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3月16日，是臺灣作家林奕含的生日。不少讀者和網友這兩天在網絡上發文紀念，如果她還在，她應該已經29歲了。但她已經離開我們三年。這三年間，曾經糾纏她的那個問題：文學究竟是不是一種巧言令色？也纏繞著更多讀者的思緒。而在同一年，我們也失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胡波。他們身後留下的創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與《大裂》《牛蛙》也成為近幾年少有的進入公共討論、進而留在公共文學記憶中的重要作品。
但是，我們忍不住要思考這樣的問題：真誠的文學創作，為何需要付出這樣沉痛的代價？當下的文學作品，為何越來越缺少這樣直擊人心的力量？似乎在文學界，這樣的感嘆也不是新鮮事。
究其原因，論者往往將問題推給讀者或時代，然而，除了寫作者本身的能力，以及老生常談的“娛樂至死”、“純文學讀者減少”等因素之外，文學秩序固化以及批評家失職也是不可迴避的原因。
當然，一部作品能夠進入公共討論或留在公共記憶中，不代表它必然就是好的文學。它們之間有著複雜又微妙的關係，投入當下，也不必然是庸俗。有些文學是為後來者準備的，但有些文學服務於此刻。但重要的是，它們首先必須要是真誠的。今天的文章，作者探討了文學秩序的固化、批評家失職可能帶來的問題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爭議，這些思考並非一定縝密而精準，談及的觀點自然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我們相信，對於當下的文學創作與閱讀來說，這些探討仍然是必要且有益的。
撰文|宗城
1
通俗文學依然受歡迎，
與大眾產生隔閡的是“嚴肅文學”
在過去，文學作品一度承載著啟蒙大眾、喚起公眾討論的功能，例如魯迅的《狂人日記》、茅盾的“蝕”三部曲，還有王小波、阿城、王朔、金庸等人的小說，都對公眾尤其是受教育的青年人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然而在現在，我們難以找到這樣的作品，能夠超越純文學圈子，真正在大眾引起共鳴，而有驚喜者，如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胡波的《大裂》，也往往要藉助意外事件（作者之死、電影得獎），才能泛起難得的波瀾。這是作者的無可奈何，也是今日文壇值得探討的命題。
當批評家擔憂文學作品退出公共記憶，他們的憂慮對象主要在嚴肅文學領域。實際上在新千年以後，通俗文學在市場依然很受歡迎，尤其是近年來火熱的網絡小說，攜影視改編潮流，早已是青年人娛樂生活的重要組成，如《將夜》《九州縹緲錄》《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等作品，都引起廣大讀者熱議。但嚴肅文學的確有和大眾絕緣的傾向。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劇照，電視劇根據同名小說改編，開播後引發收視熱潮。
嚴格來說，在《白鹿原》《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它們集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進入公共記憶的文學作品的數量就有所下滑。除了《三體》《繁花》《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等少數作品，近二十年來常居暢銷榜單的新人嚴肅文學作品，其實並不多，更多的反而是老面孔回潮，比如張愛玲、汪曾祺、王小波、楊絳等作家，銷量十分穩定。
當然，這並不是在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優秀的文學作品就斷檔了，銷量、話題度顯然不是衡量文學質量的標準，純粹從文字技術上看，不少當代作者並不遜色於餘華、陳忠實，但為什麼後者的嚴肅小說能在公共記憶中激盪良久？
