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紗記》是作者梁辰魚根據中國明代傳奇作品《吳越春秋》而改編的崑曲劇目，中國春秋時期吳、越兩個諸侯國爭霸的故事表達對封建國家興盛和衰亡歷史規律的深沉思考。故事曲折、結構完整，在忠於歷史的基礎上，在關注男女主人公愛情的同時，打破了傳統戲曲中才子佳人的俗套，賦予女主人公西施嶄新的面貌，將她與范蠡的愛情放在吳越爭霸那樣一個時代大環境之下，展開對歷史的思考。
這部戲曲鉅著以吳越兩國的政治爭鬥為背景，闡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形象，也歌頌了以伍子胥為代表的忠臣義士，借范蠡的功成身退，表達了對古代士人身上退隱精神的理解，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文化意境。《浣紗記》這種嶄新的審美方式，對後來的抒情文學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范蠡初遇西施）
《浣紗記》的主要內容是吳王夫差率軍打敗越國，將越王勾踐夫婦和越國大臣范蠡帶到吳國充當人質。勾踐忍辱負重，奮發圖強，聽從范蠡的建議，將范蠡美麗無雙的戀人西施進獻給吳王，用女色來消磨夫差的意志，離間吳國君臣。吳王為西施的美貌所迷惑，廢弛國政，殺害忠良。勾踐在三年後被放回越國後，臥薪嚐膽，終於打敗吳國，逼得夫差自殺。功成之後，范蠡下定決心遠離政治是非，攜西施泛舟而去，與西施一起過起了隱士生活。
此劇故事曲折、結構完整，西施形象刻畫得非常飽滿，人物性格鮮明，唱詞優美抒情，開拓了崑曲中藉助生旦愛情抒發興亡之感的創作新領域。
一、《浣紗記》中的離合情
《浣紗記》是一部歷史劇，也是一部愛情劇。它創作於明朝嘉靖年間，此時戲曲舞臺上的愛情基本上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男女主角在出遊途中偶遇害，雙方一見鍾情、互贈定情信物、山盟海誓、私訂終身。但是雙方中必定有一方家長阻撓，男女主人公因此飽受相思之苦。不久後，男主角金榜題名，奉旨巡按，兩位有情人終成眷屬。
在這種傳統的愛情劇中，男女主角都是才貌雙全，是中國傳統的“才子佳人”，他們的愛情雖然有一點點風波，但最後都能修成正果。這種固定化的創作模式，是明朝戲曲愛情題材的主流。
（范蠡與西施）
而《浣紗記》打破了這個模式。西施與范蠡的相見，並不是兩人一見鍾情式的。兩人並沒有像“才子佳人”戲中那樣迫不及待的私訂終身，這種私訂終身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內涵是在封建社會，男女婚姻沒有自主權，兩性之間極度封閉，一旦遇到才貌雙全的異性，往往會產生帶有動物本能的愛慕之心。這種愛情並不是產生在兩個人相互瞭解的基礎上的，而是有一定的自然屬性。實際上，這種愛情只存在於理想之中，在現實生活中是很難實現的。
《浣紗記》要刻畫的，並不是范蠡與西施的愛情主線，而是他們相識、相愛以及為了國家分離的過程，最後通過他們的再次團聚，刻畫兩個人的悲歡離合之情。
《浣紗記》中，范蠡看見美麗的西施後，也產生了愛慕之情，這是符合邏輯的。作為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長得傾國傾城，正值風華正茂的范蠡對這樣一個美麗的異性產生好感，是正常現象。
（分紗巾）
按照明朝愛情劇的套路，接下來就應該是兩人私結盟連理，進入熱戀了。然後就是男主人公最終金榜題名，來迎娶女主角，來一個花好月圓的圓滿大結局。但是《浣紗記》打破了這個傳統，他們的第二次見面，是范蠡上門來求西施為了國家，嫁給另一個男人。
西施的心裡有多痛不言而喻，極度的傷心與失望，讓她泣不成聲。但是范蠡反而過來勸慰她，因為范蠡對兩人的未來抱有堅定的信念。在《浣紗記》裡，范蠡對西施唱道：
“你暫時拋閃休要孱愁，看天河織女牽牛，明年時候，鵲橋邊相守”。這一次，西施將自己的紗巾一分為二，其中一半贈予范蠡。這半條紗巾，伴隨著兩人的愛情，伴隨著西施在吳王面前假言歡笑的痛苦，也維繫著越國的命運，連接著這一對有情人的生離死別。
《浣紗記》劇照
二、《浣紗記》對完美愛情的理解
