大規模製造能力，才能把創意真正地產業化。簡單化表達就是：美國創新、中國生產、全球銷售。

這個趨勢的出現，與美國創新經濟的轉型相關。1980年代，美國通過了《拜杜法案》，法案對發明的知識產權做了一系列新規定，其後果是刺激了小公司在技術層面的創新，大公司在這方面的優勢不再。

《拜杜法案》提出者

1978年，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5%，《拜杜法案》出臺後這個數字短期內翻了十倍。美國在十年之內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領導地位，《拜杜法案》功不可沒，是美國從“製造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的標誌。

小公司開發出大量在某個方面非常尖端的技術，像蘋果公司這樣的大公司，會去購買它們的技術授權，然後整合出新產品。對這些小公司來說，最優策略不是自己去進行那種整合，而是吸引更多的公司來購買自己的技術。

於是，大公司能做各種產品上的創新，但是對於技術沒有壟斷，無法阻止其他人來模仿自己；有技術的小公司則希望吸引更多公司來購買自己的技術，這就進一步刺激了很多公司去模仿大公司的產品創新。

大公司由於不再有技術壁壘，就只能追求速度壁壘，創新的速度比別人都要快，以確保優勢地位。為確保創新效率，它們就必須將生產流程外包出去，所以大規模外包便構成了西方這一輪創新經濟的內在需求。

大規模外包需求的出現，正好跟中國一系列經濟演化的節奏匹配上了，中國在這個時候形成了強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順勢獲得了超高速度的經濟成長。

所以，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在相當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創新經濟拉動出來的，無法脫離世界大勢獲得解釋。而中國承接外包的強大能力，奧秘就在龐大的供應鏈網絡上。外包的承接方必須能夠同時滿足效率與彈性這兩個要求。生產流程中倘若沒有效率，就拿不到訂單，要有效率就得專業化；但如果過於專業化又會被鎖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旦發生變化，下游的承包方就會面臨巨大風險，所以生產流程中又必須有彈性，但有彈性就難以專業化。

中國則通過供應鏈網絡把效率與彈性這兩個要求放在不同位階上同時實現了。

供應鏈網絡中的單箇中小企業都極度專門化，只生產被拆解到極為基礎的元素的零件。由於已經拆解到極為基礎，這些產品的通配性反倒會特別好，可以和許多別的工廠生產的其他零件形成各種各樣的配套組合關係，配套關係可以依照上游訂單的變化而不斷動態重組。

這樣一來，高度專業化的單箇中小企業保證了效率，它們不斷動態重組相互間的配套關係，以整個網絡為單位又具有彈性。

這樣的供應鏈網絡是無法靠計劃建設出來的，它只能在市場過程中自生地演化出來，中國加入WTO，更順暢地進入世界市場，也更加快了供應鏈網絡演化的速度。

分析供應鏈網絡時有個重要變量，就是規模。規模越大，網絡裡的中小企業就越多，分工越深，越有效率；網絡裡各個節點動態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越有彈性。一旦網絡的規模超過某個臨界點，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會出現一種質的變化，開始從全球吸納對供應鏈有需求的製造業。

中國擁有巨大規模，供應鏈網絡的發展已經過了那個臨界點，結果就是全球的中低端製造業都向中國方向轉移。

全球製造業轉移路徑

在未出現實質性技術變遷的前提下，這種轉移差不多是終局性的，也就是說，要轉移進來相對容易，要轉移出去則難得多。除非是對供應鏈需求很低，並且對於遠距離物流成本很敏感的產品，才能夠從中國轉走。

但是這並不排除中低端製造業有可能從中國外溢到鄰近的東南亞國家。之所以說是外溢而不說是轉移，在於東南亞國家在供應鏈網絡的規模優勢上同樣是無法與中國競爭的，所以它們可能承接從中國供應鏈中溢出的一部分生產環節，但無法取代中國的製造中心地位。