一種簡單的思路，把文字歸咎在作家身上，比如認為作家偷懶、才華不夠，或者批評作家不關心現實。但真的是這樣嗎？從近兩年的作品來看，關心現實的作品不說井噴，但也並不少。比如《冬泳》《仙症》對東北下崗潮的切入；《霧行者》對當下文學困境、一種集體荒蕪情緒的思考；《借命而生》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下海潮的回憶；《景恆街》裡的當代都市青年奮鬥群像；《楊天樂買房記》裡的北京買房經歷，都是可以觸發大眾情緒的點。
其中尤為有影響力的是東北文學熱（批評家黃平稱為“新東北文學”）。從電影《鐵西區》《白日焰火》，到小說《冬泳》《平原上的摩西》，再到紅極一時的“神曲”《野狼disco》，轉眼之間，東北文藝成了新的時尚，這其中，對東北文學的討論度，近乎成了文學界的半壁江山。飯局裡時不時有人問，你對東北文藝復興怎麼看？或者就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人的小說聊起來，媒體也來湊熱鬧，把這三位作家統稱為“鐵西三劍客”。
為什麼東北文學成了新的時尚？對東北文學的命名和相關的作家歸類合理嗎？
針對這個問題，不少評論家發表了看法。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兩種聲音：一種是認為東北文學是為沉默者發聲，因為它書寫了失意的人群，感人至深，所以引起共鳴；另一種來自於批評家張定浩。張定浩在接受《三明治》雜誌採訪時說:“很多東北敘事，比如班宇的書籍受到追捧，多是因為很多讀者生活在一二線城市，他們更希望看到一種陌生感的經驗，但這個經驗並不代表‘好’。面對自己不熟悉的書寫，我們往往對其降低文本上的要求。”
其實，東北文學的走紅，或者說“東北敘事”的走紅，並不是因為陌生，而恰恰是因為熟悉。準確來說，是我們的媒體、電影這幾年，已經建立了固化的、熟悉的東北印象，那些大雪紛飛的夜、下崗的職工、凋敝的群像，迎合了人們對東北的想象。正是因為市場已經生成了這種熟悉的“異域風情”，才有了所謂的東北文學走紅。
東北文學的走紅嚴格來說不是因為文學上的，或者說文學並不是主要原因。因為雙雪濤、班宇、鄭執、賈行家等人的寫作高度並沒有超越遲子建，也沒有說比同代第一流的作家高出一籌，他們是新一代青年作家的佼佼者，但他們作品走紅，說來也是“時勢造英雄”。
因為他們在作品中書寫的東北故事，早在《白日焰火》《鋼的琴》等電影播出，在傳媒報道東北境遇的早幾年，這類敘事已經在大眾裡有足夠沉澱，大眾理解它，也接納這個題材。所以，當它們集體被寫入文學，以一種抒情化的、鏡頭感充分的語言呈現出來時，讀者就容易被打動。
電影《鋼的琴》劇照。
在這些作家的敘事中，我們通常發現：他們試圖書寫與時代變化緊密結合的人物，讓小說的意義不侷限於自身。他們的小說裡有一團化不開的迷霧，那是“一種溫飽基本得到保證之後的貧困，一種很容易被社會、尤其是被富人和中產階級有意忽略的貧困”（李陀語）事實上，這個現象不只發生於文學圈，幾乎整個文藝界都流動著這一變化。文學界的《冬泳》、《逍遙遊》、《仙症》、《楊廣義》和《巨猿》等，電影界的《血觀音》、《風雨雲》、《暴雪將至》、《白日焰火》和《大象席地而坐》，那些勇敢的創作者，都選擇了直面現實，踐行著新的敘事語言嘗試。
但是，如何在書寫這些故事的同時避開獵奇的陷阱，在呼應現實的同時避免對讀者趣味的過度迎合，可能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問題。對已經成為時尚的東北文學，不必捧殺，也無需急於太早下定論。
2
打破創作困境，也要打破“懶惰的批評”
有趣的是，在東北文藝熱的同時，另一股潛流也在打破文學圈層壁壘，感染更多人的心理。生前處於文壇邊緣的林奕含、胡波，交出了真正激起純文學圈外讀者痛感的小說作品。林奕含對學者巧言令色的揭露、對被侵犯女性心理的精準刻畫，以及胡波對底層心態不加粉飾的呈現等，都對讀者有致命的吸引力。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如果沒有作者之死，沒有具有噱頭的媒體話題的推動，《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和《大裂》《大象席地而坐》也不會進入公眾視野，事實上在作者之死前，他們的小說都寥人問津。所以，僅僅將文學失落的責任歸咎給作者是武斷的，即便作者寫出具有成為公共記憶潛質的小說，沒有意外事件的推動，作品的影響力也不會太大。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 林奕含 版本: 磨鐵圖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
