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3年前的今天，1127年的二月初六，金帥命宋欽宗跪聽金太宗詔書，宣佈徽宗與欽宗廢為庶人，此後，北宋滅亡，高宗即位。從靖康之變，到建炎南渡完成，這之間都發生了些什麼？韓世忠與岳飛如何登上歷史舞臺？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月，滅遼當年，金太宗就下詔伐宋。金軍以完顏杲為都元帥，其下兵分兩路：西路軍以完顏宗翰（粘罕）為左副元帥，攻太原；東路軍以完顏宗望（斡離不）為右副元帥，攻燕京，而後會師宋朝都城開封。歲末，得知金軍逼近東京，宋徽宗匆忙禪位給長子趙桓。這年他才43歲，便早早自我下崗，把一副爛攤子撂給兒子。趙桓即宋欽宗，數日後就是新年，他宣佈明年改元靖康，乞求能保佑國家安定太平。
靖康元年（1126）正月四日，新任尚書右丞李綱臨危受命，兼任親征行營使，挑起了統兵抗金的重任。他僅用了三四天，便鞏固了東京防務。七日，金軍打到東京城下，向好幾個城門發起進攻，死傷累累而未能得手。
挾兵臨城下之威，金軍遣使入城，脅迫對手議和。宋欽宗求之不得，命宰相張邦昌為計議使，異母兄弟康王趙構為人質，前往金營。自正月十五起，包括名將种師道在內的勤王兵陸續抵京。种師道反對割地求和，認為東京城城高糧足，只要嚴密防守，金軍日久必困。不久，勤王將領姚平仲說動欽宗，實行劫營之計，不料走漏消息，反遭迎擊。金帥宗望遣使追究劫營之責，投降派大臣李邦彥完全推給李綱與种師道，宋欽宗即罷免二人，遣使謝罪，同意割讓三鎮。
消息傳出，群情激憤。二月五日，太學生陳東率千餘諸生伏闕上書，軍民不期而至者數萬（一說十餘萬，似乎略有誇張），要求罷黜李邦彥，複用李綱、种師道，反對割地乞和。這是一次永垂史冊的學生運動，在國家危亡的關鍵時刻，總是學生最少顧忌，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為民請命，成為民族的脊樑。宋欽宗自知大義有虧，更擔心強敵壓境，內亂再起，宣佈李綱、种師道復職，並讓李綱出面安撫學生，平息了這場風波。
金帥得知主戰派佔了上風，大兵久屯堅城之下，而宋朝勤王兵在外圍聚集，自己將處於內外夾攻的危險境地，便萌生退意。十日，欽宗更換人質，換回了趙構與張邦昌；金軍帶著勒索到的金銀引兵北去，開封被圍近四十日後，終於解圍。
金兵一退，欽宗以為危機已過，把种師道罷為宮觀使，讓他賦閒，聲稱其老邁“難以再用”。不久，命李綱代替种師道，去解太原之圍，將他排擠出朝。與此同時，欽宗與太上皇徽宗在權力問題上勾心鬥角，痛失了半年備戰的大好時機。
金軍雖迫於形勢暫從開封撤圍，在打交道中卻看透了對手的腐敗無能。當年八月，宗翰、宗望再次分東西路進攻宋朝，進攻路線對他倆來說已完全熟門熟路。閏十一月初，兩路金軍再次會師東京，開始大規模攻城。欽宗這才再次想起李綱，驛召他進京領開封府，但他還在中途，東京就陷落了。與此同時，欽宗派人持蠟書前往相州，任命趙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讓他與河北守將火速帶兵入援京城。
李綱銘文鐧（現藏福建博物院）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軍兵臨東京城下，李綱臨危受命，守衛都城。這把鐧長96.5釐米，重3.6公斤，鐧身的一刃面上有嵌金篆書“靖康元年李綱制”七字，應是他當時隨身佩帶的武器，也是他領導東京保衛戰的珍貴物證。鞘為木質，乃後代配製。
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宋朝居然命術士郭京驅7777名“神兵”出宣化門迎擊敵軍，誰知一觸即潰，金兵卻乘虛攻入了開封城。次日，欽宗遣使金營乞和。即便到此地步，徽、欽二帝還心存僥倖，希望金軍能保留趙氏社稷。金帥也摸透了他們的心理，並不立即俘虜他們，先讓他們下令收繳城內的馬匹、武器，剝奪宋朝的反抗能力；而後讓他們為金軍蒐括京城官府和民間所有的金銀財物。金軍還索取給金太宗的貢女三千名，犒賞金軍的少女一千五百名，不僅民間婦女難逃魔爪，連不少宮嬪都投水自殺。
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日，宗翰、宗望將欽宗與親王、宰執大臣等再召到青城，把他們囚禁起來。二月六日，金帥命欽宗在青城金營中跪聽金太宗詔書，宣佈徽宗與欽宗廢為庶人，另立別姓“以王茲土”。次日，徽宗與皇室宗族也被押往青城金營。在金軍的斧鉞下，二月十一日，宋朝百官集議推選另立異姓天子的問題。有人以為，為了不讓金軍屠城，不如推出一人應命，大家推舉靖康元年做過兩個月宰相的張邦昌。兩天後，金軍事先宣佈有異議者將押赴金營，東京城裡的大小官員、僧道、耆老、軍民被迫簽名表示“擁戴”張邦昌。