各種相關的數據也支撐這一假說，世界銀行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品，主要部分是零部件與半成品這些中間品。中間品貿易只有在同一個供應鏈網絡內部才有意義，網絡之外需要的是終端產品。

於是，製造業從中國向東南亞的外溢，就意味著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網絡的規模在進一步擴大，中低端製造業向這個東亞製造業集聚區以外的轉移就會變得更加困難了。

動態地看全球貿易品結構數據會發現，進入21世紀，全球的經貿格局日益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全球為單位的產業分工格局，各國間在工序層面形成分工。

直到20世紀90年代，國際貿易中有70%是成品貿易，各國之間更多還是在貿易層面的相互需求；而到2018年，國際貿易中70%以上都是中間品貿易，各國之間已經是在生產環節上的相互需求了。

對西方國家來說，製造業向東亞的轉移過程讓它們越來越去工業化，這會不斷放大它們在創新產業和高端服務業上的比較優勢。

中國的比較優勢就在中低端製造業上，並且是聯合起整個東亞製造業集聚區，形成一個龐大的共生生產網絡。其他非西方國家的比較優勢則集中在第一產業的原材料這個層面上。

中國的製造業與西方的創新產業及高端服務業之間形成一個經貿循環，中國的製造業又與不發達國家的第一產業之間形成另一個經貿循環。由於產業結構的落差，不發達國家的第一產業和西方國家的創新產業及高端服務業無法直接形成經貿循環，必須以中國的製造業為中介。

由此全球經貿循環就形成一種“雙循環”的結構，中國處在連接兩個經貿循環的中間節點性位置，中國（在很多領域中再加上若干東南亞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成為“樞紐”。

在橫向的“雙循環”結構之外，還可以發現一個縱向的“雙層循環”結構。

美國所主導的全球資本循環，是“雙層循環”中的上層，覆蓋在各種類型的實體經濟循環之上；“雙循環”則是在全球資本循環之下的、有某種從屬性質的實體經濟循環，它是“雙層循環”中的下層。對這樣的縱向、橫向多元複合的全球經濟循環結構的把握，是我們真正理解世界經濟秩序的前提。

“雙層循環”結構

在這種多元複合結構下，世界經濟真正的發動機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因為這裡是世界資本秩序和創新能力的中心。

發動機需要傳動軸，才能讓整個車運動起來，中國就是“傳動軸”。中國這個“傳動軸”的出現，讓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遭遇挑戰，也導致國際經貿秩序以及很多國家的內部秩序出現失衡，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中美貿易摩擦等問題，其根源也都在這裡。

現有的幾大全球經濟治理秩序，WTO、IMF、世界銀行，都是在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之前設計出來的。而中國經濟在這十幾年的高速成長，深刻改變了全球經貿結構，這就意味著全球經濟治理秩序和治理對象之間已經嚴重不匹配了，會引發很多在現有機制下不易處理的貿易衝突。

西方在這個過程中，進入去工業化的節奏。歷史上也曾出現過新老工業中心交替導致工人失業的現象，但新老中心的交替可能是在四五十年的時間中完成的，老中心有相對充裕的時間把失業問題消化掉。

而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在十幾年中實現的，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傳統產業大規模衰敗，失業問題來不及被消化，就出現了一系列失衡，引發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這些失衡逐漸引發各國在政治上的民粹化轉向，都是這種經濟背景的政治反映。而這種政治變化在經濟政策上的反映之一，就是貿易摩擦。

民粹主義海報

在這些背景下，再來觀察當下的中美貿易摩擦，就有兩個值得仔細探討的角度。

第一，美國所期待的通過貿易戰手段讓製造業迴流美國，是否做得到？基本上可以說，在技術條件沒有出現實質性躍遷之前，就製造業流程而言，龐大供應鏈網絡所具有的規模效應是無法被超越的。

第二，也是更值得面對的，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中國製造業向東南亞的遷移，是否將在實質上顛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要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對越南這個案例做更細緻的分析。

