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8，62。
如果用三個數字來概括鄧先生的一生，我想應該是這三個數字。
鄧先生在他短短62年的人生裡，有將近28年的時間沒有和親人相見，而他一生的心血結晶，原子彈和氫彈，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分到鄧稼先頭上的，只有區區20塊。
他來的時候，中國沒有核工業，當他走的時候，中國已然成為了一個核能大國。無雙國士，鄧稼先當之無愧。在很長的時間裡，他的名字一直都默默的在幕後，當人們開始懷念他的時候，他已經揮了揮衣袖離去，不帶走半片雲彩。
可是我們的懷念，仍然不能停下，因為對於他，遺忘會讓每個中國人的良心感到苦楚。我們今天，再次不厭其煩地，去看看他。
“隻身赴洋，窮萬里而尋真理”
鄧稼先像很多民國知識分子一樣，出生在一個現在來講的高知家庭。他的父親鄧以蟄輾轉任職過很多高校，是中國近代美學界的一代宗師，並且和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也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這也在命運中，冥冥將鄧稼先和楊振寧這兩位近代著名人物牽了一條線。同樣的家世背景，同樣的教育背景，竟然幻化出了兩種不同的人生。
一個譽滿天下，著作等身，長壽可盼期頤；一個卻默默無聞於當時，千秋功名不顯揚於當世。
楊振寧
所謂造化弄人，不盡於此。
鄧稼先很聰明，這點不必我來說。1941年剛進西南聯大，1948年便進入了美國的高等學府普渡大學繼續攻讀，後來因為成績太好，短短兩年間就修滿了全部學分，26歲的時候就拿到了博士學位，在一大群學生中鶴立雞群。
美國政府注意到了這個年輕的東方人，開出了常人難以拒絕的offer和優待，鄧稼先的導師也對這個學生萬分挽留，甚至給他寫好了介紹信，好友楊振寧也勸他不要回國，這些他都婉言謝絕了。
1950年，在新中國成立一週年之際，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深藏功與名
《尋夢環遊記》裡有一句很經典的臺詞，意思是說一個人真正的死亡，是被所有人遺忘。在鄧稼先回國僅僅八年之後，他就迅速地從當時的主流媒體，國家科研機構甚至是自己的親人面前消失了。
從1950年回國到1958年被中央安排到核武器研究所當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和自己親人在一起團聚的時間，真真的算起來只有這八年。
他對妻子說，“他要離開一段時間”，然後任憑妻子怎麼問，他都不說。沒有送別，沒有楊柳依依，有的只是他拎著皮包，在汽車的轟鳴聲中漸漸離去的背影。一段時間，就是足足28年。走的時候身強體壯，回來的時候，鄧稼先什麼病都有了。
鄧稼先留給愛妻的，是一張他們去照相館拍的一張全家福，和他們愛情的結晶——一雙兒女。
全家福
他負責核武器的理論設計工作，因為當時科技人才的缺乏，他的助手都是一些剛剛畢業的年輕人，他既要設計核武器，又要抽出時間給這些年輕人上上課，培育下一代的人才，真正是夜以繼日，鞠躬盡瘁。
而這些對於鄧稼先的身體的傷害，和危險的核武器試驗來說，只能說是九牛一毛。
在一次核試驗失敗之後，不顧在場科研人員的勸阻，鄧稼先親自去了核試驗的中心地帶，帶著儀器和自己的雙手，不時翻翻看炸裂的碎片。他是核物理學家，他知道這次對他的傷害到底有多麼大，但是他選擇了前進。
出來後，鄧稼先故作輕鬆地笑了笑，對那些焦急的科研人員說：“沒事了”。他說的“沒事了”，是說根據他的實地觀察，確認了核材料沒洩露這個基本事實，造成的汙染不會對周邊的人民群眾產生影響。這邊的“沒事了”，他的身體卻“有事了”。核輻射讓這個中年人，漸染沉痾，僅僅七年之後，鄧稼先便去世了。夫人許鹿希在事後回憶說，當拿到治療報告的時候，她的眼淚馬上就下來了，輻射劑量大的簡直難以想象。
但是在那時候，他還是微笑著說:“沒事了”。
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成功，1966年第一顆氫彈研製成功。在鄧稼先去世十年之後，在1996年，我國的核試驗進行了第45次，也是最後一次核試驗，然後向世界宣佈：“自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暫停核試驗。”
那個在大漠裡研究了28年的老先生，那個親赴試驗場的中年人，那個年少成名的青年學者，很可惜的沒有能看見這一天。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這是他的情懷。
“不為名不為利”
鄧稼先和自己的好朋友楊振寧有一張合照。那是鄧稼先去世前最後一次和這位自己的好友拍的照片，那時候，鄧稼先的嘴角還依然有血跡，並且和比鄧稼先大兩歲的楊振寧比起來，鄧稼先看起來更老。
在鄧稼先病危的時候，楊振寧曾經過來看過他，為了轉移老友的痛苦，楊振寧問了鄧稼先一個問題“你研究兩彈，國家獎勵給你多少錢？”
“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這是鄧稼先給出來的答案。
楊振寧愣住了，一時語塞。後來才漸漸瞭解到，1985年國家頒發的獎金是10000元，但是以單位的名義而不是個人的名義。分到鄧稼先手上，只有二十塊。而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的獎金，是他這位好朋友一輩子都沒有見過的數字。
不由得想起了鄧稼先在自己六十歲的時候，說的那些英雄垂暮的話，他說自己是“強弩之末”，後來又自我解嘲說“強弩”也稱不上了。一語成讖，兩年後，他便去世了。
現在想來，仍然讓人不勝唏噓。
即使自己自稱是“強弩之末”，但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後階段，哪怕自己身體上的疼痛永遠也不會停歇，哪怕出現了醫生都束手無策的全身大面積溶血性出血，哪怕癌細胞在無時無刻蠶食著他，
他依然心裡關注著自己為之奮鬥了一生的祖國的核事業，20多萬字的《群論》和《建議》他在病床上一筆一劃地雕琢起來，作為自己送給黨和人民的最後的禮物。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他對在場的科研人員叮嚀的最後一句話是“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他對自己的愛妻兒女儘管有愧疚，但還是說：“
假如生命結束後可以再生，我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他的妻子許鹿希也在一直理解他，她說：“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識地前進的。沒有彷徨，沒有矛盾。”
曾經一無所有的國家，如今的輝煌，是無數先輩們的自我燃燒和無數家庭的支離破碎鑄就的。他們是魯迅說的中國的脊樑，無論什麼榮譽加在他們身上，我們都會覺得值得。
在這個看似和平實則暗流洶湧的年代，被各種消息包裹著的人們，在別有用心的聒噪下，甚至會笑鄧稼先傻。楊振寧在物理學界的地位可能比鄧稼先要高出很多，但是對於中國來說，鄧稼先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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