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傑
一、兩種截然不同的標準
1，把科研論文寫在中國大地上，而不是寫在英文期刊上
這次的疫情暴露出：中國學者把精力集中在向國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上，而不是解決國內具體問題上。這就是最近人民網強國論壇上所表達的民意。2019年5月9日解放軍報發文，軍事科研要警惕“SCI崇拜”時說：“如果我們在軍事領域的科學研究、技術發明、論文撰寫，也以‘三大索引’為導向，那麼，我們不僅是將自己的軍事創新自動提供給西方國家，還可能不自覺地落入西方國家預設的陷阱，在決定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將會面臨無法承受的風險和代價。”
施一公教授說：“我們的大學在科研上的導向，就是指揮師生在西方雜誌出版文章。我們的科研成果寫成英文，發表在西方雜誌，而我們的工程師反而無法學習我們的最新成果，因為這些西方雜誌訂閱費用十分昂貴，國內少有企業訂閱，而且大部分工程師很難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實際是在為西方免費勞動，而且有時還付費在西方發表文章，等於倒貼為西方服務，這是我國大學導向的最大問題。”
金燦榮教授提出：在英文期刊上發表論文，一年三百多億等於每年送給西方一條半遼寧艦航母。金教授認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掌控了中國社會科學大腦，認為市場萬能並逐漸在學術界形成了自我封閉、自我欣賞的小圈子、江湖門派。特別總結了江蘇宿遷公立醫院私有化失敗的醫改教訓。在財產所有權上，科斯是主張取消公有財產，一切財產應該屬於私人和個人的。而高鴻業1991年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的《科斯定理與我國所有制改革》，就像保護國有資產的一把“將軍鎖”，如果沒有《經濟研究》高鴻業這把將軍鎖：如果醫院徹底全面私有，面對疫情時誰會衝鋒向前？幼兒園、學校全面私有化，老百姓能上得起學嗎？私有化後如果有疫苗老闆投資入股的高鐵誰敢去乘坐？但願這次疫情後，能夠把“趨利的醫改政策”變成：建設具有“公共信任”的使命型醫療體系。進而在老百姓沒有大病重病、異地報銷等等後顧之憂後：井噴式釋放巨大消費需求去回報社會、回報國民經濟。這樣總體上國家仍然是賺錢的，還有可能從井噴式消費需求中賺到比醫療產業更多的錢。最關鍵的是：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將大大提高。
2，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田國強認為教育部、科技部聯合出臺的《意見》：“整體給人的感覺是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SCI至上當然是不好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眾多SCI期刊質量嚴重參差不齊，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SCI裡的綜合頂尖和領域頂尖期刊的科學水平和價值，它們確實代表了人類科學知識的前沿陣地，是國際上評定一流科學研究最基礎、最關鍵的量化客觀指標，代表了一個大學、一門科學的知識貢獻水平，是國際學術共同體通行的重要評議依據。”
必須承認一點：包括諾貝爾獎，也是將頂尖SCI和SSCI期刊發文的影響力，作為重要的參考指標之一。除此而外，諾獎更看重的還是對人類發展、科技進步所做出的“實質性傑出貢獻”。這也就是：雖然屠呦呦沒有發表過很多有影響力的論文，但卻被頒授諾獎的原因！再比如：中國早期思想家老子、孔子的哲學思想，二戰時期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中國的毛澤東、鄧小平等：對人類歷史進程的貢獻，都遠遠超越了各種獎項的評定。使命感、有價值應該是新時期學術期刊的標準，像毛澤東、鄧小平、屠呦呦、李蘭娟這樣：沒正規學歷文憑、沒博士學位、當過赤腳醫生的，都比那些中國很多在世界或宇宙頂級學術期刊發表過論文的強！因為他們具有真正的創造性社會價值！