此外，這也和時下的寫作培養機制日益分為“學院寫作”和“類型寫作”有關。前者以“純文學”名義，重視小說在純藝術技巧的探索，但很少貼近當下日常生活的爭議事件（試圖貼近，又被學院腔淹沒），缺少吸引公眾的力量。“類型寫作”在故事上更多元，有更多類型上的進取，寫法更通俗，但容易程式化，並且由於市場需要，會犧牲掉一些作者個人的東西。
在學院深造的作者，大部分讀了很多文學書，可是對政治、經濟、哲學、歷史、社會學等其他科目瞭解有限，對公共議題討論缺乏興趣，對時代矛盾也不夠了解，所以在走出“純文學”邊界後，容易捉襟見肘。而對市場具有敏感度的作者，又因為和市場走得太近，創作上受商業資本、類型寫作套路的影響大，所以在作品思想性、鋒芒度上有所減弱，容易在迎合市場時失去超越庸俗成見的力量。
《受戒》作者: 汪曾祺 版本: 新經典文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7月
回顧百年來白話文文學的演進，文學作品要成為公共記憶，往往需要作者介入時代浪潮，在創作主題上與時代議題貼近，或是代表某種新銳的審美力量，或是對社會觀念革新有所期許，比如魯迅的白話文小說代表作《狂人日記》、趙樹理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三里灣》、汪曾祺的小說《受戒》、王朔的系列小說，還有反映農民進城、改革開放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喬廠長上任記》等，都與時代議題緊密聯繫。
具體來說，評審們相對更歡迎深入鄉土、反映地域、迴歸傳統、書寫平凡小事，或者在寫作技巧上有突破的寫作，因此，崛起的青年作者往往會有迎合這些特點的痕跡，為了更順利地發表，作者揣摩刊物風格是難免的。這時候，刊物評審的趣味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如今，年輕作家要發表嚴肅文學作品，仍是和從前一樣，主要靠投稿和參加文學比賽。投稿刊物郵箱，往往石沉大海，但如果有圈內名師推薦，又與編輯關係緊密，成功率會高出不少。年輕作家要在圈內有所斬獲，容易習慣了與編輯、學者、同門一道的舒適圈，不得不勻出大量時間參加圈內活動、應酬，乃至習得互相恭維的藝術。
《冬泳》作者: 班宇 版本: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9月
以上，筆者主要說的是作家與文學作品的關係，但文學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既是作家與作品、讀者的互動，也是批評家、編輯和作家的良性交流。在文學史上，好的批評、編輯和優質文學是相輔相成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美國“迷惘的一代”海明威、福克納、沃爾夫、菲茨傑拉德等人，但少有人知道，其中幾個作家背後共同站著一個“天才的編輯”麥克斯韋爾·珀金斯，他是一個文學眼光獨特的人，也是給作家指明方向的人。嚴肅編輯和批評的在場，可以為作品保駕護航。
如果作者和批評家一味一團和氣，常常是，作者作者要出新小說，責編就會邀請熟悉的批評家寫評論，批評家寫出文采斐然的軟文，雙方皆大歡喜。在這樣的互動下，批評作為一項創造性工作，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3
進入公共記憶，就是好的文學嗎？
行文至此，或許可以結束這篇文章，然而，有一個問題，是筆者應當回應，也是讀者們可能會關心的問題。文章提到文學進入公共記憶的重要性，可是，如今進入公共記憶的文學，它就必然是好的文學嗎？現在沉睡中、不被大眾發現的文學，它是不是就不是好的文學？
