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略薩的新聞是前幾天的事，因為某些“不恰當”發言，國內下架了他所有中文譯本。並沒想追這一熱點事件，但看到略薩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發言，卻很願意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他講述了他的生活與成長，他的寫作之路受到的影響，他對文學的熱愛與迷戀；分享了他怎麼從馬克思主義者逐漸轉變為一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獨立作家；他談論了文學受到的不公，更有文學對當下政治和歷史進程造成的影響等等。使我們瞭解這位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的作家，像一名鬥士，拿起筆來反抗的一切。
尤其要提到文中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並指出這種意識孕育著種族偏見。恰巧最近非常關注國外疫情，有國外的中國藝術家跟我聊到相關“歧視”問題，因為疫情，個別國家對華人的“敵意”在少數城市少數地區有升溫趨勢。這很值得警惕。任何歧視都是要堅決反對的，無論是什麼什麼主義也好，還是什麼什麼原因也好。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1936-），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的作家及詩人。略薩創作過小說、劇本、散文隨筆、詩、文學評論、政論雜文，也曾導演過舞臺劇、電影和主持廣播電視節目還從事過政治工作。詭譎瑰奇的小說技法與豐富多樣而深刻的內容為他帶來“結構寫實主義大師”的稱號。曾獲得過1994年塞萬提斯獎、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等殊榮，代表作品有《綠房子》、《酒吧長談》、《世界末日之戰》等等。
文｜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譯｜楊玲
閱讀頌 虛構頌——
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感言
家人和大師們教會我的那些事
我五歲學會閱讀。那是在玻利維亞科恰班巴的薩耶學校、胡斯蒂尼亞諾修士的課堂上。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今，近七十年時光不再，可我還清楚記得那個魔法如何豐富了我的生活：將書中的文字轉化為形象。
打破時空屏障，讓我同尼莫船長（《海底兩萬裡》人物）一起遨遊海底兩萬裡，同達達尼昂、阿託斯、波爾多斯以及阿來米斯（《三個火槍手》人物）並肩作戰，粉碎詭計多端的紅衣主教黎塞留旨在推翻王后的陰謀，讓我化身冉阿讓扛著馬呂斯（《悲慘世界》人物）那奄奄一息的軀體在巴黎的內臟中跼蹐前行。
閱讀把夢想變成生活，又將生活變成夢想，讓孩童如我亦能觸及文學的廣袤天地。我母親曾經對我說，我最初的習作其實就是我所讀故事的延續，因為我總是為故事的終結而傷心，或是想要改變故事的結局。或許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儘管我自己全然不知，那就是：從成長到成熟，再到終老，我都在延續著那些令我的童年充滿冒險和激動的故事。
我真希望母親此刻也在這裡，她讀到阿瑪多·內爾沃和巴勃羅·聶魯達的詩歌時總是動情至流淚。我也希望佩德羅姥爺在這裡，他長著一個大鼻子，頭頂禿得錚亮。他總是對我的詩句讚賞有加。還有盧喬舅舅，他鼓勵我全身心投入到寫作之中，儘管彼時彼地從事文學創作甚至都無法填飽肚子。
一生中，我身邊滿是像他們一樣的人，愛護我，鼓勵我，在我彷徨的時候，將他們的信念傳遞給我。正是由於他們，當然，也憑著我的執著和一點點運氣，我得以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這項集激情、嗜好和奇蹟於一身的事業中來。這事業就是寫作。
寫作讓我們開啟另一段平行的人生，讓我們得以逃避生活的不如意；寫作是化習常為神奇，又化神奇為習常；它驅散混沌，點石成金，使瞬間永存，視死亡如過眼雲煙。
寫故事並不容易。故事變成文字的那一刻，一切的計劃都枯萎在紙上，思想和形象也都失去了活力。怎樣才能重新將它們激活呢？我們很幸運，大師們就在那裡，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遵從他們的榜樣。
福樓拜告訴我，天賦即持之以恆和鐵的紀律。福克納告訴我，形式，即文字和結構，可以加強也可以弱化主題。
馬託雷爾、塞萬提斯、狄更斯、巴爾扎克、康拉德、托馬斯·曼告訴我，在小說中，視野和雄心同文體技巧和敘述策略一樣重要。