越南發展的路徑選擇

在東南亞國家當中，越南的國家能力是最強的。基於其在二戰之後長期戰爭的歷史，鍛造出了東南亞首屈一指的強大軍隊，這是現代國家能力的基礎。

強大的國家能力，再配合越南龐大的人口數量和年輕的人口結構，以及儒家文明較強的入世取向，都使得越南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更能把握住機會。

越南的內部條件已經具備了較好的發展潛力，這幾年的外部環境也讓越南有了很好的發展機會。那麼，越南發展的路徑又可能是什麼樣的呢？

觀察其他後發國家，我們可以類型化地歸納出兩種發展路徑，分別是日本、韓國的路徑和澳大利亞、加拿大的路徑。日、韓路徑的特徵是有著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澳、加路徑則沒有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

這當然不會阻礙澳、加成為富裕國家，但前提是它們要主動把自己的經濟嵌入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中，在其中尋找到一個能發揮自己比較優勢的特定位置，相當程度上放棄經濟的自主性，進而放棄安全自主性。

日、韓這樣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有著相當程度的經濟自主性；雖然這兩國現在還是嵌入在美國的安全秩序中，但做個極端的假想，如果它們遇到特殊情況，需要在安全上自主，它們迅速發展起自主性的能力肯定遠遠好過澳、加。

基於這種觀察，可以把關於越南的問題換一種問法：越南未來發展所走的更可能是日、韓路徑，還是澳、加路徑？越南有願望以及有機會發展起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嗎？

目前看起來，答案很可能是這樣的：在技術條件不出現實質性躍遷的情況下，越南難以發展起完整的工業體系。主要原因在於，越南面對的國際安全環境存在一種結構性困境。

要解釋這個問題，需要先看一下日、韓的完整工業體系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要發展出完整工業體系，就必須發展出相當於工業經濟中基礎設施的產業，即重化工業。沒有重化工業，就沒有現代工業經濟所必需的原材料生產能力和機器生產能力，在底層工業基礎上必須依託於其他國家。

但就後發國家來說，依照市場經濟的邏輯，重化工業並不是一種很好的投資。重化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投資規模巨大，回收週期較長，又沒有創新經濟的那種高利潤率，對於資本匱乏的後發國家來說，發展重化工業就不符合市場環境中的比較優勢。

另外，以重化工業的資本規模而言，它吸納就業的能力相對也較低，而後發國家通常都處於勞動力過剩的狀態，這就讓這些地方發展重化工業進一步不符合市場邏輯。

然而，一個國家關注的並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有國家安全問題。如果它的安全環境不是太好，就會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來思考本國的經濟結構問題。這種推動方式通常都會帶來國民福利的損失，因此就需要一種制度安排，來消化掉這些問題。日本、韓國都經歷了這樣的發展過程。它們都不是國家直接投資，而是由國家扶持一些大財閥來發展重化工業，這帶來國民福利的巨大損失，之後又在一種痛苦的過程中，修復財閥制度所帶來的問題。

以韓國為例，20世紀60年代朴正熙政府上臺後，便通過大量的貸款和特許經營政策，來扶持財閥的發展。這些過程嚴重違背市場邏輯，儘管韓國憑此發展起重化工業，有了完整的工業經濟體系，但是資源被低效率地大量浪費。

下圖是韓國企業從1962年到1997年的借款利率和資產收益率的變化曲線，很直觀地反映出了問題。除了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財閥們獲得了意外的一些機會，資產收益率長期是低於借款利率的。

韓國企業的借款利率和資產收益率的變化曲線（1962—1997）

這樣一種畸形的經濟發展策略，讓韓國經濟在1998年的金融海嘯中遭遇重創，一系列大財閥破產。危機也成為一個契機，韓國對剩餘財閥進行了大規模的拆解和重建工作，針對財閥形成了各種制約性的法律規則，並改進了治理機制，終於解決了財閥帶來的困境，同時保留財閥留下的果實，重新成為經濟強國。

