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男权话语中，女性一直扮演着“他者”和“被看者”的角色，而杜拉斯则扭转了女性这种角色定位。
《情人》开篇不久就讨论了“我”，一个十五岁女孩，女性意识的萌醒，而这个意识恰恰是在被成年男性注视的情况下出现的：“在殖民地，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近三年来，白种男人在马路上也总是看我。”“的确，别人总是盯着我看。我么，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美不美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是的，比如说，是性的问题。”这儿非常有趣的是，“我”在“被看”中萌发了女性意识，“看”到了自己与男性的差异，“我”是这个过程中的主体，而男性在这个关系中却成了某种“镜相”和“映照物”，那些成年男性的“目光”，只是促使“我”出现某种“认同”和“觉醒”的条件与诱因。
女性角色地位的转变更突出地表现在“我”与“中国情人”的关系中。如上所述，在男权社会，女性在两性关系中通常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她们仅仅能在“对象”的角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杜拉斯却在这个两性关系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上实现了某种倒置，杜拉斯在作品中试图让人们确信：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也能处于主动者和施予者的地位。
从表面上看，《情人》中的“我”在与其中国情人的性关系中几乎不可能成为强者和施予者。因为两性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性”问题，它同时也是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财富、种族背景，包括相貌、智慧和能力上的较量。
作者给双方设置的条件是这样的：女孩出自一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那位母亲因为轻信和耽于幻想，用自己的全部存款购买了太平洋边上的一块土地，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块废地，每年海水倒灌，不可能有任何收获；再加上女孩的大哥吸食鸦片，嫖赌挥霍又无所事事，家中几乎一贫如洗了。他们实际上已经是生活在法属印度支那社会底层的穷白人。
而那个“中国情人”，则是一个华侨富商的独生子，其父拥有大量的房地产，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巨富。“情人”初次露面，黑色轿车、西装革履就是他社会地位的最好写照。如果将二人的地位抽象为这样一些因素如：男&女、白人&有色人种、富裕&贫穷，那么强势一方似乎偏向于“中国情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的地位又不是全部都能由某种“身份”标出的，“身份”也是变量，同样的“身份”之下，还有一个内涵的不同。
在白人女孩与“中国情人”之间，杜拉斯强调且改变了两个东西：一是在白人与有色人种、男与女、富裕与贫穷三组关系中，她突出了第一组关系，即突出强化了他们的种族差异，让“中国情人”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感到深深的自卑；她让这种差异压抑与淡化了第二和第三组关系。二是在个人素质方面，作者打破了读者以人物年龄、性别为根据对人物能力的猜想，实现某种倒置：白人女孩虽然只有十五岁，但老练、成熟、意志坚强并颇有主见；而“中国情人”虽是成年男性，但他是个“寄生者”，是靠父亲养活的人，胆小、怯懦、意志薄弱。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确定了他们两人的关系。
湄公河渡船上的初次见面，“中国情人”是以“胆怯者”的面目出现的：“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开头他的脸上没有笑容。”“他的手直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后来，只是白人女孩没有赶他“走开”，“他的畏惧之心有所减轻”。这个时候的“中国情人”被形容为非常荣幸：“他对她说，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样，就是说在最初的见面中，他们的关系已经定格：一个卑躬屈膝的求爱者和一个心怀优越感、好奇而又态度高傲的女孩。以后“中国情人”总是和“畏惧”“颤抖”和“哭泣”联系在一起；而女孩作为一个正在“看”的人，读者会处处感到她居高临下的目光。
在中外文学史上，女性的身体、容貌、神态得到了多方面、立体式的展现，而男性之美则少得多，从女性视角把男性当作被看者的描写则更少。《情人》中那个敢做敢为的白人女孩让她的“中国情人”成为女性视野下的被看者。“他的皮肤透出丝绸的气息，带着丝绸的果香味，黄金的气味。他是诱人的。我把我对他的这种欲望告诉他。”他的“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那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这种眼光正是过去男人用来看女人的。杜拉斯的《情人》作为唤醒女性独立、“主动”意识的代表作，其开创与引领作用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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