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樹下看歷史

這個當然不能這麼說，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會造成歷史記載的失真。

一、撰述者有意不按實情記錄，只要是人就會有感情，就會有思想傾向。那麼在進行歷史記述時就很可能會選擇自己認為是真的，或者自己認為可以記得內容進行記載。而這種不完整的記載就極易得出錯誤的結論。如春秋時晉國趙盾並未弒君，弒君者乃其族人趙穿，但史官董狐認為趙盾作為執政大臣應對此事負責，所以就直接記為：趙盾弒君。為鼓舞士氣，一些史書上對正面人物的記載也或有誇大之處。

二、篡改歷史。一般情況下人們管不了自己死後的事，但有些人因生平有瑕疵，卻不想死後留下罵名，就會要求史官修改史書乃至編造史書。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不想後人知道玄武門事變的真相，同時拔高自己在大唐見過中的作用，以證明自己繼位的正當性，多次修改官方實錄和起居注。宋太宗謀殺太祖自立，為增加合法性多次修改太祖實錄，偽造“金匱之盟”等；秦檜為掩蓋自己的罪過也曾編造史書，為自己歌功頌德。

三、為尊者諱。當史官記載君王或家中長輩時，往往處於為君者諱的原因，有意漏記一些對記錄對象不利的內容，對於一些有利的內容也可能存在誇大的現象。劉知幾在其《史通》中即明言：“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晦，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所以很多史書記載比較隱晦，一些家史記述也不可盡信。

以上是比較常見的幾種記錄失真的情況，當然還有其他情況，如記錄者本人就未能見到真實記載，像司馬遷《史記》也是作者根據當時情況想象的。

孔夫劍

史書上記載的內容，肯定有假的。

以大名鼎鼎的《史記》為例，司馬遷在高祖本記中，明確的記載了劉邦的親爹，是一條蛇，還是一條白色的大蛇！同時，劉邦的親爹還積極響應、現身說法，在多個公開場合多次說明，劉邦不是自己的親兒子，而自己，帶的是綠帽子。

這就是史書上的高級黑！

鑑於這種史料，實在是爛得厲害、假得出奇。也讓後世的人都知道了，司馬遷確實很苦，如何說實話，那是會掉腦袋的。也讓漢武帝的暴君形象，昭然若揭。

然後再說說李世民。當李世民在位的時候，他要求看看史官寫的材料，看看史官是怎麼寫自己的。按照制度設計，為了約束皇帝的行為，皇帝本人，是不能看史官怎麼寫自己的。這個制度，本來就很假，因為皇帝的兒子，可以看到這些材料的，如果不往好處寫，皇帝的兒子也不答應。

就這麼一個很微弱的約束，李世民也不願意接受。

他前後找了史官三次，前兩次，史官都沒答應給他看，到了第三次，終於還是看到了。這段歷史被記載下來，也是史官在甩鍋。因為給李世民看到的內容，肯定是經過大量修改、美化後的結果。唐朝的史官，也想多活幾年，或者是活好一點。

李世民這樣做的結果，讓滿朝文武都大吃一驚，人人都嚇壞了，就連魏徵這種，以敢於說實話著稱的官員，都趕緊寫文字，肉麻的吹捧李世民。

魏徵撰寫的《醴泉銘》，狠狠的吹捧李世民。“說他二十歲就從事統一天下的活動，三十歲便做了億萬百姓的君主，……皇帝捨身以利天下黎民，風裡來雨裡去，一心為百姓著想，憂國憂民積勞成疾，皮膚和堯帝一樣變成了乾肉，手腳上的繭子超過了大禹。 李世民功勞高於大舜，勤勞勝過大禹，空前絕後，超過了三皇五帝。……”

皇帝閱罷，高興得很。

在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時候，乾脆就直接說明，本書就是歷史經驗合集，供統治者借鑑使用，順便，還附帶了中國歷史。