唯SCI至上或一味全部否定走極端都不對，為此，建議僅對國際頂級學術期刊開放，例如：經濟學可限定為一個即《美國經濟評論》，物理學等自然科學可以限定三個國外頂級學術期刊，並把獎金翻倍。鼓勵中國學者們勇攀科學高峰！要給那些崇拜SCI的學者們樹立“真正的SCI”標準，那就是：一千個、甚至一萬個“科學低峰”，都遠小於一個真正的“科學高峰”！不要老帶著雲梯去攀登科學低峰。
為什麼在經濟學領域鼓勵去SCI的代表性學術期刊《美國經濟評論》投稿？並且獎金可以加倍，這是因為在經濟學領域，《美國經濟評論》是：1，比較客觀，不會看你是否師從過什麼諾獎得主或與諾獎得主是同事，因為給他們投稿的或他們所請的匿名審稿專家，多數就是諾獎得主本人，更不會搞你評我我評你的小團體利益循環，如果那樣就會砸它自己的牌子；2，它不會向中國利益市場彎腰獻媚；3，它是中國經濟學領域模子型假科研的“照妖鏡”；4，戰勝《美國經濟評論》和它背後的西方經濟學基礎理論，才是中國經濟學理論自信的世界性、國際性標誌！
下面是《美國經濟評論》發表過的文章：
生產理論——查爾斯·柯布保羅·道格拉斯
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分析——保羅·薩繆爾森羅伯特·索洛
不確定性與醫療保健的福利經濟學——肯尼斯·阿羅
貨幣政策的作用——米爾頓·弗裡德曼
最優貨幣區理論——羅伯特·蒙代爾
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及貿易模式——保羅·克魯格曼
壟斷競爭和最優的產品多樣化——阿維納什·迪克西特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國家可以把投到國外期刊上的資金撤掉，但論文的發表是阻止不了的。歸根結底國內外頂級學術期刊競爭的仍然是創新內容和引領的支柱型科學技術。流向國內頂級學術期刊的資金、機會再多：也不能把一個個只知道重複已知知識或依靠模子做簡單應用的文章，推向科學技術的高峰！所有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過的文章都要面對歷史的檢驗。國內頂級學術期刊：是利用這次論文資金調整的契機去重塑自身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還是仍然延續過去的：重複已知的模仿、簡單應用模式？也許，建立一個：能夠回答“錢學森之問”的，懂擔當、有使命感的教育、科技領導團隊，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
二、具體案例分析
1，牛津華人女經濟學家懟李稻葵
2018年3月，牛津華人女經濟學家傅曉嵐懟李稻葵：與西方經濟學分庭抗禮你理論依據是啥？李稻葵教授和中國學者們也沒有回懟。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推崇自由市場的同時，提出貿易能給一個國家提供一個：讓其剩餘生產能力產生價值的出口，通過貿易交換給需要它的國家，從而實現其價值。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加速或擴大了這種價值的實現。凱恩斯所創宏觀經濟學理論則完全是用來指導政府實踐的。隨後，遇到困難而讓位給了其他理論，比較突出的就是弗裡德曼的貨幣金融理論，但這些都沒有觸碰到經濟的本質和要害！真正觸碰到經濟本質和要害的是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也就是說：經濟的本質是創新和結構調整。貨幣金融過度導致經濟脫實向虛：這就是現在美國貧富懸殊，逐步走向衰落的根源。像美國那樣的：高價醫療、過度司法、賭博式金融，可以叫GDP，但絕對不是有價值、有國際競爭力的GDP。美國的那種GDP沒有價值：只會製造更多特朗普式民粹主義和桑德斯式的社會主義傾向。