文學史上有很多現成的例子，告訴我們，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並沒有在第一時間進入公共記憶，而是歷經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被大眾接受。比如：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最有影響力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他生前銷量慘淡，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才重新被發現。卡夫卡的小說，如果不是他好友不聽建議，沒有焚燒其文稿，也不會有後面的轟動。近幾年流行的《斯通納》，實際上是幾十年前的文字，但作者傾注心力，換來的是現實的冷漠。用一時的成績，來判斷文學作品是否能流傳，是一種粗糙的看法，也有悖於文學史的經驗。
《斯通納》作者: [美] 約翰·威廉斯譯者: 楊向榮 版本: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因此需要指出，當筆者談論當下文學在公共記憶中的退潮，並舉出一些事例時，想要說的並不是“當下進入公共記憶的文學，一定是永恆的文學”，而“暫時小眾的文學，就必然沒有生命力”。也不是在說，作品迅速進入公共記憶，就是衡量優秀文學的唯一標準。否則，那是對文學的一種魯莽冒犯。其實，當我們身處此刻，即便是最傑出的讀者，也無法斷定何者必將永恆，因為歷史的侷限，將人拋於迷霧，但是，這不意味著當下的讀者就沒有能力甄別文學作品的好壞，無法判斷怎樣的文學更可能獲得長期的生命力。
文學審美是多元的，但怎樣的文學有生命力，往往是有經驗可循的。正因如此，即便《了不起的蓋茨比》處於最低潮的時光，“天才的編輯”珀金斯依然確信它的流傳，即便托馬斯·沃爾夫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作者，他的幾大箱文稿依然被珀金斯慧眼識珠，成為《天使望故鄉》。因為這兩部作品都深刻理解了美國青年，直刺幻夢背後的辛酸。他們以富有共情的文字、切入美國現代人精神困境的角度，有力地表現了那一代人的迷惘，因此得以流傳公共記憶。
富有生命力的文學，未必是當下流行的文學，也不必然是大眾的。但是，它要麼在文學技藝上有所創新，要麼有力地回應公共問題，表現一個共同群體的心境，否則，它哪怕文字流麗，也只是作者的一人獨舞，難以深入到更廣闊的境地。
當筆者談論那些深入公共記憶（注意，它不等於流俗）的作品，與其說是判斷永恆，不如說，它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或者說文學介入公共議題的一種思路。文學並不提供答案，文學可以打破答案，好的文學總是有那麼一絲絲差異感，那差異令我們著迷，也指引我們看到人世間難以捉摸的部分。
《了不起的蓋茨比》電影劇照。
進一步言說，作者同樣質疑的，其實也包括文學永恆論的說法。成為永恆是一種常見的文學至上論的標準，即，追求永恆的文字，比其他更重要，更符合文學的意義。這固然是一種經典解釋，但可以思考的是，追求永恆必然是文學作者的目的嗎？倘若放棄永恆，更追求當下性，它是否就是低一級的文學、不如永恆的文學？
永恆主義者無法理解卡夫卡為何選擇焚稿，也不曉得西蒙娜·薇伊這樣的天才，為何不去追求永恆的文學，而要烈焰赴這濁世，去殉那現實的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總是追求不朽，然而，我們的時代到底有多少人得以不朽，所謂的不朽，又真的是真理意義的不朽，還只是他暫時迎合了此世的審美，卻會在下一個世代被遺忘。文學至上論難以回答的是，如果不朽者不過萬中一二，那其他人的寫作是否就失去了意義，非虛構作家、新聞記者兼顧文學性的報道是否因它的速朽而顯得可笑？
放棄永恆的執念並不可恥，實乃多數人的宿命，投入當下，接受速朽，也不必然是庸俗。因為，有些文學是為後來者準備的，但有些文學服務於此刻。哪怕文學的信徒馬爾克斯也會承認，正是那些即時的文字給予他靈感，那些戰鬥於此刻、而非投入到永恆的火焰，淬鍊出真正不朽的文學。
換言之，投入當下的文字，和追求永恆的文字，本不是二元對立的。閃耀於公共記憶的、即時的文學，為我們這個時代或許仍在地下的波拉尼奧、普魯斯特們鋪橋搭路，而他們，不求永恆之神的饋贈，甚至以早逝告別此世，或許在文學歷史中，他們也終將速朽，可那又如何呢？曾風風火火走在這人間，不懼灰塵與湮滅毀我肉身，這是他們的道，也是謙卑者所奔赴的應許之地。
閱讀更多 新京報書評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