盡信書，不如不讀書！所有的歷史，都可以看作，是寫作者眼中（或者是飯碗裡）的世界。

特別再補充一點，歷史不會指引未來，我們的老祖宗，根本不會從墳頭裡，顫顫巍巍的伸出手來，給我們指引未來。

圓窗觀點

《明史》的作者是張廷玉，按說這部著作在當時的評價很高，但關於孫若微的兒子明英宗的說法就完全是胡說八道。

第一孫若微從小就養在宮中，與太孫青梅竹馬感情深厚

有意思的是在電視劇中《大明風華》中，與孫若微相愛相殺的胡善祥。兩人生前就不睦，死後卻被明史作者安排在了一起，《明史》中排在孫若微的前面一位，真的是逃不過命運的輪迴。巧合的是，胡善祥與孫若微都是山東人。應該都長得很漂亮。誠孝皇后，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兒女親家彭城伯夫人是山東人，而孫若微的父親孫忠當在正山東永城縣任上當父母官。有了這麼一層關係，孫忠的老婆就經常到宮中去閒聊，陪老太太聊一聊家鄉的風土人情，建設變化，用來為老太太解悶。仁宗皇后，即大明風華中的太子妃張氏也是山東永城人，可見老太太是多麼熱愛家鄉人。

就在這一來二去的閒話家常中，孫夫人就夾帶點私貨，經常在老太太和太子妃面前提起自己的寶貝女兒如何漂亮，如何懂事，如何乖巧。老太太一時好奇，就讓孫忠帶著女兒來給老太太瞧瞧。這一看不要緊，《明史》中明確記載，“孫氏，幼有美色”。說明人家從小就長得很漂亮，加上孫若微是官宦人家出身，在父親的悉心培養，她應該是知書達理。這樣一來，就得到了老太太和太子妃的歡心。從此孫若微常住在宮中陪伴老太太，明朝雖然宮禁森嚴，但她經常要去太子府看望太子妃，所以她與朱瞻基從小就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所以，他倆有深厚的感情基礎，沒有必要背叛對方。

第二、孫若微受過最正規的宮廷教育，明白做事底線

胡善祥長的如何，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是根據後面太孫朱瞻基在大婚上的表現來說，胡善祥應該長得也很漂亮，起碼不比孫若微差。胡善祥的父親是錦衣衛百戶胡榮，錦衣衛在大明朝後期確實是威風八面，張牙舞爪。但就當時的情況來看，以胡善祥的家庭背景和人際關係，遠遠比不上久居宮中的孫若微。在太孫大婚的時候，朱瞻基居然沒有選擇從小就青梅竹馬的胡善祥為太孫妃，而是選擇了以前素未謀面的胡善祥。由此可見，胡善祥應該長得也是楚楚動人。讓這位未來的皇帝一見傾心，什麼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全都忘到了腦後。這也為後來孫若微處處針對胡善祥埋下了定時炸彈。未來的皇帝朱瞻基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性格如何，她全都知道。按照明史的記載，老太太應該就是按照未來皇后的標準，親自教導這個未來外孫媳婦的。再加上太子妃的言傳身教和後宮鬥爭的耳濡目染，也就為她日後在後宮中呼風喚雨，獨享皇帝恩寵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孫若微從小就受到了最正規的、最傳統的宮鬥教育，她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這是她的立身之本。

第三、打破祖制、無故廢后是禍亂根源

等到朱瞻基即位後，就是明宣宗。胡善祥就跟著當上了皇后，孫若微則成了貴妃。胡善祥雖然長得不錯，但是沒有生下皇子，只生下兩位公主，加上她的身體不好經常生病，皇帝就慢慢疏遠了她。孫若微則順豐風水地生下了兒子，就是後來的明宣宗。加上孫若微從小熟知皇帝的脾氣秉性，加上在後宮中修煉多年的宮鬥術終於派上用場，1438年。胡善祥無故被廢除，百官驚愕不已。事後，朱瞻基也挺後悔的，說自己那時候年輕不懂事，此朕少年事。而

第四、明朝宮禁森嚴，基本沒有作案機會和能力

而在《明史》中有這樣一句話：妃亦無子，陰取宮人為己子，即英宗也。也就是說，明宣宗的貴妃，孫氏（大明風華中的孫若微原型）自己沒有兒子，用陰謀詭計取得了宮女的兒子，就是明英宗。我曾經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明朝的宮禁是非常嚴格的，其嚴格程度要遠遠超過漢朝和唐朝。自皇后以下，所有的宮女吃穿用度，日常開銷都必須經過皇帝或者皇后的旨意，在拿到旨意以後，拿到管事太監或女官手裡之後，還要去皇帝或皇后那裡核實一下，才能批准。更要命的是，自妃嬪以下如果生病的話，也不能由太醫進宮診治，只能根據病症自己去取藥，宮禁森嚴可見一斑。而且，皇帝所有臨幸過的女人，從皇后、貴妃到普通宮女都有《起居注》進行記載，無一疏漏。陰取宮人之子”的說法，僅見於《明史》。