千年前的中國絲綢之路是：中國經濟實踐超過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典範，而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也是“中國實踐超過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典範！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只是把中國進行了上千年的絲綢之路，提升到了理論高度，進行了總結和概括。中國人做了上千年的事情，只是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並形成一門學說。西方經濟學理論並沒有什麼偉大創新，西方真正的偉大創新是：以蒸汽機為引領的工業革命和現代信息技術革命！
對抗疫情，中國從遭遇戰到隨後的雷厲風行徹底掌控，美國的行動遲緩以及英國的“群體免疫”，已經讓人們看到了兩種制度對於人命和金錢截然相反的態度。對於“救人命”還是“救資本”的問題：世界各國正在給出不同的答案。美聯儲的經濟顧問很多就是諾獎得主，關鍵時刻看看他們給出的理論去指導實踐成績如何？3月10日我就說過：道瓊斯指數跌到18280—20000點附近才能算跌透，才能獲得真正有價值的支撐，美聯儲5000億救市等於是在“抱薪救火”：因為股市暴跌的原因是疫情而不是流動性。美聯再儲降息，增加流動性也不能治病，也不會阻止疫情的傳播。只能是：給資本以苟延殘喘的心理存活機會！
西方經濟學家眼中的救經濟都緊盯著GDP，尤其是薩繆爾森說的“鸚鵡”型經濟學家。其實，所有國家的GDP都只是個“符號”，只有就業、通脹等民生指標和真正能夠引領國際競爭力的龍頭產業創新群集：才是核心和關鍵。我把它們稱為“經濟的新三駕馬車”。所以救中國經濟就應該向我所說的新三駕馬車、關鍵領域注資並進行政策制度傾斜、調整。我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現在各國救經濟，最好且最直接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就是：精準地“給最需要打傘的人（企業）打傘”！精準地“給最能提升國際競爭力，並且長期拉動經濟的項目投入巨資”，因為，只有真正提高了就業和生產率才能夠持久地拉動經濟。做到了這些的GDP即使只有3%的增長，也會強過：經大水漫灌、脫實向虛的6%、8%的GDP增長。
2，錢學森之問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又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錢學森之問”是關於中國教育科技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科技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錢學森、鄧稼先、盧鶴紱等老一代科技工作者，與西方諾獎得主們是“平起平坐”的。過去，再次打開國門的中國是被西方的經濟實力、科技優勢震懾住了。但無論中外頂級學術期刊：原創性創新內容，永遠是競爭力、生命力的標誌性代表。在經濟學、物理學領域的創新，西方已經陷於停滯不前的狀況了。但中國的問題是：缺少真正的顛覆性創新，創新很多都是“口號型”的或者只是簡單應用。更加沒有膽量去挑戰西方基礎理論的創新了：因為，除了沒有幾個是“真正沉下心”去搞科研的，更重要的是：這種勇氣早就被“閹割”了！中國海歸們有點類似過去的“西天取經”，他們往往會對現在師從於諾獎得主或與諾獎得主同事的學者有所畏懼，至於諾獎大師們那就更不用說了。非但沒有勇氣挑戰，“拆臺”更加擅長，就像施一公教授說的：“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是的，正像施一公教授所講，我們的文化不鼓勵創新。很多中國頂級學術期刊從他們最高領導開始，就基本放棄了對於基礎理論研究的創新。因為，他們認為：對於物理學、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創新只能是西方，中國人不行，只能進行解釋說明或者簡單應用。然而，基礎理論的研究往往“價值連城”。任正非在接受採訪時提到，華為在5G的成就，離不開一位土耳其的科學家的貢獻：5G標準是源於十多年前土耳其的阿勒坎教授的一篇數學輪文……，十年時間，我們就把土耳其教授數學論文變成技術和標準。在這項技術的基礎上申請了一批專利，並且以阿勒坎的極化碼為基礎封鎖了一批專利。