三月七日，是金帥為張邦昌行冊命禮的日子。張邦昌打算自殺，有人說他被推舉時不死，現在卻要讓一城生靈塗炭，他這才作罷。他的傀儡政權國號“大楚”，與金以黃河為界。在冊立儀式上，張邦昌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忍叛立。他做傀儡皇帝時，始終不立年號，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賀，不用天子禮儀，大內宮門都貼上“臣張邦昌謹封”的封條。凡此種種，並不都是裝模作樣，表明他確實事出無奈，與後來偽齊皇帝劉豫有所區別。
福州鼓山石刻
這幅摩崖石刻上石在紹興二年（1132），作者為宋哲宗第三女吳國長公主的駙馬潘正夫，他剛安頓好南遷的家族，準備北赴行在朝覲，臨行前五日，攜四子登臨鼓山，刻石記錄了建炎南渡時他所在這支宗室的南渡路線，頗具史料價值。
四月一日，金軍押著大批俘虜和戰利品分批啟程北撤。俘虜包括宋徽宗、欽宗父子和他們所有的皇后、妃嬪，皇太子、親王、公主，宗室、外戚、宰執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藝、工匠、娼優等各色群眾，共計十餘萬人。戰利品包括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馬一萬匹以及法駕、鹵簿、車輅、冠服、法物、禮器、祭器、樂器以及其他文物、圖書等，不可勝計。
行前，金軍焚燒了開封城郊的房屋，而開封城內早就形同廢墟，老百姓餓死者日以萬計，連一隻老鼠都賣到幾十文錢，人相食的慘劇也時有所見，再也找不到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裡描寫的那些繁華景象。
徽、欽二帝一行在北上途中歷盡折磨，受盡屈辱，皇后受到隨隊金兵的性騷擾，離隊小解的妃嬪遭到金軍的強暴。次年八月，徽、欽二帝被輾轉押抵金上京，金太宗逼他們除去袍服，朝見金朝祖廟，行獻俘之禮，封宋徽宗為昏德公，封宋欽宗為重昏侯。他們的妃嬪三百餘人沒為奴婢，為金人浣洗衣服；其他婦女配給金軍作為性奴隸，男子則在冰天雪地裡服苦役。建炎四年（1130），他們被遠徙到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徽宗在紹興五年（1135）死在當地，年五十四歲。紹興十一年（1141），金熙宗追贈徽宗為天水郡王，改封欽宗為天水郡公。紹興二十六年（1156），欽宗也死在五國城，年五十七歲。
經歷靖康之變的人，都不會忘記這場民族的災難、禍亂和恥辱，也稱其為靖康之難、靖康之禍和靖康之恥。於是，就有刻骨銘心的雪恥情結，“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在南宋凝聚成揮之不去的“恢復”意識。
靖康二年四月一日，金軍北歸。次日，張邦昌就聽從呂好問的建議，派人尋訪康王趙構。九日，他迎哲宗廢后孟氏入宮，尊為元祐皇后，垂簾聽政，自己退位，仍稱太宰。“大楚”傀儡政權僅存32日。
這時，趙構正在濟州（今山東鉅野）。他在上年十一月出使金營，中途折返相州不久，就接到欽宗任命他為兵馬大元帥的蠟書，開府相州。東京告急，他在大名府雖接到火速勤王的蠟詔，卻只讓副元帥宗澤帶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則一路向東逃到濟州。接到張邦昌派人送來的傳國璽，他知道自己成為徽宗諸子中唯一沒有被俘虜北去的親王，最有資格登上皇位。於是，他移師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在府衙即位，改元建炎，是為高宗，孟後歸政。史家以宋高宗即位為界，將此前的宋朝稱為北宋，此後的宋朝稱為南宋。
宗澤像
宗澤（1059-1128），婺州義烏（今屬浙江）人，字汝霖，與李綱同為靖康、建炎之際抗金派代表人物。卒諡“忠簡”。著有《宗忠簡集》。這幅宗澤像採自《中國曆代名人圖鑑》（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年）。
