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中國成長的美國男孩，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無數小事組成了他關於中國的美好回憶，無數大事影響了他看待中美關係、國際政治外交的觀念。他豐富的人生可劃分為數十個節點。他也曾與現在因為疫情無法流動的我們擁有相似的體驗。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日子裡，整個校園陷於恐慌與謠言，他選擇留下來靜觀其變，維持著校園這片小小的自由綠洲。
在日本軍隊的監視下司徒雷登與友人輪流轉移到各處被軟禁，吃著淡而無味的食物、打探外界的消息、在擁擠的院子裡運動、晚上玩字謎遊戲。在他們被釋放後，《時代》週刊報道了他們那段生活，用了這樣一個標題：《字謎的一千五百個夜晚》。這段因為戰爭而被囚禁的日子，乏味、絕望又閒適，如同因為疫情被困在家中的你我的生活。
當司徒雷登與同伴討論獲得自由之後的第一件事的時候，他說自己一定要洗個熱水澡，開著車到處隨心所欲地閒逛。當呼吸著八月北京的空氣，路過荷花池還有其他熟悉的景色時，被解禁的他心中產生一股孩子般的幸福感。
孤島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在北京附近製造事端藉口發動了事變，這件事就成了讓中國人切齒仇恨的“七七事變”。他們在7月28日佔領了北京城。那天清晨，我被日本人扔下的炸彈的隆隆聲驚醒，他們在轟炸我們校園不遠處的中國軍營。這是我第一次經歷空襲的威力，嚇得心驚膽戰。整個學校都陷於一片恐慌中，謠言紛飛。
對我來說第一個問題就是是否跟著其他學校一起匆匆忙忙撤離到其他沒有被日本人佔領的地方，或是留下來靜觀其變。沒有人能夠預見到日本人到底要幹什麼。我問了各種朋友，大家雖然對問題看得很清楚，但都拿不定主意。我最後決定留下來。
日本人是不允許進入校園的，除非有特別安排。一旦進入校園，全程都要有人陪同，一般都是我的秘書，有時候也有別人。我很快發現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秘訣，那就是軟硬兼施。
在這所屬於美國人的校園裡，學生們是受到保護的，但是他們也知道不應該利用這一點來進行反日活動。日本人不斷地監視著校園裡的地下反日活動，也派了一群秘密警察和間諜，抓了很多人，關起來施以酷刑。我們的學生也是重點懷疑對象。學生們經常在週末坐校車到城裡，日本人就在這個時候把他們揪下來抓走。我那個足智多謀的秘書這時顯示了突出的本領，每次都能不費太大周折及時把學生解救回來。
日軍佔領北京後不久，一個又一個日本人提出應該聘請一個日本人來我校任教，所有的費用由日本政府承擔。有時候這個提議是打著促進文化交流的旗號，有時候裡面也隱含著一些威脅的意味。他們當時仗著日本在亞洲的地位，這對我來說是個大麻煩。但是我已經拿定了主意，就算是學校關門，我也不能犧牲燕京的獨立性。
四年多來，我們抵抗著日本的侵略，維持著這片小小的自由綠洲，也鞏固了學校的辦學宗旨，我們一直努力展現出我們對這種控制人類精神行為的反對。這一點不僅表現在處理一些群情激奮的緊急事情上，也影響了學校的整體發展。通常我們的學生來自全國的各個省份，也有一些來自海外，但是在這四年中，我們的生源只限於北京和天津地區。但是很多學生渴望逃避日本的文化控制而來到燕京。我們只好把他們安排在學生宿舍，學校的衛生狀況和各種條件都受到了影響。但是總的來說，這四年我們的生活雖然經歷了艱難困苦，但是還是保持了振奮的精神。
囹圄重生
珍珠港事件發生的幾個星期之前，我們很焦急地等待一些事情打破幻覺中的平靜。沒有人能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華北的天氣秋高氣爽，但是寧靜的校園上空彷彿籠罩著不祥的氣氛。天津校友會曾經邀請我去那裡參觀，但是因為害怕有事發生，我一再推遲了行程。最後我還是決定在12月7日這個週末做個短暫的訪問，路上我還一直擔心千萬不要發生什麼事。但是週一早上我打算回來的時候，發現日本人迅速控制了局勢。我很快被他們發現，由兩名軍警帶回北京。他們倒是還算禮貌，但是顯然嚴格遵守著規定，不能讓我離開他們的視線。
在回去的火車上，我不安地猜測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也許一回去就會被槍決，或是遇到更悲慘的遭遇。
那裡很多老朋友在歡迎我，又讓我長舒了一口氣。這裡大約有50個英國人和美國人，由一道牆分開，中間有扇門相通。這些人幹什麼的都有，到處亂哄哄的。我立即認出了霍頓（Henry S. Houghton）博士，施耐普（Snapper）博士和鮑文（Trevor Bowen）先生，他們都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陪伴我走過了這段漫長的囹圄生活。當時我本能地未卜先知，挑選了靠近他們的床位。