現在拿一個具體案例來分析：在中國創新的艱難。一位中國學者寫了《論粒子世界的本質》的論文，通過對海森堡測不準關係式的創新性延伸，在此基礎上結合：易經思想、黎曼幾何、愛因斯坦理論、量子力學、楊-米爾斯場、超弦、混沌思想，建立了粒子本質結構模型。通過對粒子世界本質的論述，對當今世界物理學界的六個根本實驗性難題如：看不見的夸克、失去的對稱性等做出瞭解釋。用易經思想為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的統一做了嘗試。通過建立粒子本質結構模型，就找到了楊-米爾斯場的根源和它的物理模型；同時，它是也弦理論中閉合圈的源頭。作者投稿給中國頂級物理期刊，編輯部主任說：在國內很難找到相應的審稿專家，讓他到國外另謀高就。隨後他給了《現代物理知識》，編輯態度很好：她知道該論文創新價值非常巨大。審稿專家給出的結論是：“與標準模型的研究途徑不同，結論也不同。而我刊的任務著力於現代物理知識和先進科學技術的普及和推廣，不主張在本刊登載可能有爭論的稿件”。
被譽為中國核能之父的盧鶴紱老師，由於過早回國，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但是：中國11個兩彈元勳中有7名曾經是盧鶴紱老師的學生。而當年盧鶴紱教授曾經回答《現代物理知識》主編的問題：“為什麼諾貝爾物理學獎與大陸中國人無緣？”時說：“開天闢地，創出新領域，自然得之。模仿練習，細遊舊山河，只能失之。”學術期刊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挑戰未知，重複舊有理論應該是教科書、學校的責任。否則，那不依然是盧鶴紱老師說的：“模仿練習，細遊舊山河嗎”？隨後，作者又投稿給《中國科學》，編輯部主任也非常熱情，給出的結論是：“經編輯部及專家們的評審，您的來稿《論粒子世界的本質》反映了所在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學意義。但遺憾的是我刊版面有限……”作者仍然不死心，把論文寄給了現在依然健在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隨後發生的事情讓他信心倍增。作者相信：如果盧鶴紱老師不那麼早生病，現在還健在，早就會有結果了：要成功，那就是巨大的顛覆性成功！我們知道，標準模型並不完備，沒有統一引力：廣義相對論中引力是由時空的幾何描述的，而標準模型是在量子場論的框架下建立的，量子化是代數的，我們看到：一個是代數一個是幾何，是很難統一的。
通過學術論壇發現：中國一線一些最好的物理學家們，僅僅滿足於把量子力學大師們，接近100年的方程能夠理解、解釋，如果你讓他們把這些大師們的概念、方程給創新、延伸，他們會說：你想修改教科書內容？中國有嗎？你是誰？不去照照鏡子…他們就是依靠解釋、理解這些大師們的理論，才建立了自己在業界所謂的“權威”和地位！所以，你要創新他們捧為祖宗的大師們的理論：那怎麼行？他們就是最堅定持否定意見的人，哪怕他們的否定意見都是極為可笑的也在所不惜！
再舉一個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創新案例：
一位中國學者，多年前寫了關於經濟內在結構的論文，美國朋友（他的老師也是諾獎得主）評價說：從論文內容的使命感來說，無論是對創新之父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延伸，亦或是給熊彼特創新理論建立物理模型去解釋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建立經濟的內在結構新模型；或者是給西方經濟學貨幣數量論建立實證模型、論述菲利普斯曲線新價值：這其中任何一項的創新意義都是巨大的！中國頂級經濟學期刊領導們也是非常重視，經過幾輪匿名審稿後發現：匿名審稿專家要麼著重批判的是作者引述的諾獎得主原文或中外教科書原文，對於作者原創核心內容、方向卻給予了白紙黑字的肯定。美國頂級經濟學期刊主編說：如果匿名審稿專家主要批判的是教科書原文，那對作者來說就是“最大的利好消息”：因為教科書原文肯定比匿名審稿專家正確的概率大，只要創新巨大、沒有明顯錯誤就會發表。因為挑戰未知、爭鳴價值巨大，才是頂級經濟學期刊的最高追求。因為，頂級只有依靠創新才能維護，他們不會受各種議論意見干擾，相對論發表後世界上據說也只有五人能懂，其他肯定都是反對的，但是今天呢？而且作者（愛因斯坦）當時也只是個瑞士專利局，擁有本科學歷的臨時工。