薩特告訴我，話語即行動，一部介入當下、尋求更好選擇的小說、戲劇或散文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
加繆和奧威爾告訴我，缺乏道德的文學是不人道的。馬爾羅告訴我，英雄主義與史詩，適用於阿爾戈英雄、《奧德賽》和《伊利亞特》的時代，同樣也適用於當今時代。
倘使列舉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們的影子一定會將在場的所有人都籠罩在黯然之中。因為有惠於我的作家實在太多了，可以說是數不勝數。他們向我揭示講故事的秘訣，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奧秘，讓我敬仰人的豐功偉績，也讓我驚恐於人的野蠻惡行。
這些作家是我最誠摯的良師益友，他們激發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們的書中發現，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希望始終存在；即便只為能閱讀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馳騁，此生不枉也。
虛構讓我們意識到自由的重要性
我有時也捫心自問，在我們那樣的國度裡，寫作是不是一種唯我獨尊的奢侈。畢竟那裡讀者稀缺，窮人和文盲充斥，不公正所在皆是，文化則是少數人的特權。但這種遲疑從未令我的熱情窒息，相反，我一直筆耕不輟，即便是在為溫飽而奔波幾乎佔據全部時間的那些歲月裡亦是如此。
我相信我做對了，因為如果文學之花只能綻放在高度文化發達且自由、昌盛、公正的社會里，那麼它斷不會出現。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文學的存在，由於它所形成的良知，由於它帶給人們的希望和憧憬，也由於我們在進行一次美麗的幻想之旅後回到現實時的失落，正是由於這一切，比起過去的時代，比起當初那些講故事的先輩們試圖通過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時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殘忍。
如果沒有我們讀過的那些佳作，我們一定會大不如現在；我們會多一些妥協，少一些躁動和倔強，甚至喪失批判精神，而後者才是進步的動力。一如寫作，閱讀也是對生活之匱乏的一種抗議。在虛構中尋找彌補闕如的人一定會說，其實何須言之，何須意識到這一點此等生活對我們來說是不夠的，遠不足以滿足我們對終極理想，人類生存之根本的渴望，生活本該更加美好才對。
我們之所以創造了虛構，正是為了在某種意義上體會到我們渴望擁有的那許多別樣的生活，因為往往我們甚至連其中之一種也無法完整擁有。
如果沒有虛構，我們將很難意識到能夠讓生活得以維持的自由的重要性；我們也很難意識到，生活被暴君、被意識形態、被宗教踐踏而變成了地獄。如果有誰不相信文學除了能夠讓我們置身美麗和幸福的夢想，還能警告我們反抗一切形式的壓迫，那麼就請他問問自己，為何所有企圖從襁褓到墳墓完全控制住公民的政權都如此懼怕文學，為何他們都要採取監督和壓制的手段？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知道任由想象在書中自由馳騁的危險，因為他們知道，一旦讀者將使虛構成為可能的自由、在虛構中實踐著的自由，與現實世界中潛在的矇昧與懼怕作一比較，虛構就會激發人的反叛情緒。不管其本意如何，也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作家在編織故事的同時也宣揚了不滿。
他們告訴大家世界是糟糕的，幻想中的生活遠比日常的生活更為多姿多彩。倘若這種思想紮根於民眾的意識，民眾就會變得難以操縱，難以讓他們再相信生活在棍棒、檢察官和獄卒中間更安全，更舒適的謊言。
好的文學為人與人之間搭建橋樑。它讓我們享受，讓我們痛苦，也讓我們驚詫；它跨越語言、信仰、風俗、習慣和偏見的障礙，將我們緊緊相連。
當白鯨將亞哈船長葬身大海時，無論是東京、利馬還是廷巴克圖的讀者無不會為之動容，當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寧娜撲向呼嘯的火車，於連·索萊爾走上斷頭臺，《南方》中城市通胡安·達爾曼（博爾赫斯短篇小說《南方》中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間小酒館去坦然面對挑釁者手中的匕首，當發覺住在佩德羅·巴拉莫（胡安·魯爾福小說《佩德羅·巴拉莫》）的故鄉科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時候，每個讀者都會感到同樣的戰慄，無論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還是安拉，或是個不可知論者，無論他穿的是麻衫、西裝、長袍、和服還是燈籠褲。
