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東西方將目光不約而同地盯向了海洋。永樂三年( 1405 年)，鄭和受命率船隊自江蘇劉家港出發, 首次下西洋。15世紀下半葉，迪亞士、達·迦馬、哥倫布、麥哲倫等人開啟了西方的“地理大發現”時代。
兩者分別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那麼，東西方的遠洋航海有什麼聯繫嗎？
上圖_ 鄭和下西洋線路圖
上圖_ 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 即建文帝
- 政治的動因
鄭和下西洋和地理大發現背後有政治的積極推動。明成祖朱棣“篡逆”之後，國家安定，“百姓充實，府藏衍溢”。另外，他還“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在這種背景下，朱棣在鄭和之前，先後派人出使古裡、滿剌加、爪哇和蘇門答臘等國。他強調：“際天所覆, 極地所載, 莫不歸於德化之中。”
此外，追求“無名寶物”和加強對外貿易在無形中堅定了朱棣進行遠洋探險的決心。在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下，促成了鄭和七下西洋。
上圖_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出生於克羅地亞考爾楚拉島
15世紀，歐洲國家資產階級開始萌芽，經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隨著經濟的進步，西方渴求更多的貨幣投入生產，以便進行商品增殖。十字軍東征和《馬可波羅遊記》使商人和新興資產階段對東方的富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歐洲通往東方的陸路交通被阻斷。歐洲在國際上迫切需要開闢通往東方的海上航線，在國內，國家要靠資產階段投入鉅額的金錢，從中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資產階級需要國家維護和拓展其商業版圖，達到迅速積累財富的目的。雙方覬覦新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在國內外需求的推動下，西方航海家拉開了地理大發現的序幕。
上圖_ 古代天圓地方之說
- 地圓說的交集
在世界歷史上，地圓說後來居上，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古代的宣夜說主張：“日月眾星，自然浮生於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簡單而言就是天體在氣體中漂浮，這一學說與現代天文學有很多相似之處。
渾天說確定了黃道、赤道、南極和北極的位置，還提出：“天如雞子, 地如雞中黃。”元代趙友欽進一步完善了地圓說:“地在天內, 天如雞子, 地如內黃矣。然天體極圓, 乃取以為譬者, 非取其形之肖, 特以比天包地外而已。”
上圖_ 渾天說示意圖
唐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天文學家瞿曇悉達奉敕翻譯印度曆法《九執歷》，其中有“推阿修量法”，阿修量是指太陽在月面所投下地球陰影的半徑，由此表明地球是一個球形。此外，元代天文學家紮馬魯丁向元世祖忽必烈進獻了七件西域天文儀器，其中就有地球儀。這些天文成就使地圓說初具雛形，對鄭和下西洋提供了定位測向的理論依據。
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學者畢達哥拉斯就提出地圓說。兩個世紀後，亞里士多德闡述了“地球”的概念。中世紀後，地圓說受到了宗教的阻撓和挑戰。文藝復興時，隨著自然科學的普及，地圓說被社會廣泛接受。歐洲航海家開展的地理大發現，實際上就是為地圓說提供有利的現實證據。
上圖_ 古代的天文圖
- 航海技術的傳承
事實上，航海技術的成熟是遠洋航行的關鍵。鄭和下西洋將靜態定位和動態導航相結合，開創了15世紀最先進的航海技術。靜態定位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對景定位。以海岸、島嶼為單一參照物，求得船隻的相對位置。據
“船見大小七山,打水六七託、用坤申及及丁未針,三更,船取灘山。”另外，鄭和船隊“船平檀頭山,東邊有江片礁,西方見大佛山,平東西崎。”通過三向交叉定位，確定船隊的精確位定置。鄭和採用了這種方法確定了孝順洋到黃山的航線。另一部分通過牽星板進行專業的天文定位。牽星板“一副十二片, 烏木為之,逢小漸大,大者長七寸餘,標為指、二指以至十二指, 俱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塊,長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三角等定,顛倒相向,蓋周髀算尺也。”通過測定星高，“觀日月升墜, 以辨東西;星斗高低, 度量遠近”，進而確定地理位置。
上圖_ 克里斯托弗·哥倫布（1452年9月22日—1506年5月20日），意大利探險家、殖民者、航海家
動態導航由測深辨位和針路系統為主。前者是用測深線以及測深錘底部附著的泥沙，推測航道水深，判斷航行的轉向點。而針路系統根據羅盤的磁力判斷航向，以更數標記航程，綜合考慮航區中的風速、海水流速等因素，修正實際航跡與計劃航程之間的誤差，最終“更數起止,計、算無差,必達其所。”
哥倫布沿襲了鄭和的航海技術。他將鄭和的對景定位法和三向交叉定位法應用於航行。在天文方面，哥倫布將笨重的星盤改進為象限儀，不過在定位精度比鄭和的牽星板略遜一籌。哥倫布的創新在於他在第二次航行時發現了地磁偏差，將其用於船隻的慣性導航，同時，他利用日食和月食在不同時區的時間差，測算船隻的經度。哥倫布的航海知識和經驗，助推了地理大發現向縱深發展。
上圖_ 鄭和航海圖
- 東西文明週期的互逆性
日本學者村山節和淺井降在《東西方文明深思路》一書，揭示了東西方文明存在著互逆性的普遍規律。按照這一規律，從歷史發展角度看，以公元前3600年為起點，歐亞大陸每1600年經歷了一次文明更替，東西方明此消彼長，循環往復，呈雙螺旋狀DNA式結構。
西方文明主要有原始埃及文明(公元前3600年－前2800年)、埃及與愛琴文明(前2000－前1200年)、希臘文明－羅馬帝國文明(前400－後400年)、歐洲文明(1200－2000年)等。
與之對應，東方文明有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前2800－前2000年)、古代亞洲文明(前1200 -前400年)、5-13世紀亞洲遠東文明和現代亞洲文明( 2000 -2800 年)。
兩者交錯發展，形成完整的歐亞歷史。
上圖_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插畫
鄭和下西洋和地理大發現正處於遠東文明沒落和歐洲文明崛起的節點。鄭和曾預言：“欲國家富強, 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 說明他對海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有著清醒的認識。地理大發現極大地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經貿的交流，催生了殖民主義和自由貿易主義的出現，奠定了歐洲快速繁榮的基礎。
鄭和下西洋後，明清政府忽視了遠洋航海的重要性，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措施，將世界拒之門外。而地理大發現引發工業革命和帝國主義等連鎖反應。四百多年爆發的鴉片戰爭，崇尚海權的西方戰勝了陸權至上的東方，文明重回西方主導的新時代。
【1】 夏勁、陳茜 《中西方兩種科學文化背景下的鄭和下西洋和地理大發現之比較》
【2】 黃增強 《鄭和下西洋與地理大發現之比較研究》
【3】 餘中元 《從地理大發現與鄭和下西洋看東西方文明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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