中日戰爭是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較量。作者的這篇論文不是像有些匿名審稿專家說的：是在介紹複雜經濟學。而是：通過闡述經濟的內在結構，來更換經濟學所依託的科學理論體系即：由微積分為基礎的農耕文明，向以量子力學、計算機生物信息科學、混沌思想為主的工業文明邁進。作者論文最大的支柱是：對這一科學理論體系的創新性挖掘，而不是對已知理論的簡單應用型解釋、說明，作者物理學根源的原創性理論，才是作者論文的特點和生命力，才會是引起西方科學界關注的焦點。
最近在美國經濟學界掀起了回顧複雜經濟學的思潮，美國朋友在評論作者的這篇論文和美國聖塔費研究所（SantaFeInstitute）元老、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複雜經濟學”創始人、“拉格朗日獎”“熊彼特獎”得主---布萊恩·阿瑟（BrianArthur）的《複雜經濟學》時說：《複雜經濟學》是類似報告文學似的，缺乏系統性穿透性力量：尤其是來自基礎物理學理論的創新穿透力量。複雜的背後根源應該是作者這篇論文所講的：量子力學、熵、混沌、黎曼幾何、纖維叢理論、相對論和易經思想。當年在美國桑塔費研究所，面對十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諾獎得主肯尼斯.阿羅（KennethArrow）、諾獎得主詹姆斯.託賓（JamesTobin）等傳統經濟學的代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因為他們深知：量子力學、混沌對他們的均衡理論的毀滅性作用。最直接的導火索就是“規模報酬遞增”現象（還沒有贏者通吃這麼極端）：因為它會導致系統失去平衡。沒有規模報酬遞增：經濟系統會永遠穩定、有一般均衡或博弈均衡，可觀測、可分析。而規模報酬遞增卻是均衡理論最致命的不穩定因素。但它又是新經濟、金融領域普遍存在的現象，而且該現象隨著新經濟、平臺經濟、大數據發展又與日俱增。2018年10月，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M.Romer）的規模報酬遞增理論被認可並獲諾獎：規模報酬遞增打破了線性均衡，宣佈了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局部性破產。因此，作者這篇論文顛覆性創新機會極大。但阻力也會很大，這是因為：西方普世價值觀的重要基礎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正是依靠這些理論的所謂科學性，西方才有機會充當俄羅斯的教師爺，搞私有化、顏色革命，俄羅斯才會接受他們的“休克療法”。中美製度優勢競爭中也有其殘存的價值：這些理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明顯已經被發現過期，但只要中國頂級學術期刊及世界範圍仍然還有人在追崇這些過期錯誤理論，美國人就不可能自廢武功！
可是，要讓中國學術期刊去嘗試吃基礎理論創新的螃蟹還是很艱難的。也就是施一公教授說的：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裡面沒有創新。施一公還舉例子說：以色列前總理母親問兒子第一句話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而他的第一句話是問孩子：“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創新價值往往和贊同人數成反比，即多數人贊同的創新價值不會很大，絕大多數人贊同的理論，一定不會有太多創新價值。所有人贊同的理論是“教科書”，那就不叫創新了。多數人反對但又找不到明顯錯誤的理論，往往創新價值巨大！
和學校不同的是：如果像對近100年前諾獎得主方程的解釋、說明的論文，其所帶來的社會創新價值幾乎為零，所以在美國頂級科研機構要取消這種人的研究資格，培養他們被認為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這也是美國頂級大學、科研機構不招收中國學生的原因之一。因為，近100年前的已知方程、理論只能是作為研究問題的起點！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才是正確之路。