明朝的錦衣衛和東廠根系發達，耳聰目明，這麼大的事情不可能沒有任何蛛絲馬跡。自《明實錄》和當時的所有文獻中都沒有這個說法的對比和參照，就連當時也沒有這樣的重大緋聞傳出。

第五

退一萬步講，就算萬一真的由孫太后是“陰取宮人之子”，皇帝對這件事情不可能不知道就算當時為了哄老婆開心，但是繼承人的血統問題才是皇帝要首先考慮的。

皇帝也有其他的兒子，幹嘛非要讓這個來歷不明的私生子，朱祁鎮（明英宗）繼承皇位。郕王朱祁鈺（明景宗）也差不到哪去，北京保衛戰一樣打的有聲有色。胡善祥就是因為惹惱了皇帝，加上沒有自己的兒子，（只有兩個公主）被廢黜皇后的位置，由孫（若微）代替當上了皇后。

清朝的史官是為了自己的統治利益，往特別受到皇帝寵幸的孫太后身上潑髒水，希望以此來證明大明王朝皇室血脈的非法性和非正統性。是為了統治者的需要，所以這個說法不成立。

白羽居士

1:由於年代久遠，對古代的事件人物的相關認識，我們只能通過古人遺留下來的記載來獲得。

2:秦代開始正史記載的準確性還是很高的，至少在沒有其它佐證證明它是假的前提下，我們可以本著尊重歷史的原則來相信。

3:而關於先秦史，我們可以抱著懷疑的態度去研究它裡面的事件人物，畢竟秦始皇焚書以後所有的先秦史料幾乎都是靠口口相傳得來的，並無史書為證。

4:歷代還有許多個人記載的歷史和民間的野史這些，我們可以經研究考量後選擇性的相信。

5: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不管正史野史有值得懷疑的地方，我們都可以，都應該去求證，去考量。

南公懿

史書指古籍中專門記載歷史的書，在四庫分類之中就是史部。早期的史書都是以編年史的形式存在，晉朝太康年間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也是編年體。東漢末年，荀悅撰成《漢紀》，開創了編年體的斷代史。

史書發展

中國西周末年各諸侯國已有歷史記載，如晉國之《乘》、鄭國之《志》、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等，《墨子》裡面說墨翟曾見過“百國春秋”。

早期的史書

都是以編年史的形式存在，晉朝太康年間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也是編年體。東漢末年，荀悅撰成《漢紀》，開創了編年體的斷代史。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編年體的優點是方便考查歷史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瞭解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還避免敘事重複，《資治通鑑》的成功開創了撰寫編年史的高潮。陳寅恪曾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產生了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梁啟超以為：“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蹟之原因結果以為鑑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

范曄撰著《後漢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張輔根據《史記》、《漢書》字數多寡來評價作者，“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所以認為《史記》優於《漢書》。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

袁宏談及寫作動機說：“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袁山松撰寫《後漢書》，他總結說：“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杜佑推出《通典》後，史書增加了典制體，又衍生了會要體。

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主張以《表》、《典》、《記》、《考紀》、《別錄》等五種體例來撰寫歷史；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主張以《年表》、《載記》、《志略》、《傳志》四種體例撰寫歷史。

梁啟超在《新史學》將史籍劃分為十種二十三類，即正史(官書、別史)、編年、紀事本末(通體、別體)、政書(通體、別體、小紀)、雜史(綜記、瑣記、詔令奏議)、傳記(通體、別體二)、地誌(通體、別體)、學史、史學(理論、事論、雜論)、附庸(考據、註釋)等。

史書分類

按真實性分類

正史：以紀傳體、編年體的體例，記載帝王政績、王朝歷史，人物傳紀和經濟、軍事、文化、地理等諸方面情況的史書叫正史。如，通常所說的二十四史。除少數是個人著述(如司馬遷的《史記》、范曄的《後漢書》、陳壽的《三國志》、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