再對比澳、加兩國，它們不追求自己的完整工業體系，這有著歷史傳統與安全環境兩個層面的原因。

從歷史傳統來說，它們都是英國傳統下形成的大社會、小政府的國家，社會自生秩序是國家內部更具主導性的力量。

另一方面，澳、加、英、美都是盎格魯-薩克遜國家，民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澳、加與英、美經濟秩序的嵌合關係，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沒有什麼困難不適的過程。

就安全環境而言，澳、加的條件也是很好的，遠遠不像日、韓那樣面臨各種複雜的國際環境。

這些都使得澳、加沒有發展自主經濟體系的強烈需求，簡單地嵌合在英、美的經濟秩序當中，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即可，其發展歷程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都比日、韓更簡單。

有了這些比較，就可以對兩個路徑做一種類型學的提煉了。

1.在我們所討論的意義上，各種經濟、產業部門，可以劃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在國家的政治關注範圍的，這種產業，各國通常都會將其交予市場；

一種是在國家的政治關注範圍的，這種產業，則會被國家以非市場化的政策進行扶持。扶持政策在根本上並不能改變市場的邏輯，只是會改變該國內部小環境的均衡，而小環境運轉得如何，還是要受制於世界市場這個大環境。

2. 不同國家，其政治關注的範圍與重心是不一樣的，進而在不同國家會形成兩種經濟發展路徑，一種是市場導向為主的，一種是政策扶持導向為主的。政治關注的範圍與重心在哪裡，取決於該國的國際安全環境。

3. 對於政策扶持導向為主的國家，給定其政治關注範圍後，哪些產業部門會被納入政策扶持的範圍，既與工業經濟的體系結構相關，也與時代相關。

所謂體系結構，是指工業經濟中的基礎設施性產業，諸如重化工業之類，欠缺這種產業就難以發展起完整工業體系，因此它們可能獲得扶持。

所謂時代，劃分標準是推動不同梯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從這些技術中衍生出的產業，對國民經濟具有基礎性的拉動效應：比如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的電子技術，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計算機相關產業，再比如當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時期的信息技術，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通信相關產業，等等，也可能獲得扶持。

4. 以政策扶持導向為主的國家，會因為政府的一系列非市場化的努力，而帶來資源配置的各種扭曲，進而帶來國民福利的損失。

因此需要有相應的制度安排，以化解這些負面效應。但政策扶持過程經常會帶來政府與財閥的捆綁關係，所以恰當的制度安排經常是危機倒逼的結果。

做了這一系列分析，再來看一下越南面對的國際安全環境的結構性困境。 在地緣環境上，越南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焦慮感，這是越南人做任何決策時的第一前提。這種焦慮是無法靠努力發展化解的，畢竟中國有壓倒性的體量優勢。要化解這種焦慮，越南唯有與另一大國聯盟，就是美國。

面對中國而產生的焦慮感，會讓越南有動力去發展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它會有一種走日、韓路徑的內在衝動。那麼，越南就需要發展重化工業，需要通過國家主導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來推動，通過扶持國有企業或者財閥來落實。但是，要與美國聯盟，就必須接受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對越南經濟政策的約束，接受對於國企以及對於不符合市場原則的經濟政策的限制等。冷戰時代，政治因素壓倒了經濟因素，所以當年韓國可以用各種非市場的手段扶持大財閥，卻並不影響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但是在21世紀，一個國家是否走市場導向的經濟路徑，是美國用來識別盟友身份的政治標籤。所以越南不大有機會複製韓國路徑了，更大的概率是要走市場導向的路徑。

越南這些年來已經對國企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工作，目前只剩下一百多家國企，也在籌劃繼續賣掉。越南承諾要建立一個比肩國際先進水平的透明法律框架，要讓外國投資者與越南本國企業開展更加公平、公正的競爭，這會是自由經濟體的市場競爭。

越南國內有一些私人大財團，比如首富範日旺的VinGroup，投資領域極為廣泛，不大像是出於市場原則的考慮，似乎是越南政府想要扶持的財閥。但即便是政府想要扶持，其政策也很難走得太遠。