文學在不同的種族之間建立手足之情，消除無知、意識形態、宗教、語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間豎起的分界。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恐懼，我們這個時代的恐懼則來自那些狂熱分子，那些製造自殺性襲擊的恐怖主義者。他們抱著陳腐的觀點，認為殺戮可以換來天堂，無辜人的鮮血可以洗清集體的恥辱，可以匡扶正義，將真理強加到錯誤的信仰之上。
那種美好的生活，我們唯有通過想象、描寫和閱讀，才能過上一遭。我們必須直面那些狂熱的殺人犯，必須捍衛我們夢想的權利，捍衛將我們的夢想變為現實的權利。
正如許多同代作家，我年輕時曾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曾相信社會主義是消除剝削和社會不公的途徑，當時這二者在我們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愈演愈烈。
我對中央集權和集體主義的失望以及轉向民主和自由的過程是漫長的，艱難的。民主和自由是我現在所努力追求的，我的轉變最終得以完成是由於一系列事件。更多虧了像雷蒙·阿隆（法國思想家，1905—1983）、讓·弗朗斯瓦·勒韋爾（法國學者，1924—）、以賽亞·柏林、卡爾·波普爾（奧地利學者，1902—1986）等思想家，是他們讓我重新評價民主文化和開放社會。
我憎惡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
我居住在西班牙土地上的那些歲月裡，七十年代初在可愛的巴塞羅那度過的五年時光可謂歷歷在目。那時，佛朗哥獨裁政權尚存，槍殺還在繼續，但已是強弩之末，尤其是對文化領域的控制已經難以為繼。書報審查制度已經無法填堵不斷出現的裂縫和空隙，西班牙社會開始吸收新的觀點、書籍、思潮、藝術價值和形式，而這些在之前都會因其顛覆性而遭到禁止的。
開放之初，沒有一個城市像巴塞羅那那樣緊緊把握機會，對一切思想和創作都滿懷激情。那裡變成了西班牙的文化首都，變成了一個可以率先呼吸到未來自由氣息的地方。在一定意義上，那裡也是拉丁美洲的文化首都。大批來自拉美各國的畫家、作家、出版人、藝術家都聚居在那裡，或者進進出出。
誰要是想成為我們那個時代的詩人、小說家、畫家、作曲家，就應該待在那裡。對我來說，那些歲月是難以忘懷的，是同志之情、友情、共同謀劃事業、智識成果大豐收的時代。和以前的巴黎一樣，那時的巴塞羅那也是一座巴別塔，是世界主義的、包羅萬象的大都市。
在那裡，生活和工作是激動人心的；在那裡，內戰以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作家首次相聚在一起，結成兄弟，並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共同傳統的主人，在一個共同的事業和信念中結成聯盟，那就是：獨裁即將滅亡；在一個民主的西班牙，文化將成為主角。
雖然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但西班牙從專制到民主的轉變卻是現代歷史中最為輝煌的篇章。它驗證了這樣一個奇蹟：理智與理性佔據上風，敵對的政治力量為了顧全大局而停歇紛爭，發生了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中才會出現的奇蹟。西班牙由極權到自由，由落後到繁榮，從一個充斥著兩極分化和不平等的第三世界國家擢升為一個由中產階級主導的中等國家，並在短時間內融入了歐洲，採用了民主文化。
這一切都令整個世界讚賞，加速了西班牙的現代化進程。能夠近距離的感受這一切，甚至置身其中，這對於我來說是一種激動人心並且深受其益的經歷。但願那些民族主義者不要破壞這段幸福的歷史，畢竟民族主義是現代世界，也是西班牙難以治癒的創傷。
我憎惡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狹隘的、短視的、排他的意識形態。或曰宗教，它縮小了心智視野，孕育著種族偏見，將偶然的出生地環境轉化為至高無上的價值、道德乃至本體論的特權。民族主義和宗教一起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惡劣的大屠殺，如兩次世界大戰，當前血腥的中東戰爭等等。正是拜民族主義所賜，拉丁美洲變成了又一個巴爾幹，被愚蠢的鬥爭和傾軋弄得腥風血雨、烏煙瘴氣，將巨大的資源浪費於購買武器，而不是建造學校、圖書館和醫院。
