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騙必然有局，就像成就一單買賣需要買方、賣方、交易平臺一樣，一宗成功的詐騙，也必須具有施騙者（騙子）、受騙者（受害者）、施騙平臺或工具這三個要素。在這個基礎上，信息流從施騙者傳導到受騙者，資金流從受騙者傳導到施騙者。傳統的買賣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在騙局中，變成一邊提供接近零成本的忽悠，而另一邊提供的卻是真金白銀。
從警方的權威統計看，近幾年全國各地的社會治安都有比較明顯的好轉，特別是盜竊、搶劫、殺人等傳統犯罪一直呈逐年下降趨勢，但在這種看似形勢一片大好、群眾安全感明顯增強的情況下，唯有詐騙犯罪一枝獨秀，每年均以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特別是網絡電信類非接觸型的詐騙異軍突起，每年老百姓被騙金額數以百億計，如果加上隱案，以及傳統的接觸型詐騙，所有詐騙犯罪涉案金額將更加驚人。
一句話，人類看似進入“人傻、錢多、騙子、速來”的時代。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我們還是回到三要素分析。
第一，為什麼騙子這麼多？《資本論》裡說過，當一項生意有300%的利潤時，哪怕冒著被殺頭的風險都有人去做。而現實狀況是：詐騙犯罪的利潤遠高於300%，同時，詐騙犯罪的最高刑是無期徒刑，不用殺頭。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騙子界絕對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一個老騙子倒下，無數的新騙子又站起來？為什麼許多地方整個家族、整條村、整個鎮、甚至整個縣大面積涉案？為什麼詐騙產業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同時，相信也有人會質疑，這麼多詐騙案，警方為什麼不破，這麼多騙子，警方為什麼不抓呢？警方把騙子抓光了不就沒詐騙了嗎？二哥倒不是為警方辯解。但有三個事實不可否認：一是警方更像醫生，主責治病而不是防疫，破案是警方的責任，但發生這麼多詐騙案、產生這麼多騙子，是整個社會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是單警方一家可以解決的。二是警方的資源也是有限的，也要受警力、經費等各方面因素制約。而目前查破一宗詐騙案、特別是電信詐騙案，辦案成本往往超過偵破一宗兇殺案，在有限的資源下，警方最優的選擇肯定是先偵破社會影響更惡劣、危害性更大的兇殺案，然後才是搶劫、盜竊和詐騙案等，因此，詐騙案破案率不高這也確實是不爭的事實，但大家要知道，先進如美國、日本等警務部門，其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一般也只有20%左右。三是現在的詐騙絕大部分是非接觸類型，警方在防範盜搶這類傳統犯罪上面，可以通過安排更多的警力去巡邏值守，通過震懾或抓現行的辦法來減少盜搶案件的發生，但對於非接觸的詐騙犯罪，警方哪怕投入十倍的警力到路面，也不會取得任何效果。防範和打擊詐騙，警方總有一種鐵拳打在棉花上的無奈。
第二，為什麼傻子這麼多？其實，就像蘇丹紅、地溝油、三聚氰銨塑造了國人鋼筋鐵胃一樣，在無孔不入的詐騙信息的轟炸下，相信國人的防範水平、或者說ＢＱ要比地球上人類的平均水平高很多，但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被騙呢？其實主要的原因不是國人太傻，而是騙子太狡猾。作為被騙方，我們是一個人在戰鬥，基本上只能憑個人的智慧和經驗來識別騙局（
順便廣告一下，自從關注了“終結詐騙”，你就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呵呵）。而施騙一方，卻是一個團隊，其中有精通心理學、社會學、法學以及銀行、電信、網絡運營的專家，負責編寫看似天衣無縫的詐騙劇本；有鍵盤手、話務員按照既定的劇本，絲絲入扣地忽悠你往設好的套裡鑽；有操作員把詐騙到賬的錢款天女散花地轉到數百個“肉雞”賬戶（與詐騙犯沒有一毛錢關係，但賬戶與銀行卡由他們控制的賬戶）；再由提款員（俗稱“炮灰”、“車手”）揹包掃大街似的到櫃員機提現；最後，提到的現金，通過另外的途徑，再像涓涓細流、流入大河、匯入大海，匯到臺灣等境外賬戶。所以，許多詐騙案件，即使案件破了，錢也追不回來。第三，為什麼提供給實施詐騙的交易平臺這麼方便。這個交易平臺核心就是“兩流”：一是詐騙犯的信息流要能夠方便地傳導給受騙人，二是受害人的錢款要能夠方便地轉賬給詐騙犯。
詐騙信息流就跟三大運行商和網絡服務商有關，雖然他們在防範詐騙上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在識別、阻斷詐騙犯罪的信息流上還有很大的空間可為。另外，傳說中的手機實名制、網絡有條件實名制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匿名手機卡滿天飛，網絡改號軟件隨便買。各類詐騙用的手機卡、網絡賬戶，這些詐騙犯用完即棄，從而沒能建立起從源頭上追查詐騙犯罪的條件，也大大增加了警方的破案成本。
而從資金流上看，銀行雖然實行實名制了，但僅僅是知道每個銀行賬戶是用哪個身份證開戶的，至於這個賬戶到底是誰在用、怎麼用，銀行就沒有太多的監管。因此，詐騙團伙往往專門僱人收集各種丟失的身份證去銀行開戶，或者到農村以數百元的價格去收購已開好銀行卡和U-ＫＥＹ的全套資料，專門作為接收和分發詐騙錢款的賬戶（即“肉雞”賬戶）。每次詐騙成功，他們會動用數十個甚至上百個這些賬戶進行轉賬和提現，也因此大大增加了警方的追查難度。
因此，在詐騙的攻防博弈中，一定程度上處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尷尬境地，這也是詐騙氾濫的根本原因。
閱讀更多 上海二公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