如果像當年韓國那樣，越南很可能會被踢出那些自由貿易協定，它藉助西方化解自己地緣政治焦慮的努力就會失敗。

如果不走那麼遠，越南的重化工業在自由市場的演化中就難以發展起來，無法擁有自己的完整工業體系。這就是越南面臨的一種結構性困境。

在這種處境下，越南最有可能的路徑是，繼續深化與美、歐、日等國的自由貿易關係，這是保障自己獲得外部支持、化解焦慮的基礎。

然而，這也就意味著越南對財閥的支持只能是有限度的，它大概率只能順應世界市場上的比較優勢，把自己嵌合在一個恰當的位置。這是一種很弔詭的狀況，正因為它面臨著日、韓處境，所以很可能走得更接近澳、加路徑。

就目前越南的比較優勢而言，也具有一種雙元特性。它比較可能在貿易上嵌合在美國體系中，而在生產上嵌合在中國體系中。於是，越南的製造業發展也就更加成為中國供應鏈網絡的外溢，同時也成為中國供應鏈網絡通達世界市場的一個重要中介。

“複合雙循環”結構

越南與中國在經濟上的嵌合關係，從下面的1995年到2015年中越經濟一體化指數的圖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偶爾發生波動，中越經濟一體化指數的總趨勢是不斷上升的，尤其是在2011年之後，上升極為顯著。

一系列相關研究顯示，不僅中國與越南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在加深，中國同整個東南亞國家都有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趨勢。

中越經濟一體化指數(1995—2015)

我們以智能手機業為例，來具體看看中越經濟一體化的邏輯。2019年10月，三星公司關閉了它在中國的最後一家手機工廠，將其手機產能全部轉移到中國以外，尤其是越南。但是，三星在越南的手機生產廠仍然與中國供應鏈網絡之間有著深刻的關聯。

我們在中越之間最大的陸上口岸廣西憑祥，訪談到了在這裡做報關代理以及國際物流的何加繼先生。據他的粗略估計，依照集裝箱貨櫃的數量，憑祥口岸通關產品大約30%是與三星相關的；就貨值來說佔比則更大。

最近幾年，每天下午四點都會有集裝箱運輸車輛從珠三角啟程，經憑祥口岸，第二天下午四點抵達越南北部的三星工廠。何加繼也為三星的中國供應商提供物流業務，每年運輸的貨值幾億美元，只佔在從珠三角發往越南三星工廠的貨品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更耐人尋味的是，三星從中國撤走自己的生產廠之際，卻決策到2020年要將20%的手機交由ODM工廠來生產，2018年這個數字僅僅是3%。而中國大陸的智能手機ODM產能在全球具有壓倒性優勢。

所以，我們必須看到，進入21世紀以來的經濟邏輯中，品牌的邏輯和生產的邏輯已經越來越分離開來，不能被混在一起討論。

我們一談到手機，通常所說的都是蘋果、三星、華為、小米等品牌廠商，它們面向終端用戶，遂為人所熟知；但這些手機的生產過程，相當大的部分是在提供OEM乃至ODM服務的代工廠中完成的，諸如富士康、和碩、聞泰、華勤等代工廠，完成了全世界大部分手機的生產，但它們只面對發包廠家，所以通常不為人所熟知。

因此，三星手機工廠的搬遷，並未導致中國手機產量的下降。下圖對比了2007—2017年間世界主要手機生產國在世界手機出口中所佔比例，十年間越南佔比從0增長到約16%，但中國（含中國香港）則從約37%增長到了約56%。

圖中所對比的還僅僅是手機出口量，沒有考慮到內銷部分；出口加上內銷部分為總產量，中國2018年的手機總產量佔全球總產量的90%以上。要注意的是，90%這個數字所反映的並不是中國品牌手機的產量，而是純產量，比如蘋果手機和小米手機主要都是在中國代工生產的，這都屬於中國的純產量。所以，這個數字所反映的是中國手機代工廠商及供應鏈網絡在世界手機制造業中的地位。