別史：主要指編年體、紀傳體之外，雜記歷代或一代史實的史書，如《東觀漢紀》、《東都事略》、《大金國志》以及《通志》等史書都屬於別史。由此可見，別史實際上是正史類史籍的重要補充部分，猶正史之別支，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別史類敘》中才有“猶大宗之有別支”的說法。由著名學者創作的，有時與雜史難以區分。如《漢晉春秋》。

雜史：只記載一事之始末，一時之見聞或一家之私記，是帶有掌故性的史書。它不同於紀、傳、表、志等體例齊全的正史，也不同於關係一朝執政的別史。它不受體例限制，博錄所聞，雖雜荒疏淺，卻可彌補官修史書的疏漏與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類別。

野史：有別於官撰正史的民間編寫的史書。

稗史：通常指記載閭巷風俗，民間瑣事及舊聞之類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類鈔》，近代人徐珂的《清稗類鈔》。有時也泛指“野史”。

按體例分類

紀傳體：紀傳體史書創始於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它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用“本紀”敘述帝王；用“世家”記敘王侯封國和特殊人物；用“表”統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書”或“志”記載典章制度；用“列傳”記人物、民族及外國。歷代修正史都以此為典範。又如《漢書》。有個別的正史沒有書或者志，比如《三國志》

編年體：編年體史書按年、月、日順序編寫，以年月為經，以事實為緯，比較容易反映出同一時期各個歷史事件的聯繫。以編年體記錄歷史的方式最早起源於中國。如《左傳》、《資治通鑑》等都屬於這一類。《春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

紀事本末體：創始於南宋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這種體裁的特點是以歷史事件為綱，重要史事分別列目，獨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順序編寫。現有九部紀事本末體的古籍。

國別體：國別體史書創始於《國語》。國別體史書是一部分國記事的歷史散文。分載多國曆史。如《戰國策》都屬於這一類。

按時空分類

通史：連貫地記敘各個時代的史實的史書稱為通史，如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因為他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歷時三千多年的史實。

斷代史：記載一朝一代歷史的史書稱為斷代史，創始於東漢班固的《漢書》。二十四史中除《史記》外，其餘都屬斷代史。

按學科分類

記載各種專門學科歷史的史書稱專史，如：經濟史、思想史、文學史、史學史等。

史書未必一定能如實紀錄歷史，而是收集各地事件，再編集成書。

中國王朝歷史的真實性一直受到質疑，被指是統治者的治國工具。

劉知幾稱之：“自戰國以下，辭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

其中有諸多不合理或以神鬼描述的文字，如皇帝未出生便有龍氣包圍之類。而在當時修書時皇帝必定會對史官加以控制，增加奉承之說話，刪除負面事件，如唐太宗的皇位問題。而後代的皇帝亦會對前朝的歷史加以篡改，以保證江山正統，清朝的歷史則被指是褒揚滿族對中國的貢獻。

即便在現代，不論資訊如何發達，也常常出現消息被封鎖的情況，所以學者認為史書中也有不少虛構成分。

凝祥聚瑞

馬未都經常說：歷史沒有真相 只殘存一個道理！

確實！沒有任何一本史書是可以完全相信的，

史書 畢竟也是人寫的， 而歷史大多是後世寫前世 當朝寫前朝！難免會受個人感情及朝廷政治需要的影響！

我覺得讀歷史有三個必備的因素

第一

存疑不存惑

無論哪本史書 任何史實我們都是可以問一句，也應該問一句真的嗎？ 這就是存疑！但既然存疑那就應該去客觀證明， 而不可憑個人喜好甚至直覺去定論 ，甚至更不能為了反對而反對 人一旦刻意就會很容易犯錯 ，要推翻一個說法 往往需要幾個甚至十幾個證據去證明 否則只會落個一知半解有失偏頗！

第二

證有不證無！

！ 讀史書我們可以懷疑 駁斥 推翻 只要有證據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唯一不可以的就是 ‘這事兒不可能’或者‘根本不存在’

要知道我們研究歷史最主要的兩個途徑就是 史書和實物！而獲得實物的最主要方法 就是考古！即使現在鐵證如山的歷史事件 ，沒準哪天挖出來個墓碑 ，刨出來個竹簡 一兩句話就把這事兒推翻了！ 又沒準兒挖出來個夜壺，都可能牽扯出另一段歷史！.

