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雅”“俗”之分，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周朝。可要論起音樂為何有“雅”“俗”之分，主要涉及到兩方面的問題：什麼音樂能稱作“雅樂”？什麼音樂又能稱作“俗樂”?
在深究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看看下面這些青銅編鐘：
出土的周朝青銅器樂器大多製作精良、頗具貴族禮法的風格，由此可見周朝人對於禮樂制度是十分重視的。周人原本是中原大地西北方的古老部落，在中國的傳說中，周人的原始祖先姓姬，曾經在夏王朝時做過主管農務的官員，被國家百姓尊稱為“農神”。在周武王滅商建周後，一套初見規模的禮樂制度走向歷史舞臺的中央。周朝崇尚宗教，重視禮儀要求和形式規範，在政治等級上劃分了森嚴的制度，文化上的尊卑之別自然也是周人的禮法形式之一。為了更廣泛的推廣周朝禮法，周人將音樂穿插其中，逐漸形成了禮樂制度。
一開始，將音樂穿插進立法之中，取得了不俗的成效。在周公一句“曲雅純正”的呼籲下，周朝的禮樂愈加繁瑣和隆重；下面的還原圖是周朝人在祭祀天地人祖時，將音樂穿插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將這種以中正和平為基調，強調莊嚴肅穆、帶有濃厚教育性質的音樂稱為“雅樂”。
再後來，周朝的統治範圍更加廣闊，北部疆域甚至到達了現在的北京市附近。周朝統治者為了更好地傳播禮樂制度，將各地民間曲調中不符合禮法的部分剔除，把頗具娛樂性質和藝術性質的音樂帶進宮廷之內，融入到貴族內部交往的文化體系之內。但因為其性質有差異，也為了與“雅樂”做區分，周人把這一類音樂稱作“俗樂”。至此，周朝的宮廷樂曲真正有了“雅”“俗”之分。
這時，我們已經對何為“雅樂”，何為“俗樂”有了一個具體的印象；接著我們再來深入瞭解西周時期的貴族們與音樂的那些不解之緣。其實禮樂制度很早就在中原大地上存在，只是不成體系，規模較小罷了。在更早的商朝，商王的宮殿總會安排簡單的編鐘音樂和詩文朗誦。到了西周時期，“雅樂”和“俗樂”才真正的讓音樂走進更廣泛的群體當中去。
樂器上的規格制度是西周時期貴族等級劃分的體現之一。從上圖中規格的差異中可以看出，西周時期人們對於禮樂制度保持著相當的剋制心態和敬畏心理。但是，隨著周朝的領土疆域不斷擴張，周朝統治階級之下人民的差異化也越來越大。這個時候，要想保持西周禮法的純正性和正統作用，原本單純的宮廷祭祀禮樂就無法滿足統治需求和社會需要。“俗樂”在這時候應運而生。
俗樂的本體是當時在民間的流行之樂，擁有相當大的傳播能力和傳唱基數。周朝的禮樂管理者有絕對敏銳的目光和洞察力，他們將民間流行之樂帶入宮廷。
現在的北京市附近，是周朝的北方邊疆，也是周朝俗樂的來源地之一。周朝的禮樂管理者將當地百姓傳唱程度最高的樂曲帶回了黃河流域。不過，即使傳唱程度再高的民間樂曲，難免會出現一些與周文化，特別是周禮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
一道相當棘手的難題擺在西周禮樂制度管理者面前：究竟是讓這些難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樂曲融入禮樂制度還是放棄一個擴張周文化影響力的絕佳機會？周朝禮樂制度管理者用更加溫和的辦法解決了這一難題——他們去掉了各地民間樂曲中不符合周文化的部分，將通俗簡單、極具娛樂性質的流行音樂融入到周朝禮樂制度之中。
這樣做，不僅僅是周朝文化的一種傳播，還將禮樂制度的生命力傳承下來。周朝禮樂制度正式分為兩個部分：雅樂和俗樂；它們各自代表了不同的領域，在周王朝漫長的統治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這其中也是中國古代宮廷音樂有雅俗之分的原因。
讓我們繼續把視野調高，將音樂劃歸在美學的範疇裡。西周在中國政治、文化和美學的歷史上都處於一個轉折期。可以看到，它對上古至殷商時期的思想認知與觀念形態有著重大的突破。西周時期，人們的精神意識逐漸覺醒，對於秩序的認知也逐漸的完備，中原大地上的人們正在從上古時代走向更高級的人類文明時期。這種進化式突破使人們的生存狀態進入更加理性的時代，這正是禮樂制度在此時大放異彩的最主要因素。
由此可見，自西周起，中原大地上的人們已開始對自身存在的生命價值有了自我的評價與分析，能夠很清楚的表達出自己除了對生存之外的其他追求。周朝逐漸形成的禮樂制度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對禮樂傳統的回爐再生。周人將禮樂制度變成了一種兼具美與統治秩序的詩性表達。他們將雅樂作為對上古時期禮樂制度莊嚴肅穆之風的繼承和遺傳，讓整個社會都處在一個完整的階層之中。他們又將每一個極具地域特點的曲調劃歸進禮樂之內，稱之為俗樂，這既讓整個王國的差異矛盾減小，又是周人對於自我文化的創新與創造。
禮樂制度是西周統治階級對於治理國家的柔性管理方式，它是一種從文化層面入手，以底層人民的角度向上層貴族統治階級延伸的政治手段。中國古代宮廷音樂的雅俗之分，是周王朝統治者的一種大智慧——正統統治與民間通俗習慣的密切交流和融合使之成為中原大地上統治模式的一種新型範式，成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典範，也成為維繫一個王朝的紐帶。由此開始，中華民族從祖先身上繼承下了禮樂制度，繼而開啟了中國長達數千年的與禮樂政治、禮樂文明、禮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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