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是古籍整理的一項重要工序，有不少問題值得探討。目前有些讀者對我們整理的新版古籍抱有懷疑，認為校點者喜歡改動原書的文字，不一定可信；也有一些讀者認為新版古籍的校勘過於拘謹，有些明顯的錯字也校而不改，還是一種墨守成規的做法。看來現代的讀者對古籍整理有不同的要求，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一些問題需要討論和解釋。
程毅中先生
自古以來，古籍的校勘家就有兩種不同的做法，如葉德輝在《藏書十約》中所歸納的死校和活校兩派。他說：
死校者，據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幾字，鉤乙如其書；一點一畫，照錄而不改。雖有誤字，必存原文。顧千里廣圻、黃蕘圃丕烈所刻之書是也。活校者，以群書所引，改其誤字，補其闕文。又或錯舉他刻，擇善而從；別為叢書，版歸一式。盧抱經文弨、孫淵如星衍所刻之書是也。
他所說的死校法實即對校法；活校法則不限於對校別本，還充分利用了他校法和理校法，而最後則“擇善而從”，力求在正文上加以取捨，其目的在於校出一個定本。
葉德輝還指出：“鄭康成注《周禮》，取故書、杜子春諸本，錄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劉向校錄中書，多所更定；許慎撰《五經異義》，自為折衷：此活校也。”可見這兩種校書的傳統，早在漢代就已形成了。
漢代劉向父子校讎群書，廣羅異本，定為“新書”，曾經整理錯亂，定著篇章，諟正文字。如《戰國策》一書中“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都已作了改正。其功勞是很大的。然而有沒有改字不當的地方，由於不加校記，就不得而知了。今本《戰國策》當然不免還有錯訛的地方，如《趙策》中的“觸讋”實為“觸龍言”之誤，王念孫《讀書雜誌》(《戰國策雜誌》卷二)已指出了這個問題，現在則可以根據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來加以校正了。可是到底是劉向校書時的失誤還是後人傳抄中的並訛，還難以判斷。
古書中出現的錯字，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傳抄和翻刻中無意的錯誤，一是校書者有意的改字。而有意改字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於文獻知識不足而妄改的，比較典型的例子如韓昶之改“金根車”為“金銀車”(見《尚書故實》及《玉泉子》)。另一種情況是校書者主觀意識太強，憑自己的理解進行理校，甚至與原作者有不同的觀點，不惜替古人改文章。極端的例子如金聖嘆改了《水滸傳》，還自稱是古本，大談其俗本如何如何不好。通俗小說的著作權往往不明確，似乎誰都可以改，因此好多小說名著都有不同版本。小說在鈔本流傳階段異文更多，如脂硯齋批本《紅樓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個問題在木板印刷術初興的時期就已出現了。後唐時官府刻印《九經》，負責校勘的太常博士田敏，就曾徑改原文。據《宋史》卷四三一本傳載：
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椴，木懂”注曰“日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眾，世頗非之。
因此，宋太宗又命李覺、孔維等重新校定經書。判國子監崔頤正又上書說：
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宋史》卷四三一《儒林傳》)
他提出了一條校勘古書的經驗教訓，就是專通本經還不夠，還要博覽旁通，才能做好校勘工作。這就是怎樣防止因知識不足而誤改或漏校的問題。經書是封建帝王用以維護統治的理論武器，所以不惜付出很大力量來進行校勘，但是還不免出錯，至於一般的書籍當然錯誤就更多了。
清代學者曾提出“書壞於校”的問題。如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說：
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日：“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為適，不聞以擅改為適也。(《經韻樓集》卷八)
顧廣圻也在《書文苑英華辨證後》說：
予性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悟書籍之誤，實由於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思適齋集》卷十五)
說“書籍之誤，實由於校”，未免有些偏激；說“壞於校者尤多”，這話很值得我們警惕。因為像田敏那樣“以獨見自任”的校書官確是有的。這個問題在宋代就引起了學者的注意，而且進行過相當深入的研究。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廟碑跋》說：
餘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餘為進士時所有，最為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餘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舛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為正。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歐陽文忠公集》卷一四一)
歐陽修利用碑本來校勘文集，應該說是非常可信的了。可是董逌《廣川書跋》卷九又提出了不同意見：
餘考《田弘正碑》，蓋其傑然自出，拔乎千百歲之上者。永叔嘗得此碑，以校集中誤字三處，曰“銜訓事嗣”，考其所出，雜比成章，錯綜而不亂，信其有得於此。又曰“降以命書”、“奉我王明”，必以集為誤者，餘則不得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得如集所傳；“天明”施於君為不類，不若“王明”之切當而有據也。今碑為非是則不可，謂“天明”、“以降”為工於集所著而傳則不可。碑雖定其辭而後著之石，此不容誤謬。然古人於文章磨鍊竄易，或終其身而不已，可以集傳盡為非耶？觀其文，當考其詞義當否，然後擇其工於此者從之，則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公謂是，人不敢異其說。況碑為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遺稿與刻石異處甚眾，又其集中有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後竄改之也。