顯然我們都是日本人的眼中釘。當然一開始在這裡的生活總是不太舒服的，連床鋪等一些基本生活必需品都不夠用。我們和海軍陸戰隊隊員一起吃飯，開始還以為至少在這方面我算是幸運的了。但是後來日本人來負責我們的生活了，食物變得越來越差，量少質次。我第一次體會到當面對生活中真正的貧困時，成年的美國人是如何不顧自己的形象禮儀的。
我們這些囚徒中，到處散佈著關於戰爭的謠言。但是起先我不願意相信這些壞消息，比如珍珠港事件啦，馬來西亞海岸兩艘英國戰艦被擊沉啦，還有後來短時間內連續發生的一系列令人震驚的災難。後來我漸漸意識到日本在珍珠港卑鄙襲擊我們海軍的真相時，我內心反而有點不合常理的慶幸。
一個月過去了，這段時間的囚禁生活還算舒服。之後我們也得開始做分配給各自的工作了。於是有些內部矛盾便產生了。壞消息一個接一個。但是聖誕節也有一些人來看我們，大家歡歡喜喜地過節也不錯。前四個星期很快就過去了。突然有一天被告知除了我和前面提到的三個人外，其他人都可以離開了，我們看著他們聆聽著一位穿戴整潔的軍官宣讀告別詞，我們都鬱悶而不解，為什麼我們要被留下來呢？我們又將面對怎樣的命運呢？
那天晚些時候，我們被轉移到了霍頓大夫的官邸，他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院長。他們家是原來清朝時候的王府，景緻優美，還裝備了現代化的設施，配備了一班訓練有素的僕人。之後的四個月我們就住在這個雕樑畫棟金碧輝煌的籠子裡。我們每個人都有獨自的房間和洗澡間，享受中央供暖，吃著日常的菜餚。庭院很寬敞，我們偶爾還能通過大門上的孔看到原來的老朋友。霍頓大夫過生日的時候，他們甚至還允許有人過來祝壽。坐牢坐成這樣，也算是夠奢侈的了。另外要說的是，雖然壞消息接踵而來，但是我們還是抱著希望，覺得局勢一定會朝好的方面發展，我們很快就會被遣送回國。
突然看守我們的警衛通知我們說，我們又要換地方了。經過一番理論，日本人同意我們去不遠處的新地方查看了一下。那裡其實是一個英國醫生府邸的荒涼後院，但是我們可以把霍頓大夫的傢俱帶過去。前院和唯一的衛生間被七個警衛佔著，後面有一個邊長為20英尺的正方形院子，院子的水泥都碎裂了，我們就住在院子後面的小辦公室裡面。接下來的三年零八個月，我們的人生就是在這裡度過的。
我們的食物一直和警衛吃的一樣。這對於那些已經習慣了西式飲食的人來說，實在是淡而無味，霍頓醫生簡直活不下去了。如果天氣允許，鮑文和我會在擁擠的院子裡打羽毛球，有時候也做點別的運動。霍頓甚至連這種程度的鍛鍊都不願意，但是每天會花一個小時的時間一絲不苟地把自己的房間整理得井井有條。對我來說這比任何事情都乏味。霍頓和我晚上玩字謎遊戲，施耐普夫婦只要在的話也會加入我們。我們被釋放之後，《時代》週刊報道了我們的這段生活，用了這樣一個標題： 《字謎的一千五百個夜晚》。
我們被抓之後沒多久，我就獲准可以去燕京大學拿一些生活必需品，但是得由警衛陪同。我走進自己的辦公室，發現這裡已經成為駐燕大日軍的總部，裡面全是日本人。我儘量自然地走進去，按照標題找到了我和董事會的通信記錄檔案，我把它遞給了我們的教職工高厚德博士保管。他拿到以後第一時間把記錄燒掉了。但是似乎沒有一個日本人注意到這些。如果他們知道通信內容的話，可能當時就把我斃了。
我們最喜歡的就是書了，在其他外國人都被關進集中營以後，瑞士朋友仍盡力滿城尋找我們需要的書。出於一些難以理解的理由，日本憲兵要求他們的翻譯弄到每本書的摘要。翻譯官自己的英文也不怎麼好，所以常常得找我們幫他寫好了交上去。一般幾個星期之後，這些書就會到我們手裡了。為什麼憲兵那麼關心我們看的書也是我們這段神秘的囚禁生活中另一個不解之謎。總體來說，我們遇到的艱難就是孤獨、單調和每天腦海中縈繞的擔驚受怕。但是和那些遭遇嚴刑的人來說，我們已經極其幸運了。冬天裡我們常常和寒冷做伴，一日三餐都是在冰冷的過道里吃的，一頓飯的工夫杯子裡的水都結成冰了。夏天裡這個擁擠的宿舍又極其炎熱。冬天我們穿著中式的棉袍，大冷天裡把能穿的都穿上。夏天卻幾乎赤裸著身體在酷暑裡煎熬。反正有一件事我們是很清楚的，這裡不會有人來拜訪，囚徒生活就這樣一天一天平淡地度過了。
我們囚禁生活裡主要的興趣就是收集關於戰爭的消息。我們可以訂閱當地的英文日報，這家內容極其貧乏的報紙，充分反映了日本的軍事控制力。我們已經漸漸成了解讀日本人假新聞的高手。
我們獲知了一個接一個的大事情。首先是廣島被威力超群的爆炸所摧毀，然後是蘇軍進入了東北地區，後來就是天皇在8月9日、10日、11日的廣播裡宣佈正式投降。8月17日下午我們突然被傳喚到憲兵總部，放儀式就這樣結束了。
這三年八個月零十天的奇特拘禁生涯，對我們來說是那樣的漫長，而現在真的結束了。我覺得我們現在明白了關押我們的一個理由。雖然日本認為自己不會投降，但是萬一失敗了可以把我當成調停人和蔣介石去談判。
重獲自由，老友重逢，這段日子真是令我特別興奮。
（節選自《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
《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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