第三

看史不聽史！

當然這句話不是說不能聽別人講， 相反 要想研究歷史必須要多聽各家言論 尤其是一些權威大師 各個領域的專家 ，都是必須要多聽多問的！但

更重要的是看，因為歷史觀的形成是需要積累的 但如果只聽別人說 而自己不去看 那最後形成的也只能是別人的觀念，最後落個蕭規曹隨就有些可惜了！

府少爺的歷史觀

你好，我是眉畫張敞，我來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史書上的記載，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就像歷史界有句行話：“你永遠無法達到真實，只能無限地接近它。”

一、哪些東西較為真實？

1.歷史人物，特別是有史書記載以來的人物基本是真實的。

2.大的歷史事件，比如皇帝登基、戰爭、叛亂、自然災害等是真實的，大的歷史事件的時間和地點會比較真實。

3.國家法令、政策、改革措施等。

二、哪些東西不真實？

1.一些不應為當事人之外的人所知的情節。編史者站在上帝視角，用文學色彩較濃的文字進行的描述，往往不夠真實，這個在《史記》中表現較為明顯。

2.一些年代久遠的人物和事件。比如現在爭議較大的“夏朝的存在與否”這個問題。另外一些事件的意義和影響不夠真實。總之，越久遠的歷史越不可信。

3.一些較為隱秘或者牽涉到統治階級的醜聞、統治者名譽、不利於國家統治的歷史。三、史書為什麼會失實？

1.史書是為統治階級編寫的，是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服務的。個人編史往往是違法的，所以不利於統治階級的內容是不允許出現的，或者是改頭換面出現的。

2.編史者是有個人感情與好惡。編史者會美化自己喜歡的人物或事件，而對自己不喜歡的人物或事件進行醜化，斷章取義，甚至顛倒黑白。

3.由於當時通訊和統計等手段不發達。很多史實是根據野史和前人著作編撰的，甚至來源於編史者蒐集的軼聞舊事，甚至是傳說流言，肯定會導致史書失真。

4.中國歷史上的多次焚書和修史對史書的真實性也有很大的影響。本來歷史是可以通過互相佐證來接近真相的，但是統治者的焚書，讓很多野史、筆記毀掉，讓很多不利於統治階級統治和形象的東西被刪除和篡改，讓史書更加失實。

總之，“盡信書不如無書”，史書也只能讓你瞭解部分歷史的真實。我們也要抱著存疑和考證之心去讀史，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希望我的回答能幫你解決問題。

眉畫張敞

史書分為兩種，一是正史，一曰野史。正史一般指的是26史，是政府也就是官方編纂的。野史是相對正史來說的，一般都是民間編纂的。

所謂歷史，都是後世的人寫的前世的事情。就拿正史來說，就是後一個朝代寫前一個甚至很前一個朝代的事情。更何況，很多史書出於很多政治目的，比如為了突出自己的正統性，會刻意地去編纂史書。這樣的情況，歷史的真實性就會有折扣了。即便是野史，也會因為作者的情感或者觀點有所偏頗，自然也無法做到完全的真實性。

更何況，老早發生的事情，誰能知道真相。

歷史都是勝利者書寫的

比如說《明史》，是在清朝的時候編纂的，相對於明朝，順治和康熙都是勝利者，所以就有了書寫明史的權利。

負責纂修明史的官員遵照康熙帝為尊者諱的旨意，儘量少記載明朝皇帝的陰暗面。為了掩蓋明代皇帝的一些暴虐或昏庸行為，相關官員便把皇帝所犯的錯誤及責任推到大臣及太監身上，並列名於《明史·奸臣傳》，當中的“代罪羊”有胡惟庸、陳瑛、嚴嵩、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等。

再看《隋史》，李家是因為革命得了楊家的天下，而楊廣是因為無道昏庸才會十八路反王誅殺，在寫的時候，對楊廣就沒有一句好話。

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書的政治功用性

很多史書都有其政治功用性。比如孔子修《春秋》，是為了宣化禮教。司馬遷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鑑，宋神宗認為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鑑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定名為《資治通鑑》。其作用是為了服務於帝王。裡面的很多觀點和事實就有待商榷。