世界主要手機生產國在世界手機出口中所佔比例（2007—2017）

這些案例反映出現代工業經濟中產業秩序上環環相扣的邏輯。此處的產業秩序，筆者姑且很不準確地用近代史以來的幾次工業革命來指代。每一次工業革命當中的核心產業，在初起之際都是有超額利潤的，但是隨著技術的不斷擴散，這個產業會下降到平均利潤，並且構成下一次工業革命產業的基礎設施。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電子技術產業，其生產能力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化工業產業為前提；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產業，信息經濟的硬件生產又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電子技術產業為前提。

基於前面的一系列分析，就可以對前文提到的“中低端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具有終局性”這一假說，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世界經貿“雙循環”結構假說，做進一步的發展。但要先強調一下，以下所談論的產業，基本上還是在中低端意義上，高端部分仍然是由西方世界主導的。

由於電子技術產業對重化工業的依賴性，使得中國在電子產業上同樣有巨大優勢，但並不排除其中有些環節，尤其是對供應鏈依賴相對較低、人工成本佔比較高的環節，會向其他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轉移。

沒有完整產業結構的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國際貿易與其他國家形成國際協作關係，藉助其他國家的產業秩序支撐，發展本國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很可能就是這種關係，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國製造業向東南亞的轉移，在很多意義上都是一種溢出，而不是轉走。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產業，其革命進程還正在發展當中，創新是其核心動力。這一輪的創新是由兩條腿來支撐的，一條腿是技術創新，它依賴的首先是足夠自由的經濟生態環境和法律生態環境，美國在這方面有著明顯優勢；另一條腿是商業模式創新，它依賴的首先是足夠大的市場規模，中國在這方面有一定優勢。

而信息技術的運行對物理硬件有依賴，仍然需要重化工業和電子技術產業所提供的硬件製造能力，中國在這方面有著很大優勢。不過這些製造業也會因應著信息技術的演化，而開始改變自己的企業組織形式。

綜上所述，中國的“樞紐”地位，世界經貿秩序的“雙循環”結構，就需要進階為一種“複合雙循環”結構的假說，它呈現為一種多層級的結構。

“複合雙循環”結構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化工產業，中國大致能佔據樞紐地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電子技術產業，則會有一系列的產業環節（而不是整個產業）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在這個意義上，

尤其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產業，對於主權國家有著強大的穿透力，很可能需要一種新的去國家化的分佈式組織技術，才能夠有效地回應這種技術在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挑戰。

重化工業時代的政策邏輯，根本無法匹配於信息技術時代的需求。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只需要匹配信息技術產業的政策就足夠了，這種理解同樣是陷入了盲區。中國所需要的，很可能是一種更多層次、更加複合性的政策，但這種政策的形成，首先要基於對不同梯次產業邏輯的恰切理解。

在這種多層次、複合性的政策當中，針對第二、第三次工業革命產業的政策，更多地應該是守成性的。

原因在於，這些產業構成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的基礎設施，中國在這些產業領域已經是當仁不讓的世界工廠；而它們目前多半已落入平均利潤率的階段，能夠帶來正常的經濟回報，能夠提供很多就業，但不能期待它們帶來太多額外的東西，守成性的政策因此是合適的。如果政府在這些領域有著過度進取的政策，大概率是資源的低效率使用，進而帶來國民福利的損失。

而針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的政策，則應該是更富創造性的。但是所謂的創造性，很可能表現為政府退居幕後，民間力量更多站到臺前。

因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分佈式組織技術，現在還無法說清楚它具體會是什麼樣子；但我們可以知道，政府更擅長的是集中式的組織技術，而分佈式組織天然地適合於以民間力量為主演化出來。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可以對跨國的民間力量抱有更多期待，因為信息技術對國界的穿透性，需要一種有跨國視野的民間力量參與到新的秩序以及新的法權原則的演化生成當中。

商人秩序

跨國的民間力量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觀察，一是大的跨國企業的角度，一是微觀層面上人的角度。我們在越南的調研，在這兩個方面都感受到了以前所不知道的事物的衝擊。

