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3月10日，四川南充33歲的屈女士，留下絕筆後來到嘉陵江邊，將7歲的女兒綁在身上，跳江自殺。20日，遺體被打撈上岸，母女倆人緊緊綁在一起。屈女士前夫說，她患有抑鬱症，沒有工作，沒有收入，要還房貸、壓力太大……
時代的灰塵，落到每個個體身上，都是一座山。疫情之下，為數不少的人將一貧如洗，艱難度日，甚至面臨生活的窘迫乃至絕境。疫情之下，如何避免人道主義危機？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最新發表講話說，這是一場需要團結應對的人道危機，人類大家庭的壓力很大。社會結構正在被破壞，人們正在遭受痛苦、生病、感到恐懼。當前國家層面的應對措施將無法解決危機的全球規模和複雜性，這一刻需要世界主要經濟體採取協調、果斷和創新的政策行動。 同時必須認識到，最貧窮的國家和最脆弱的人口，包括婦女、兒童和難民，將受到最大的打擊。
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報告顯示，到今年年底全世界的工人可能損失多達3.4萬億美元的收入。
越來越多的人都將面對這三個字：太難了。怎麼辦？世界相關國家都紛紛採取了措施和行動，包括直接給人民發錢。
對，直接發錢！這是《現實主義者的烏托邦》（中信出版集團）著作者佈雷格曼在書中的明確觀點。這是一本有關如何構建一個理想世界的好書，水哥曾百看不厭。
佈雷格曼說，窮人沒有錢，這似乎是一個普遍的觀點，而且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常識。要知道，如果他們知道怎麼管理金錢，他們又怎麼會窮呢？“不帶任何條件的現金補助”應該是最好的做法。
支持佈雷格曼這一觀點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個就是曾在倫敦進行的一場實驗。實驗對象是13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他們常年待在街上，有些已經在歐洲金融中心倫敦城冰冷的人行道上睡了將近40年。這13個流浪漢每年在警務、訴訟以及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已經高達650000美元，甚至更多。很顯然，這樣的支出給當地政府和慈善機構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於是，人們想予以改變，開始實驗嘗試：流浪漢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並將他們視為貴賓一樣的禮遇和關照。直白地說，錢給到他們之後，想怎麼花費就怎麼花費——一切隨自己的意願，但必須回答一個問題：你認為自己需要什麼——當時有很多人擔憂認為此舉將助長流浪漢的慵懶和無賴，無助於改變流浪漢的現狀。
但意想不到的結果出來了：流浪漢們異常的樸素，並沒有像人們所擔心的那樣大手大腳的花費，一年後他們平均只花了很少的錢。流浪漢們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了改變，先是好好的打理自己一番，然後各自進行了自己的行動——他們上課、學習烹飪、接受康復治療、造訪家人...他們積極地規劃著自己的未來。一年半以後，這些流浪漢們都大變樣了，其中有9名臭名昭著的流浪漢最終從街上回到了家裡。
佈雷格曼說，這個計劃不僅幫助了13個人，還大幅度降低了開支，就連《經濟學人》也不得不說：“幫助無家可歸者最有效的辦法，可能就是把錢給他們。”
在佈雷格曼的《現實主義者的烏托邦》這本書裡，援引了經濟學家查爾斯肯尼的說法：“窮人受窮最大的原因在於他們手裡沒有足夠的錢，而解決此問題的一個偉大方法，就是給他們錢，對此我們不應感到特別驚訝。”
而在《只需把錢給窮人》一書中，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學者們提供了無數案例，證明不帶或者只帶少量的附加條件，直接發現金的做法確實有用。
當然，佈雷格曼在《現實主義者的烏托邦》一書中也舉了很多的案例，以此說明直接把現金髮給窮人的有效性。同時，佈雷格曼說，歷史上一些重要的思想家早就提出過類似“不帶任何條件的現金補助”的觀點。
比如，1516年，托馬斯莫爾在他的《烏托邦》一書中就夢想過這種情況。無數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同意這種觀點。其支持者跨越了所有領域，包括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創始人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等。而《世界人權宣言》中也承諾：這一天將會到來。
當然，也有為數不少的人對此表示悲觀：“一旦年收入有保證，人們會不願幹活，而且開始大量地生孩子。”反烏托邦的觀點持有者們認為，這種做法是無用的、危險的，也是墮落的。
對此，佈雷格曼的觀點是：從未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麼成熟，可以引入普遍而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政策。全球化正在侵蝕著中產階級的工資，擁有大學學歷和沒有大學學歷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以至於有必要對窮人扶一把。
最近幾十年，中產階級通過借貸的方式保持了購買力，自己卻在債務中越陷越深。我們現在知道，這種模式並不可行。“不工作的人將沒有飯吃”這句古老的話在疫情之下已變成殘酷現實。
昨日，水哥在一篇文章裡專門寫道：民眾才是經濟之活水，與其低息貸款，不如直接給民眾發放現金、消費券與退稅(現金形式)。畢竟，並不是誰都是可以低息貸款的，反而可能助推了民眾的負擔（為了取得資金，只能通過各種貸款服務機構來貸款，財務成本會變相的增多——貸款其實是造成新的風險）。只有直接發放消費者以現金形式的退稅和退社保公積金等，才能實際幫助到每一個個體和家庭度過非常時期，同時也有助於刺激國內的消費。
佈雷格曼說，終結貧窮，從給每個人直接發放現金開始；否則，貧窮就始終意味著不平等的詛咒，縈繞在我們所有人的周圍。
喬爾.查農在其專著《一個社會學家的十堂公開課》中這樣認為，不平等來源於勞動分工、社會衝突、社會分層和財產製度等。勞動分工在社會中創造了優勢地位並形成了等級制度，社會衝突帶來了成功者和失敗者，讓成功者能夠建立和保護他們在社會上贏得的位置。而不公平的財產製度則創造和鼓勵了不平等的特權，並讓那些攝取高位者通過勞動分工、社會分層和社會衝突來聚集財富並保護他們的定位，將積累的一切傳給他們的孩子，在他們所處的位置上獲取權力、特權和聲望。
同時，我只要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就會迎來平等，這是我們一直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20世紀發生的一切並未證明馬克思的這個觀點，相反，實際情況遠比想象的要複雜得多。而且令人驚詫的是，很多西方國家已經開始直接發錢了（具體請見第二條推文內容）。
如今，隨著全球疫情大流行以及世界金融和經濟秩序的動盪，有關貧窮和苦難的問題的形勢註定會更加的嚴峻。這既考驗著我們每一個人和家庭，也考驗著政府和社會。是時候“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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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三水
資深媒體人、財經作家與品牌策劃人
草根詩人、連續創業者
已出版發行多部財經著作
曾先後系統性地提出
現代新國企論、未來國企分化論
所著《大國企》、《誰人不識寧高寧》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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