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時，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sborne Wilson）就想明白了，他要研究螞蟻。
“命中註定”的螞蟻
威爾遜從小喜歡研究動物，小時候生活在海邊，被水母和魚迷得不行，早早立下了成為生物學家的志向。
但天意弄人。
他有聽力問題，聽不到高頻聲音，因此青蛙之類叫得歡的動物，他研究不了。
再有，7歲時的一次釣魚，他不小心刺瞎了右眼，僅靠一隻眼睛無法立體成像，因此像鳥這種運動敏捷的動物，他也無法觀察。
好在，上帝關了門，也會打開窗。
右眼失明後，威爾遜的左眼視力反而超過常人，能讓他觀察到很細小的事物。
聽不得叫聲，看不到運動，但超強的細節觀察能力，讓他的研究對象鎖定在了昆蟲。
但世間昆蟲也千千萬萬，該研究哪種呢？
1945年秋天，16歲的威爾遜開始嚴肅考慮起自己的未來。
“
必須選出一些能使我成為世界權威的昆蟲。”首先排除蝴蝶，因為它們太有名了，已經有許多出色的學者在研究它們。
蠅類看起來比較有希望，它們到處都是，而且種類繁多。
雖然家蠅以及糞蠅敗壞了雙翅目昆蟲名聲，威爾遜卻十分欣賞它們的利落身姿和悠閒態度。
說幹就幹，威爾遜著手準備工具：瓶子、標本盒，以及一種特製的昆蟲針。
天意再次弄人。
這種昆蟲針，當時主要由捷克斯洛伐克製造。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蘇聯陣營，他再也買不到這種針了。
於是，威爾遜將目光投向了螞蟻。
在過去的5000萬年裡，螞蟻一直是地表上佔壓倒性多數的昆蟲，分佈在幾乎每一寸陸地上。此刻，有至少1千萬億隻螞蟻生活在人類周圍。
就這樣，威爾遜在16歲時確定了自己一生的研究對象。
年輕的權威與螞蟻的復仇
自從打定了研究螞蟻的決心，威爾遜真是什麼都敢做。
25歲，他與未婚妻分別，隻身前往新幾內亞的熱帶雨林轉了一圈。為收集當地才有的特種螞蟻，他忍受著酷暑、瘧疾、水蛭、甚至還有不知名的殺人逃犯。
26歲，威爾遜從哈佛博士畢業，此間主要研究了螞蟻的分類問題。
愛德華·威爾遜在哈佛大學研究螞蟻 | 搜狐
“分類”絕不是簡單的給生物貼標籤。在當時，有權進行生物分類的人，往往是某一物種的權威人物。他們需要透徹瞭解文獻裡有關該物種一切，唯有如此，才能鑑定出選定的物種到底是哪種。
一位分類學家，可謂是這種生物的“大總管”兼“發言人”。
作為已經勝任螞蟻分類的人，威爾遜博士畢業沒多久，就得到了哈佛大學的終身教職。
但威爾遜的螞蟻研究，卻給哈佛帶來一場“小災難”。
20世紀60年代的一天早上，生物系一位研究員的移液槍不好使了，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隻螞蟻堵住了槍頭處的針管。
這天午餐時分，許多教職工發現，在三明治和漢堡上，有一些黃色的小螞蟻。
“災難”初露端倪。
當天下午，整個生物系室內的玻璃器皿、檔案袋、筆記本中，都出現了黃色螞蟻的身影。
蟻群，正在經由大樓中的牆縫與管道，向四面八方散播。
這種黃色螞蟻，叫“法老王蟻”，是一種源自東印度群島的害蟲，能損害建築，還會傳播細菌。
法老王蟻（又稱法老小家蟻） | 高瓊華 /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正如你想的那樣，法老王蟻就是從威爾遜的實驗室跑出去的。
這種螞蟻的生存和繁殖能力太強了，哈佛花了數年時間，才逐漸控制住了它們的規模。
這一場“災難”，被威爾遜戲稱為“螞蟻的復仇”。
怎樣湊齊十萬只螞蟻？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的觀察範圍逐漸超脫出五感的侷限，嶄新的世界在科學家面前展開。
生物學家們發現，大部分的動植物可以通過釋放化學信號，來進行溝通。這些化學信號統稱為信息素（Pheromone）。
自然而然，威爾遜想知道，螞蟻怎樣使用信息素交流。
螞蟻如何使用信息素交流呢？| Pixabay
首先，通過解剖，他發現螞蟻體內杜氏腺可能含有信息素。但是如何分析這些信息素的成分，卻是個大難題——每隻螞蟻體內的關鍵物質只有十億分之一克。
當時，最先進的分析手段，可以鑑定百萬分之一克的微量物質。換句話說，需要十萬只螞蟻才能湊足實驗所需的最低劑量。
哪兒去找這麼多的螞蟻？
此時，威爾遜的豐富經驗起到了作用。有一種火蟻，當河水暴漲淹到蟻窩時，工蟻就會結成一團緊密的球，浮在水面上，保護蟻后及幼蟻安全轉移。
於是，威爾遜開車來到盛產火蟻的南方鄉間。這裡簡直就是螞蟻們的“北上廣”，整片草地上到處都是半人高的蟻窩。
在水面抱成團的火蟻 | 鳳凰新聞
威爾遜的團隊成員把蟻窩剷起，放進水溝中，螞蟻就會都浮出了水面，抱成一團。大家趕緊用鏟子，把這些螞蟻球收集起來。
當然，火蟻也不是吃素的，被它刺到，皮膚會像被火灼燒的痛。只要有機會，蟻窩裡的每一隻螞蟻都想連續刺你十幾下。
在被火蟻叮咬的體無完膚之後，威爾遜終於收集夠了材料，順利成功完成了螞蟻信息素的研究。
生物學的岔路口
——進化生物學該走向何方？
通過螞蟻的收集、分類和信息素的研究，威爾遜早已實現了他在16歲發下的心願——成為生物學領域世界級的學者。
然而，當他自覺走上人生巔峰的時刻，他所處的進化生物學領域，遭到了一次巨大的衝擊。
衝擊來自一門嶄新的學科——分子生物學。