大企業的案例，是海爾在越南的分公司，它在這裡的品牌叫做AQUA。海爾在越南設廠，與中美貿易摩擦無關，僅僅與全球大公司的市場戰略佈局有關。海爾在2011年收購了日本三洋的白色家電業務，包括AQUA品牌。

原本海爾計劃用五年的時間，同時運營海爾和三洋雙品牌，之後再過渡到海爾和AQUA雙品牌，兩個品牌採取不同的市場定位。但因為在運營過程中海爾意識到中國品牌在這裡的不利處境，於是改變了策略，從雙品牌戰略改為單品牌戰略，將AQUA上升為主品牌。

這個策略運營得很成功，AQUA今天是越南僅次於三星的高端白色家電品牌。

海爾並不打算未來有一天將AQUA品牌再切換回海爾品牌，作為一個跨國企業，它不需要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以“海爾”這個面目出現。

全球化並不一定是把自己的唯一形象推向全球，成功的全球化反倒需要成功的本土化。如果沒有成功的本土化，公司品牌可能就會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產生非常多的排異反應，無法融入當地市場，最終導致全球化的失敗。在企業經營中倘若執著於國家屬性這種政治性，便會遮蔽掉企業本應聚焦的商業性。

實際上，反觀歷史，政治性被提到前臺，甚至在思考很多問題時都被設定為第一優先排序，是民族主義理念塑造出來的結果，僅僅是最近兩三百年的事情。

在此前的歷史上，政治與商業有各自的領域，兩個領域會相互影響乃至相互博弈，但不會相互設定邊界，是一種“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的狀態。

政治的空間、經濟的空間、文化的空間，等等，它們通常都不是合一的，由政治來設定各種邊界的嘗試，會在諸領域間帶來很多不必要的摩擦與衝突，兩次世界大戰就與此有一定關聯。

在今天，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迅猛展開，技術、公司、產品、資源等一系列要素對於國界的穿透力前所未有的強，人員流動的程度也前所未有的高，在這種情況下，就越發需要回歸到“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的秩序邏輯上。

當然，今天的經濟邏輯和工業革命以前的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了，政治和商業的意涵也與那個時候有了非常大的區別，不能簡單套搬。

兩個領域各自的邊界應該在哪裡，沒法輕易給出答案

對於大國來說，那些穿透國界的技術、公司、產品等等，往往也是在大國發展起來的；超越於政治，尤其符合大國的利益。

穿透國界的不僅有技術、公司、產品等，還有微觀層面上“人”的網絡。我們在越南的調研中，注意到了一個以前很少有人關注到的群體——“中國幹部”。

在越南的很多外資企業，倘若其工廠是從中國大陸搬遷到越南的，則必用大量來自大陸的員工擔任其管理層，這個群體自稱“中國幹部”。“中國幹部”的人數沒有一個清晰的統計，據在越南開拓多年、非常熟悉當地情況的人估算，大概有幾十萬人。

我們在越南訪談到一系列很有趣的案例。某臺資鞋廠，原本在東莞有巨大的工廠，後將產能遷移到越南，在越南僱傭了十餘萬工人，巔峰時期廠裡曾有數千名中國幹部。

中國幹部在廠裡幹到一定時間，各種資源都比較熟悉之後，很多人又會出來自己創業當老闆，作為原廠的供應商，該鞋廠因此拉動出上千家供應商，其中絕大部分掌握在前中國幹部的手裡。

這些供應商工廠裡僱傭的都是越南工人，但在訪談中，新老闆們普遍表示，並不擔心若干年後越南人會替代掉他們的位置。因為雖然臺資鞋廠能夠從他們的廠裡完成本地化採購，但他們自己在生產時，要採購的原材料卻基本上來自中國，而越南人在中國的採購渠道肯定不如他們。