高宗任命李綱為右相，這時，他還在趕赴應天府的路上。高宗讓黃潛善任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任同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他們是其最信任的左右手。即位之初，儘管高宗對張邦昌說過不追究，但李綱不依不饒，高宗內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為，僅過一月，就將其貶官賜死。張邦昌大節固然有虧，為公議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稱說“邦昌之僭，良有脅迫”，還是實事求是的，將其簡單地視為叛臣，似乎過於苛刻。
李綱是六月一日到達應天府的。他為天下人望所歸，高宗用他，一是迫於形勢嚴峻，二是藉以招徠人望。李綱主戰，他的入相，最為主和的黃潛善、汪伯彥所忌恨。入秋，金人以張邦昌被殺為由，再次攻宋。黃、汪力主南逃，李綱主張堅守中原，東京留守宗澤還力請高宗還都主持恢復大計。
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擄的覆轍，七月，下達了“巡幸東南”的手詔，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蘇南京）。李綱極力反對，抬出不久前高宗“獨留中原”的承諾，迫使他收回成命，卻招致高宗的憎惡。八月，李綱升為左相，黃潛善替補右相，汪伯彥進知樞密院事，對李綱成鉗制之勢。
當時，兩河軍民自發建立山水寨以保衛家鄉，抗擊金軍，李綱命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傅亮為河東經制使，前往聯絡，收復失地。黃、汪要撤銷張所的招撫司和傅亮的經制司，葬送兩河抗金的大好形勢，李綱據理力爭，但高宗偏袒黃、汪，御批同意。黃潛善讓自己引薦的御史張浚彈劾李綱，李綱憤而辭職。高宗虛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將其罷相。朱熹高度評價李綱，認為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 （《朱子語類》卷131《本朝五·中興至今日人物》）然而，直到李綱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過，他是南渡以後最好的宰相人選，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擔心其主戰給自己惹來大麻煩。
李綱像
李綱（1083-1140），邵武（今屬福建）人，字伯紀，為南宋前期主戰派領袖人物。卒諡“忠定”。著有《靖康傳信錄》《建炎時政記》《梁溪集》等。這幅《李忠定公遺像》採自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愛日堂本《李忠定公奏議》卷首。
李綱任相僅七十五日，他的罷相激起正義人士的憤慨。太學生陳東這時也應召剛到應天府，據說他此行帶著自己的棺木，決心捨生成仁。聽到李綱罷相，他毫無畏懼地兩次上書，希望高宗儘早罷黜黃、汪，認為“欲復中原，以定大計，非用李綱不可”，還正告高宗不應即位，責問他日後欽宗歸來，不知何以自處。另一個布衣士子歐陽澈也上書指責高宗“宮禁寵樂”（即沉湎女色）。
八月二十五日，陳東與歐陽澈被斬於應天府東市，陳東四十二歲，歐陽澈僅三十一歲。宋太祖誓約有“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一條，誓約的內容上月剛由徽宗以衣帶詔的形式傳送給高宗。高宗之所以大開殺戒，根本原因有三：其一，陳東對他繼統合法性的懷疑，歐陽澈對他縱情聲色的揭露，都觸到了最痛處；其二，唯恐陳東再次激起靖康學潮那樣的民變；其三，陳東等上書主張複用李綱，堅決抗金，與其逃跑的決策針鋒相對。因此，高宗必置他們死地而後快，甚至不惜頂上蔑視祖訓的罪名。後來，高宗對陳東之死，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贈官，又是賜田，官修史書也強調他是誤聽了黃潛善的挑唆，無非旨在減輕公論的譴責。
殺了陳東不久，高宗就下詔“巡幸淮甸”。十月，他逃到揚州，把這個煙花繁華之地作為“行在”（即朝廷的臨時駐地）。歲末，高宗將黃、汪分別遷為左、右相，把朝政全權交給他們，自己則在行宮尋歡作樂，全然不顧中原軍民正與金軍在浴血奮戰。
十二月，金軍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陝西，攻山東的東路軍在渡過黃河後由完顏宗弼分率一部直逼開封，宗翰則親率中路直攻開封與其會師。這時的開封府尹兼東京留守是宗澤，他有效部署了東京防線，粉碎了金軍夾攻的計劃。其後，他派人聯絡兩河抗金義軍，建立以東京為中心、兩河為屏翼的抗金防線。