在這齣劇中，范蠡和西施的愛情是一種把人與人的社會屬性結合起來的新的愛情，刻畫的是戀愛中的男女主角的社會屬性和他們的人格之美，而非普通戲劇中的男歡女愛。
雖然兩人在第一次見面時都相互有了好感，但是雙方靈魂上的契合才是這段愛情中最可貴的地方。雙方都有共同的理想，那就是讓越國重新雄起，這對范蠡來說，是他為之奮鬥終生的理想；對西施來說，是愛人最大的心願和事業。西施入吳，固然因為她是越人，是為了祖國而犧牲小我，但根本上還是為了心愛的愛人。
兩人思想上的高度一致，突破了傳統戲劇的才子佳人式的小我愛情，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內涵。愛情不是佔有，也不是完全一方的奉獻。這種現代人的常識，在明朝那個時代尤為可貴。
明朝時程朱理學興盛，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是“烈女不事二夫”，而《浣紗記》對這種觀念嗤之以鼻。在滅掉吳國後，范蠡並不因為西施曾經侍奉過夫差而對她有絲毫的看不起，反而對西施充滿了歉意和敬佩。這是對中國儒家要求的女性節烈觀的一種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道德家的說教，而是一種基於真摯的愛情之上，對自己心愛女性的尊重和理解，是作者梁辰魚心目中理想的愛情模式。
《浣紗記》
《浣紗記》中，愛情的矛盾衝突突破了傳統的家庭的束縛，而是在國家興亡的關鍵時刻，男女主人公主動站出來為國家承擔責任，才造成雙方的愛情衝突。西施完全是自覺的為了祖國甘願犧牲自我，而范蠡也不是打著愛情的旗號，將西施送入火坑去謀求自己的榮華富貴。在送西施去吳國的路上，范蠡唱出了“有負淑女，更背舊盟”這八個沾滿血淚的唱詞，而西施對范蠡回唱出了“國事為大，姻事為小。豈為一女之微，有負萬姓之望”這樣深明大義的唱詞，這是兩個人的愛情突破了小我而做出的共同抉擇。
范蠡原來擔心西施有可能不理解自己的做法，但是西施與他心有靈犀，這種心靈上的默契，使兩人的愛情得到了昇華。做為一個浣紗姑娘，救國重任本不應由她去承擔。在得知心上人並不是來求婚，而是要將她送給另一個男人時，她一時之間，也不能接受。但是為了愛情，為了祖國，她還是做出了正確的選擇。這種遠超才子佳人小我愛情的大愛，讓《浣紗記》刻畫的愛情更加崇高，更加純真，體現了作者對最高境界愛情的理解和追求。
三、《浣紗記》對完美君主的理解
《浣紗記》是一部歷史劇，裡面很大程度體現了作者對於政治的態度。梁辰魚少有文名，"以文行顯"，在當時的曲壇上頗負盛名。但是他一生科舉不順，屢次落第。《浣紗記》中，就包含了梁辰魚報國無門的傷感。
（勾踐）
《浣紗記》中，夫差和勾踐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君主。在創作時，梁辰魚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也在他們身上進行了一定的藝術加工，通過對兩位君主全方位的描述，來展現他心中理想君主的形象。
封建社會對君主是否賢明的第一大標準，是看其是否行仁政、以德治國。從這方面來看，勾踐的形象是正面的，夫差則是一個反而形象。
《浣紗記》裡有一個場景：當時勾踐還在為夫差養馬，有一天夫差偷偷去看勾踐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結果在窗外看到勾踐端坐在簡陋的房子裡，他的夫人和范蠡恭恭敬敬的站在兩側。梁辰魚通過夫差的唱詞，表達了他對勾踐的看法：“勾踐當此遊離困苦之際，不失君臣夫婦之儀，殊為可敬”。
（夫差）
夫差是個什麼形象呢？《浣紗記》中，夫差寵愛西施，不理國事，寵信奸臣伯嚭，大興土木，特別是殺掉直諫的伍子胥，讓人極為痛恨。在自殺之前，伍子胥悲憤地唱道：“將我的人頭掛城頭，我要看越人如何進姑蘇”讓人心潮澎湃，對夫差不禁產生強烈的憤慨。
歌頌有德的勾踐，鞭笞無德的夫差，梁辰魚在《浣紗記》中，有意無意的把他的政治傾向寫入了這出戏曲之中，用一種曲折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標準，那就是“以德治國”。
四、《浣紗記》對儒家道德的理解
封建時代的戲劇不僅僅是讓觀眾消磨時間的，而是帶有很強的教化作用。在封建社會，儒家的忠孝節義是社會的道德規範，也是人們的行為準則。