分子生物學，顧名思義，是指在分子層面對生物進行研究。這一學科的奠基人與領軍者是詹姆斯·沃森，諾貝爾獎得主，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
發現雙螺旋結構的詹姆斯·沃森(左)與弗朗西斯·克里克（右） | Wikimedia Commons
年少成名的沃森，心高氣傲，認為生物學必須轉換成由分子及細胞所主導的科學，而且生物學還必須改用物理及化學語言來重寫。
沃森甚至認為，從前所建立的生物學中充斥著一批批“才智平庸之人”。
分子生物學在短時間內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而大獲成功。幾乎在一夜之間，生物學界人人口中必說分子、蛋白質、DNA。
面對新興學科的強勢，以威爾遜為首的進化生物學家們，可不打算臣服在這一群“連紅眼蜻蛉和螻蛄”都分不出來的“試管操作員”的手下。
威爾遜等人的反擊點在於：如果放棄個體、種群以及生態，去談論生物學，無疑是一種“愚蠢”的方法。
兩派最僵的時候，在走廊裡碰頭沃森對威爾遜都不會打招呼。
此時的分子生物學家信心十足，深信未來屬於他們。他們的目的是：從分子到細胞再到生物個體，在微觀的層面解決關於生命的科學問題，自下往上進行一場生物學的革命。
那麼，威爾遜的進化生物學，能帶來什麼突破呢？
經過漫長的探索，威爾遜決定把生物學帶到社會層面。
別人落水了，你救不救？
幾十年來，在觀察了數十種螞蟻的生活後，威爾遜形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學說——社會生物學。
社會生物學，是威爾遜從進化的角度，來解釋生物社會行為的學說。
該學說的著名成就之一，是解釋了“利他行為”。
或者換一種說法：“別人落水了，你救不救？”
達爾文的進化論，核心是自然選擇，其對象是生物“個體”。理論上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應該是自利的，也就是“別人落水，你不能救，這樣你才能活下去”。
但顯然，這個說法是有違常識的。
為了解釋這種利他行為，學者威廉·漢密爾頓，提出了“親緣選擇”（Kin Selection）理論：利他行為的目的，是確保有近似基因的個體能存活下去。也就是說，自然選擇的對象是“基因” 。
當別人落水，救不救要看血緣關係：
自己孩子落水，拼了命也要救；
叔叔或侄子落水，可能水不太深才會去救；
陌生人落水，自己在岸邊喊救命。
親緣越近，利他性越強。
威爾遜不同意漢密爾頓的觀點。威爾遜認為：“親緣選擇”意味著我們要時刻“算計”著，看別人落入危險，先要查查他和自己的家譜，看看是不是血親？
為什麼我們願意為完全陌生的人幫忙，甚至付出生命——想想那些在前線戰鬥的士兵，或者在火場冒險的消防員，他們完全是在保護陌生人。
為了解釋這一現象，威爾遜通過研究螞蟻的社會行為，構建了數學模型，併為“利他行為”提出了另一種解釋——“群體選擇”（Group Selection）。
自然選擇的對象不是達爾文的“個體”，也不是漢密爾頓的“基因”，而是生物“群體”。
利他行為的發生，是為了確保自己所處的“群體”活下去。
也用實驗證據，支持這一模型：把一些分屬不同譜系的螞蟻，從小放在一個蟻巢裡養大。這些毫無親緣關係的螞蟻之間演化出互幫互助和奉獻精神。
也就是說，開啟螞蟻利他行為的，不是基因，而是群體的共同成長。
群體選擇理論雖然不是威爾遜首創，但他成功通過數學與實驗的方法，論證了其合理性。
當下，“親緣選擇”與“群體選擇”在學界仍沒有定論。但威爾遜的理論，無疑給回答這一問題找到了新的科學視角。
威爾遜進一步把相關理論擴展到了人類，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他解釋了人類的社會分工、親緣關係，階層，兩性分工、親子關係、部落主義、民族國家等等。
威爾遜、馬丁 · 諾瓦克還有科琳娜 · 塔妮塔在 2010 年 8 月的《自然》期刊上發表的《真社會性的演化》| harvard.edu
簡單來說，威爾遜重新解讀了“人性”。
當然，研究一旦觸及“人性”，往往會引起巨大的反彈：有人認為威爾遜的學說為種族主義提供了土壤，也有人反對僅僅從螞蟻、蜜蜂這樣的“低等動物”來推論人的行為。
曾有137位科學家聯名反對威爾遜的學說；在一次公開演講時，反對者甚至還潑了威爾遜一身冷水。
面對反對的聲音，威爾遜早做好了準備。作為一名科學家，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思考一些宏大的問題”，“（為人類建立）全面、正確的自我認知”。
回看威爾遜的研究生涯，他認真研究了螞蟻的一切，在此基礎上，他還想窺探一些生命的奧秘。
無論正確與否，威爾遜已經為我們重新認識人類自身，提供了一種可能。
暮年
幾年前，威爾遜在自家花園接受採訪。
記者還沒來得及說話，耄耋之年的威爾遜，附下身，撿了一隻螞蟻，並喃喃自語：
“我得先找個小瓶子把它裝起來，研究一下。”
就像16歲時那樣。
演化生物學家愛德華 · 威爾遜 | Bob Sacha / onearth.org
作者名片
排版：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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