其時，兩河山水寨星羅棋佈。河東的紅巾軍以紅巾為標誌，用建炎年號，曾奇襲金軍大營，差點活捉宗翰。五馬山寨義軍推戴自稱徽宗之子的信王趙榛為首領（其真偽莫辨，一般以為是假的），實際領袖是趙邦傑和馬擴，響應者達數十萬。八字軍由王彥領導，他是原河北招撫司的都統制，招撫司解散後率殘部入太行山，部眾都在臉上刺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受其號令的有十餘萬人。梁山泊水軍以張榮為首，有戰船數百，士兵萬餘，這支義軍後由水路轉戰至兩淮。
兩河義軍數十萬都受宗澤節制，稱其為“宗爺爺”。宗澤深知這些自發的義軍，是抗金斗爭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沒有朝廷的支持，遲早會歸於失敗。因而在開封秩序恢復正常以後，他一再上書高宗，呼籲還都，以號令抗金斗爭。宗澤留守東京一年，先後上了二十四次《乞迴鑾疏》。
同時，宗澤派人與兩河義軍聯繫，讓他們做好接應宋朝大軍渡河收復兩河失地的準備。建炎二年（1128）五月，他在上疏裡提出六月出師渡河的計劃，請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壯舉。但高宗安居揚州，置若罔聞；對宗澤的每次上奏，黃、汪都笑著以為他腦子有病。
七月，宗澤見坐失良機，憂憤成疾，與世長辭。死前，他沉痛吟誦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三呼“過河”。宗澤一死，北方抗金形勢迅速逆轉，義軍被逐個擊破，官軍分崩離析，一年以後開封再次被金軍佔領。
宋金戰爭初期，金朝有一個明確的戰略，那就是追擊立足未穩的南宋小朝廷，俘獲高宗，以確保不再有一個趙氏政權與其為敵，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權能代表金朝統治中原地區。
建炎三年（1129）二月，完顏宗翰派兵奔襲揚州，前鋒直抵天長軍（今安徽天長）。三日，高宗正在揚州行宮行歡作樂，乍聞戰報，嚇得從此喪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帶領少數隨從策馬出城，倉皇渡江。傳說中康王泥馬渡江的故事一說即源出於此。
次日，金軍攻入揚州，追至江邊，軍民不及撤退，死傷與落水者不勝其數。朝野以為揚州大潰退的罪責都在黃潛善和汪伯彥的身上，高宗也不滿他倆不能早為之計，讓自己吃足了苦頭，遂將他倆罷相，任命朱勝非為右相，王淵籤書樞密院事，仍兼御營司都統制。
王淵在揚州大潰退時擁兵數萬，對來襲的五六千金騎不作任何抵抗，不僅未罰，反而升遷，是因與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藍珪等沆瀣一氣。在高宗從鎮江逃往杭州途中與到達杭州以後，這些宦官依然肆無忌憚，作威作福，強買民物，凌忽諸將，激起軍民極大義憤。
三月，御營司武將苗傅、劉正彥既妒忌王淵驟然遷升，又疾恨宦官胡作非為，對朝廷一味南逃也深為不滿，在杭州發動兵變。他們誅殺王淵和康履，脅迫高宗將皇位禪讓給年僅三歲的皇子趙旉，由隆裕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簾聽政，改元明受。這次政變，史稱“苗劉之變”或“明受之變”。
這時，同籤書樞密院事呂頤浩正在江寧（今江蘇南京），禮部侍郎張浚則督軍平江（今江蘇蘇州），他們聞訊後即聯絡大將韓世忠、劉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劉兵變雖有合理的理由，卻也夾雜著個人的野心，兩人既無深謀遠慮，又無明確目標，進退失據，見勤王大軍逼近杭州，就棄城出逃，高宗復辟。五月，苗、劉被韓世忠軍俘獲，兩個月後處死。苗劉之變發生在建炎南渡不久，對宋高宗的統治心理與朝政決策，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也成為他其後不久決心削兵權的動因之一。
《中興四將圖卷》（現藏國家博物館）
摹繪了張俊、岳飛、韓世忠、劉光世四位南渡大將的肖像。經專家鑑定，這幅圖卷已是摹本，而非劉松年原作。
七月，宋高宗升杭州為臨安府，打算將這裡作為臨時安樂窩。這月，金軍以完顏宗弼（兀朮）為統帥，分四路大舉南侵，兀朮親率主力追擊高宗小朝廷。高宗遣使向金帥乞和，國書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天網恢恢，將安之耶？是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一併彷徨，跼天蹐地，而無所容厝，此所以朝夕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丁卯注）但兀朮必得高宗而後已，完全不理睬他的搖尾乞憐，一舉突破長江防線，佔領建康，直撲臨安。