於是，以（前）中國幹部為中介，便形成了將中國的供應鏈、越南的勞動力、全球的市場聯繫起來的一個龐大網絡，這個網絡以各種形態彌散在多個國家和多種人群之中，遠不是以民族國家的方式能夠理解的了。

中國幹部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大約幾萬人在當地娶妻生子定居下來，更加深刻地融入了越南的社會和文化。對這些人來說，有一個最大的困惑，就是下一代的身份認同問題。

究竟讓他們加入哪一邊的國籍，接受哪一種教育？在面對中國與越南的一些政治爭端的時候，該讓他們如何理解這一切？

這一群越南女婿，作為身處異國的少數群體，在多元的經濟-文化-政治相交錯的處境當中，會有多重身份，而這多重身份彼此之間可能會發生衝突，他們在內心中自然地就會被逼問一系列問題。

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天然就要求他們必須有一種超越性的視野和格局，才能獲得內心安頓。他們也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有同樣的視野和格局，才能跳脫出彼此衝突的多重身份在內心造成的張力。 這些事實都告訴我們，

信息技術對於傳統邊界的穿透是全方位的。各種各樣的數據在不斷地跨邊界流動，數據是信息技術的核心資產，它對應著一系列全新的經濟邏輯、金融邏輯、財政邏輯、文化邏輯，乃至政治邏輯、安全邏輯。

而網絡時代的頭部效應，讓各種數據越來越集中到幾個大公司手中，它們對於世界的影響力遠遠不僅是商業的了，而是有了史上前所未見的政治影響力。

隨著技術的變遷，政治與經濟、商業之間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過去的國際公法基本上是不關注那些大公司的，但是未來，這些大公司卻越來越需要被納入一種國際公法的規範當中；甚至國際公法本身，也會在這個過程中被重新定義，它和國際商法的邊界也會越來越模糊。

就生產流程而言，各國之間有著高度密切的分工合作關係，這種分工已經進入到工序層面，各國在同一類產品的不同工序上有不同的比較優勢，所以這類產品在生產流程上是一種跨國性的存在，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現象，構成對國界的深刻挑戰。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日益深刻地分離了。技術和經濟秩序正在深刻變化，但全球治理機制卻仍然是以國家為主體的。二戰之後成立的IMF、世界銀行、WTO這三大全球經濟機構，其初衷都是要突破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從遠超單個國家之上的全球經濟空間的高度出發，來規劃世界秩序的底層基礎。

但是，具體操盤這三大機構的仍然是國家，而經濟運行的真正細胞——商人，在裡面的發言權很有限。這就構成了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之間的錯位。這樣一種錯位，在今天就讓活動在超國家/非國家空間中的公司和人進入一種“無法”狀態，它們所活動的區域法權秩序缺位，找不到可以依託的國際法上的權利主體了。

新的經濟邏輯下的公司和人，都需要一種能夠被廣泛接受的超國家/非國家的規則系統，但是今天的全球治理機制卻無法提供；公司自身在相關方面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展開太多有效作為，大家都懸置在了“無法”狀態。

如何讓這些“無法”的存在獲得其國際法權形態，就是今天國際秩序中一個重要問題。

主權國家體系曾力圖覆蓋商業貿易體系，進入近代世界之後，這種努力似乎一度成功了，但實際上只不過是商人秩序被遮蔽了；隨著技術和經濟邏輯的不斷演化，到了今天，這種努力真正顯示出其力有不逮的問題。

所以，我們做一個大膽的想象，也許，今天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商人秩序、商人法應該重回國際法權體系的前臺。

一系列“民族緻密體”的迷思需要逐漸地被突破，各國在商人秩序的活動過程中，發育出更加開放、自由、包容的心態，從而重回到“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那種更加本真的狀態。這樣一種前景，可能是中美貿易摩擦所能帶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

在未來的365天，東亞君將與各位朋友一起去分享110本曾在全球知識界產生過廣泛影響、同時也曾給予我諸多刺激的名作。

希望能以此為各位讀者帶去新的衝擊與啟示。期待各位加入東評學社，我們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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