中國學術期刊應該採用針對顛覆性創新的“疑罪從無”的發表原則，就是：因為人們對創新有排異性，所以多數人感覺（懷疑有罪）不能說“yes”，但又挑不出明顯錯誤（找不到犯罪證據）。不是對所有的論文都採用“疑罪從無”方法，只有那些：論文創新意義巨大，經過多次匿名審稿後又沒有明顯錯誤時，秉著“對國家使命感”負責的精神而採取的。
3，製造永動機的啟示
大家知道：論“馬尾巴的功能”是可以發表的，但是其毫無價值。西方的論文或科技評價體系，它不管你：是否有留洋背景，所以它採用匿名審稿程序；是博士還是：瑞士專利局臨時工，靠抄襲同學作業本科才畢業（愛因斯坦就是這樣）；是否當過赤腳醫生（李蘭娟院士是從赤腳醫生走來的）；只有本科學歷的白巖松為什麼可以帶研究生……西方科技評價體系只注重“真正的創新價值”。因為，那才是人類前進的真正動力！其他都是：騙吃騙喝的忽悠。
學術期刊，尤其是國家頂級學術期刊發表創新性論文，尤其是發表顛覆性創新論文：雖然可能在學術市場評價中會有錯誤、有爭論，但它們卻錯的有價值！很多論文對但卻對的毫無價值！對已知知識的重複，除了在學校考試中有價值外，在科學研究中不但毫無價值，是一種資源浪費，而且其方法論還有害！讓這些通過掌握已知知識而建立權威的人，把持一線科研領域是對中國科技進步最大的威脅！論文發表後能夠產生、帶動的社會價值是學術期刊最重要的“使命感”內涵！
如何解釋學術期刊的社會價值“使命感”，以從13世紀就開始的“製造永動機”論文為例來說明：人類從13世紀開始的製造永動機的夢想破產，從而產生了能量守恆定律，也促成了蒸汽機的誕生，直接導致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誕生，人類由此邁入了蒸汽時代，機械化生產時代開始到來。隨後，人類又開始第二類永動機夢想：這又促成了熱力學第二定律以及熵的概念產生。香農把熵的概念引申到信道通信的過程中，從而開創了”信息論“這門學科，從而宣告了信息時代的到來。也就是說：包括達芬奇在內的眾多製造永動機創新論文的錯誤，卻給人類創造了最大的社會價值！因為它始終秉持的是：“探索未知的使命感”，而不是重複已知知識的庸俗感……
三、中國學術期刊真正的評價標準
中國過去只以SCI為標準本身就是錯誤的，應該想想：SCI所依據的標準是什麼？我們最低就應該以SCI的標準為起始標準，並且要力爭逐漸超越SCI的標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科技自信。那麼，能夠超越SCI標準的是什麼呢？這個標準就是：要有真正國際競爭力、價值的原創精神，要能夠很好的回答“錢學森之問”，要有“使命感”並且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創新也是對西方基礎科學理論的解釋，而且還是“最高境界”的解釋！所以，通過內容創新是超過西方頂級學術期刊的唯一正確道路，而不是一味矮化自身的解釋說明！科技無國界：諾獎得主們的評價體系和人格是完全可以信賴的（只要你有好內容，哪怕是“青蒿素”他們也會認可就是例證）。
那些被人們經常詬病的所謂模子型論文，都是類似中國傳統魔術九連環的高級騙術。給“馬尾巴的功能”加上數學方程或計量回歸，就可以在學術期刊發表：發表這樣毫無價值的論文，形成的小圈子騙吃騙喝型假學術，是中國不能解決“錢學森之問”的重要原因。多年以後回頭看：這些假學術論文，就會類似文革時期的糊牆紙或擦屁股紙，不會留下任何社會價值和歷史印跡！
不能說每一個國家都非常狹隘的：“只把論文寫在自己國家的大地上”，科學無國界：應該把論文寫在促進人類科技文明進步的歷史上！從而構建起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牛頓、愛因斯坦也沒有隻把論文只寫在英國、德國的大地上，中國的老子哲學、易經思想也是惠及世界的：其中的易經思想更是被愛因斯坦、海森堡、玻爾、李政道、楊振寧、萊布尼茨這些科學大師們所推崇！
所以，我認為，中國學術期刊真正的評價標準就是：論文發表後能夠產生、帶動的社會價值是學術期刊最重要的“使命感”內涵，能夠回答錢學森之問，把論文寫在促進人類科技文明進步的歷史上，構建習總書記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閱讀更多 華夏時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