十月，高宗從臨安逃到越州（今浙江寧波紹興），次月，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寧波），十二月，決定入海避敵。十五日，高宗接到金軍逼近臨安府的消息，便坐樓船逃往定海（今浙江寧波鎮海），繼而渡海到昌國（今浙江定海）。歲末，高宗得知兀朮將至明州，便讓御舟漂泊在臺州與溫州之間的海上。建炎四年（1130）正月初三，高宗船隊落碇台州章安鎮（今浙江黃岩東北），在這裡停留了半個月後移向溫州沿海，二月二日起駐泊溫州江心寺。
兀朮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也乘船入海準備追獲高宗。途中遇上大風暴，被宋軍水師擊敗，退回明州。這時南下金軍已是強弩之末，後方空虛，戰線漫長，屢遭宋朝武裝的襲擊。二月，兀朮聲稱已完成“搜山檢海”的預定目標，開始北撤。一路上縱火焚城，擄掠姦淫，明州、臨安、平江府都是數日煙焰不絕。
三月，兀朮軍隊從平江府撤軍，準備在鎮江渡江北上。宋將韓世忠率水師從長江口兼程西上，埋伏在鎮江焦山寺附近的江面上，截斷了金軍的歸路。雙方轉開激烈的水戰，韓世忠妻梁氏（宋代史料中只知其姓梁，紅玉之名後出，或是傳說附會）親自擊鼓助戰。金軍無心戀戰，損失嚴重。世忠拒絕兀朮以財貨名馬借道的要求，將金軍水師逼入建康（今江蘇南京）東北七十里處的黃天蕩。這是一條死港，宋軍堵住其出口，使金軍屢次突圍均告失敗。金軍最後掘開老鸛河故道通秦淮河，讓戰船駛入長江，以火器擊退前來堵截的韓世忠水師，才得以安然撤退。與此同時，岳飛打敗了從陸上撤退的兀朮部隊，收復了建康。 在黃天蕩之戰中，韓世忠以八千水師包圍十萬金軍，兩軍相持達四十餘日，雖未最後取勝，卻使金軍從此不敢渡江。
獲悉金軍北撤，高宗才從溫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結束了長達四個月的海上亡命生活。這次海上流亡，始於建炎三年歲末，是年干支紀年為己酉，南宋找一個不讓皇帝難堪的說法，稱之為“己酉航海”。
次年，高宗改元為紹興元年（1131），寓有“紹祚中興”的意思。雖然這年十月升越州為紹興府，但這裡作為行在，在漕運上有諸多不便。次年正月，高宗把行在遷回臨安府。這裡有作為都城的經濟優勢與地理條件：既有長江的天然之險，又不像建康那樣瀕臨長江，易於受到攻擊；地處太湖流域與寧紹平原兩大魚米之鄉的交匯處，物產豐富；大運河與浙東運河在這裡接頭，明州作為外貿港也近在咫尺，漕運、海運都很方便；經唐、五代與北宋的長期建設，杭州已躍為東南最繁華的都會。
賜韓世忠敕殘石拓片（現藏國家圖書館）
這段殘石的原件應是宋高宗交代領取物件的手敕：“虎皮橐鞬一副，弓五張，至可領也。”據拓片收藏者題記說：“此斷碣得於吳門南禪寺敗垣中，實為宋高宗早年學黃山谷意，賜韓蘄王敕無疑。”南渡初期韓家軍活動於蘇州所在的浙西路，韓世忠在蘇州也有私宅，這方斷碣有可能是本人或後人據保存的宋高宗手敕上石的，左下部押記確是宋高宗的花押。
大體以紹興二年（1132）高宗駐蹕杭州為標誌，南宋政權基本在江南站穩了腳跟，宋室南渡也宣告完成。其後，高宗雖然也短暫駐蹕過建康，但那不過是做抗金的姿態而已。當然，也為了做姿態，表示自己不忘恢復中原，臨安始終稱為行在，儘管實際上成為了南宋的都城。
（本文摘自《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主。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時代》
虞雲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
本書收錄作者近年來有關靖康之變後南宋前四十年曆史的文章，以高宗一朝君臣為核心，包括對岳飛之死、紹興和議、秦檜專權、苗劉之變等歷史事件的分析，揭示了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也反映了整個南宋的政權格局與歷史命運，同時也揭示了“中國轉向內在”的不同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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