時間太長，無從考證

昨天的事情有時候也說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了。雖然古代帝王有起居錄，但也還是會有什麼事情是說不清道不明的。這些編纂者寫史書，一寫就是幾百幾千年的事，即便是現在有考古技術，也不一定能把之前的事情說的清楚，更何況也不是隻記錄皇帝，其他人沒有起居錄啥的，只能靠推敲推理了。哪裡能說的清。

所以，不管野史還是正史都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盡信書不如無書。

瘋哥哥l

司馬遷的史記是建立在歷史遺留下的記載--史書，以及民間的一些傳聞，我們叫他為素材，經過大量的考證，分析，推測。才成就了之後的《史記》

但不乏其中有司馬的個人思想感情因素在其中，只是說《史記》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全面，也是比較能為眾多學人所接受的一部歷史記載書籍。

現在很多學者都在對其中的一些記載抱有懷疑態度，其中有些的東西還待後人進一步考證。但是說實話，《史記》真的是一部很偉大的著作。史記裡也有事實錯誤，自相矛盾的。而且有些事件太過久遠，有些事情太過深密，到太史公那裡，失實也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治史的態度本身相當嚴謹。

戰鬥大黃蜂

首先歷史是人寫的，人是一種感情生物，會受到自己或是外界的干擾而做出不同的選擇。歷史是一個民族文化流傳的載體，對於統治者維持統治有著重大的作用，所以歷代史書大都是隔代修史，即當代歷史不由當代人修。

其次，歷史本身是以前發生的故事，所以一定會有遺漏，歪曲的現象發生，這就需要考古探索，用那個時代遺留下的物件與文字來逐一反駁。

譬如說，《史記·陳涉世家》中記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當斬。”這樣的一句話一直使史學界認為，大澤鄉起義是秦朝百姓苦於秦朝嚴刑峻法，迫不得已掀起的反抗戰爭。然而通過調查最近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的刻文卻發現這是錯誤的。

“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曰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這句話的意思是：“政府徵發民夫，不去的，就要罰兩套盔甲錢；誤了期限三到五天，要被責罵；六到十天，罰一盾錢；過了十天，罰一套盔甲的錢；如果由於大雨而誤了期限，則不必懲罰。”

這就意味著，太史公錯了，《史記》中對於大澤鄉起義的真正原因記載錯了，秦朝未必就是亡在苛政，這仍需我們繼續去考察。

再次，前文說過歷史是由史官編寫的，史官是人所以一定有自己的好惡與操守。有的史官在寫史書時會帶入自己的情感，譬如還是《史記·李將軍列傳》與《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史記·高祖本紀》和《史記·項羽本紀》。太史公在這些文章中都帶入了大量的私人感情，在描繪李廣時，著重渲染了李廣有功不得封的悲慘景象，但在斬殺霸陵尉的故事中卻自然而然地一筆帶過（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遠遠不如《漢書·李廣蘇建列傳》中記載的詳細。同樣的也出現在《史記·高祖本紀》與《史記·項羽本紀》中劉邦丑角的形象與項羽英雄的形象被刻畫的淋漓盡致，但劉邦狡黠多變和項羽殘暴弒殺的一面卻暗自隱去，這也是太史公個人感情的一面。

當然，我們不能說，史書都是假的，因為史官這個職位同樣不是尋常人等就可以勝任的。春秋時齊國大夫崔抒弒殺齊國國君，逼迫齊國太史將這件事按下不提。但是齊國太史伯卻堅決不幹，在齊國史書上堅定地記下：“崔抒弒其君”。崔抒勃然大怒，下令誅殺太史，太史的弟弟仲（春秋戰國史官一般是家族內部任職）依然對兄長的筆記一字不改，最終被殺。當崔抒看見太史的幼弟季依舊硬著頭皮不改一字時，終於崩潰了，放過了修改史書的想法。

正因為有一代代史官的堅守，我們能在英明神武的唐太宗背後看見玄武門之變的慘烈；我們能在九擊匈奴的漢武帝背後看見巫蠱之禍的恐怖；我們能在清朝文字獄的白色恐怖下看見清朝的三大酷政。

所以，不要輕言史書的真假，而應該結合自己的思考，結合考古文獻的發掘，我們才能辨別百年乃至千年前塵封歷史的正確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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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文化 撰述 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