祖國並不只是國旗和國歌，並不只是對那些標誌性英雄的絕對頌揚，而是一小塊土地、一小群人，他們活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將我們的記憶塗上悲傷的色彩；她還是一種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告訴我們，無論我們身在何方，永遠都有那麼一個我們可以迴歸的家。
文學是一種抗議和反叛的方式
於是，文學不再只是一個遊戲了。它變成了一種抵禦不幸的方式，一種抗議的方式，一種反叛的方式，一種逃避不堪忍受之重負的方式；它變成了我活著的理由。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每當我覺得消沉或者壓抑，每當我徘徊在絕望的邊緣，我便會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來。它猶如一盞明燈，指引人走出地道；又像是一塊救生板，將落海的人帶回岸邊。
文學是對生活的一種虛假的再現，卻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生活，在這座我們出生、穿越、死亡的迷宮之中引領我們。當我們在真實的生活中遭受不幸和挫折時，文學是我們的撫慰。
文明會逐漸讓我們更富有人性，會帶領我發現獨立個體的存在，讓個體慢慢脫離部落；文明會將我們引向科學，藝術，法律，自由；文明會帶領我們探索自然的奧秘，人體的奧秘，太空的奧秘，讓我們在星空中旅行。那一個故事、寓言、神話、傳奇像一首首嶄新的樂曲迴盪在聽眾的耳際，而這些聽眾正處在一個充滿未知、危機四伏的神秘世界。
對於驚慌失措的他們來說，那一個個故事就彷彿一次次清涼的沐浴，讓他們那時刻擔心誰存誰亡的靈魂在那樣一個僅僅意味著吃飯、藏身、殺戮、通姦的生存環境中得以小憩片刻。他們受到講故事人的感召，學會了集體夢想，並一起分享夢想。
自此，他們不再被束縛於水車般週而復始的求生法則，擺脫了粗笨勞作的漩渦，他們的生活變成了夢想，變成了愉悅和幻想，變成了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計劃：打破桎梏，改變，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為平息幻想生活給內心帶來的期望和野心而奮鬥，為平息那顆渴望弄明白周遭神秘的一切的好奇之心而奮鬥。
文字的產生，使這個從未間斷的奮鬥過程變得更加多姿多彩。故事可以聽，還可以讀，文學賦予了故事永恆的生命。正因如此，我們應當不斷地向後代重複這一點，直到說服他們為止，那便是：虛構絕不只是一種消遣，也不只是一種讓感覺變得敏銳、喚醒批判精神的心智操練。
虛構是讓文明得以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是人性之精神得以常新、得以長久地留存於我們內心的必要條件；虛構也是讓我們不至退回到無法溝通的野蠻狀態的必要條件，是讓生活不至簡化到專業人士的實用主義的必要條件，那些專業人士能夠深刻地看清事物，卻看不到其周邊環境及其前因後果；虛構還是讓我們不至淪為我們自己發明出來的機器的傭人和奴隸的必要條件。
因為，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將是一個沒有願望、沒有理想、沒有膽量挑戰權威的世界，將是一個機器人的世界，因為人被剝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走出自我的能力，用夢想的黏土將自己塑造為另一個人甚至是另一些人的能力。
從巖洞到摩天大樓，從棍棒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從原始部落每日週而復始的生活到全球化時代，文學的虛構使人類的經驗變得豐富多彩，使我們不至於沉迷、昏睡於封閉和無奈的世界。
由於有了文學，我們得以將虛構生活融入現實生活，我們得以成為真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各種偉大冒險和偉大激情的主角。沒有什麼比這種虛構的生活更能播撒躁動的種子，沒有什麼比這種虛構的生活更能激發想象和憧憬。通過我們，通過我們這些被憧憬所感染、所改變的讀者，通過對平庸的現實永遠保持質疑的虛構作品，文學的“謊言”變成現實。
這就像一個幻術，我們幻想擁有自己闕如的東西，我們幻想成為我們所不是的他者，我們幻想到達那個不可能的存在，在那裡，就像異教的神祇一樣，我們感覺自己既是肉身凡胎，又是永生不滅的。
文學將不屈和叛逆注入我們的靈魂，它們成就了那些旨在減少人間暴力的豐功偉績。減少暴力，並不是消除暴力，因為我們的故事註定沒有終結，這也是我們的幸運。因此，我們要繼續夢想、閱讀和寫作，這是我們所能找到的撫慰短暫人生、擊潰時間侵蝕、變不可能為可能的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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