“忠”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是宗法社會里臣子與君主關係的準則，是社會階層的根本道德秩序。“孝”是“忠”的延伸，也是“忠”的基礎，只有善待父母，才有可能做到對君主盡忠。“忠孝”是維繫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體系，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
（伍子胥）
《浣紗記》中的伍子胥遠見卓識，謀略不凡，有極其清醒的頭 腦和準確的見解，是典型的忠勇賢臣形象。雖然他性格中也有倔強、狹隘的弱點，但仍然是封建社會忠臣之典型。
《浣紗記》中，伍子胥有一段唱詞：“父怨方酬魂未反，君恩欲報心猶赤，等從頭再踏越江山，兵方戟”。
伍子胥原是楚國貴族，只是他的父親伍奢被奸臣陷害，全家被楚平王殺害，伍子胥隻身逃到吳國，並最終帶著吳兵伐楚，報了全家的大仇。歷史上的伍子胥子因為歷盡千辛萬苦，為父兄報仇，而被看做“孝”的典範。
但是在《浣紗記》中，雖然梁辰魚也將伍子胥刻畫成一個忠臣形象，但對伍子胥的行為方式，梁辰魚還是將自己不贊同的觀點隱藏在這部戲劇之中。這種不贊同是非常隱晦的，也是前人從沒有提起過的，是梁辰魚對伍子胥身上體現的道德標準與真正的“忠孝節義”有悖，從而有感而發。
《浣紗記》中，用伍子胥和公孫勝兩人的大幅唱段回顧了伍子胥逃出楚國，借吳兵報仇之事，特別是對伍子胥鞭楚平王之屍一事，梁辰魚表現出自己不贊同的觀點。因為伍子胥為了報私仇，置自己母國的人民於不顧，發動對楚戰爭，使得楚國幾乎亡國。他雖然為父兄報仇盡到了“孝”，但是對楚國人來說，伍子胥的做法是大大的“不忠”。伍子胥身上狹隘的家國觀念，梁辰魚並不贊同，所以他借公孫勝之口，說出伍子胥的做法“乃小丈夫之所為，竊為吾弟不取也”。
五、《浣紗記》對功成身退的理解
《浣紗記》的結尾，越國終於滅亡了吳國，在這勝利之際，范蠡卻向勾踐請辭，捨棄名利，選擇與西施泛舟五湖。
（泛舟五湖）
《浣紗記》的結局，採取的是民間有關范蠡結局的傳說，使得范蠡“賢人”的形象更加突出。功成名就，歸隱江湖一直是封建社會讀書人最為完美的人生理想。 李白就說過：“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所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也就成為李白的夢想。
范蠡功成名就後的隱退，更彰顯了他的智慧。范蠡拒絕高官厚祿，攜西施泛舟湖上，讓范蠡“義”的一面和形象更上一層樓，為范蠡身上加入了痴情男子不在意過往，執妻之手，不離不棄的愛情觀，也與開始時范蠡與西施的愛情做了呼應。
假意挽留范蠡，也突出了勾踐的虛偽。“今若撇我而去，是皇天欲棄喪孤也”，勾踐的這些說辭惺惺作態，其實勾踐是想用與范蠡“分天下”來擠兌范蠡，甚至是在強迫范蠡請辭。因為範是勾踐的臣子，為主公獻計獻策是范蠡分內之事，斷不可能因此就與勾踐“二分天下”，如果真的這麼做，不說與道義禮法相悖，范蠡很快便會性命不保。在這樣的局面下，范蠡只有請辭，才能逃生。勾踐以假惺惺的“二分天下”博得了愛功臣的名聲，又徹底將范蠡排除在越國政權之外，是一石二鳥的高招。
從不肯走的文種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如果范蠡不走，下場必然和文種是一樣的。范蠡曾以“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勸文種一起走，文種不聽，結果後來被勾踐賜劍自殺。勾踐高超的政治手腕、隱忍深沉的權謀也通過這些描述而躍然紙上。
《浣紗記》中通過不同的人物在不同階段的展現，將兒女情長的愛情與家國興亡的責任、為君之道與封建社會臣子的“忠孝節義”糾織在一起，表明了梁辰魚對君主的期盼、道德的認識，以及處世態度與行為選擇。這些因素都在《浣紗記》中交織在一起，託載人物形象的同 時，也讓《浣紗記》有了恆久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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