《國家圖書館藏廣川畫跋廣川書跋》
書號：9787101122176
定價：1300元
出版時間：2017 - 08
版次：一版一印
開本：16開
出版社：中華書局
董逌在這裡提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古人對自己的文章不斷有所修改，刻到碑上的還不一定是定本。文集裡也還有一作某又作某的校注，很難判斷哪一個是作者自己的最後定稿。這種情況確實存在，如《文選》的李善注就有初注、復注、三注、四注的不同文本(見李匡文《資暇集》捲上)，今天見到的唐寫本《文選》與刻本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很可能就出於不同的注本。董逌提出了一個如何取捨的原則。他說：“當考其詞義當否，然後擇其工於此者從之。”這就是“擇善而從”的辦法，在理論上說是正確的，不過在“擇”的過程中有校勘者的主觀成分，有可能不是作者本人的原意。古人確有給舊本臆改擬補的習慣，因此造成了各本異文。如周紫芝《竹坡詩話》所說：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粱”乃是“聞黃粱”。以道跋雲：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為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為何本，使得盡見之，想其所補亦多矣。
不同版本異文很多，但不能確定哪個才是原文，異文越多就越增加了麻煩。有的學者按照自己的意見來判斷哪一個是善本，難免有一定的主觀成分。如陶淵明的《飲酒》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有的版本“見”作“望”。沈括《續筆談》和《蔡寬夫詩話》都認為“見”字好，蘇軾《東坡題跋》卷二《題淵明飲酒詩後》也說：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他們都認為“見南山”能表現出閒遠自得之意，最有妙處，因此認定作“望”字的是俗本。但現存宋本《文選》正作“望南山”，唐人編的《藝文類聚》也引作“望南山”。白居易《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九有“時傾一蹲酒，坐望東南山”的句子，可見唐代的陶集也是作“望”字的，恐怕不能一概斥之為俗本。所以王瑤先生校注的《陶淵明集》定作“望”字也是有根據的(參看《學林漫錄》第二集，拙作《從“驥老伏櫪”談古書的異文》)。問題是古人對詩文集的校勘一般比較粗疏，重詞章而不重考據，不大重視版本的源流，只在校注中說一作某而不說明出自什麼版本，甚至改了字而不作任何說明。《東坡題跋》卷二《書諸集改字》條又說：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餘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雲：“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令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本皆作“望南山”。杜子美雲：“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餘雲“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二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現在仇兆鰲的《杜詩詳註》在“沒”字下注“一作波”，大概就是從宋敏求的版本來的。
宋朝人編印書籍常有改動原文的習慣，不少學者反對這種做法。例如編《冊府元龜》時刪改原文，當時引起了爭論，最後皇帝下令要改(見《楓窗小牘》卷下)。好在這部書本來不注出處，我們不必把它當作原文。清朝人根據它來輯補《舊五代史》，實在是有些危險的。宋代皇家編的幾部大書，如《太平廣記》的編纂者往往在唐朝人記的故事之前加上一個“唐”字，把某些人物的稱謂改成本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刪改的地方，對於一些已經亡佚的書就無從核對了。《文苑英華》是一部詩文總集，其中問題很多。周必大在重校本的序言裡指出：
國初文集雖寫本，然讎校頗精。後來淺學改易，浸失本指。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一也。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而校正者於賦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正值押韻，全韻隨之。至於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二也。元闕一句或數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為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文倖存者轉增疵纇，三也。
因此，彭叔夏在校勘了《文苑英華》之後，寫了一部專著《文苑英華辨證》，提出了許多校書的類例。宋朝的學者對印本書都不大信任，往往指摘其妄改之弊，認為不如寫本書可靠。如張溟《雲谷雜記》卷四說：
近日閩中書肆刊書，往往擅加改易，其類甚多，不能悉記。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為嚴州，今所刊《元豐九域志》乃徑易睦州為嚴州。又《廣韻》“桐”字下注雲：“桐廬縣在嚴州。”然易去舊字，殊失本書之旨，將來謬亂書傳，疑誤後學，皆由此也。
宋代印本書的錯誤，有的出於妄校擅改，有的出於傳抄翻刻的失誤，因此前人屢有宋本書也不可盡信的告誡。然而比起明代人刻的書，妄校擅改的錯誤還是少一些，因為宋代的學者很注意校勘。對於不同版本的異文，校刻者提倡並存不廢的校勘法。這不失為一種嚴謹的態度。如王□《王氏談錄》說：
公(王洙)言校書之例，它本有語異而意通者，不取可惜，蓋不可決謂非昔人之意，俱當存之，如注為一雲、一作(一字以上謂之一雲，一字謂之一作)。公自校杜甫詩，有“草閣臨無地”之句，它本又為“荒蕪”之“蕪”。既兩存之，它日有人謂“無地”字以為無義，公笑曰：“《文選》雲：‘’飛閣下臨於無地。’豈為無義乎？”
陸游《跋家藏造化權輿》也說：
右《造化權輿》六卷，楚公舊藏，有九伯父大觀中題字。淳熙壬寅，得之故第廢紙中，用別本讎校，而闕其不可知者。兩本俱通，亦具疏於下。(《渭南文集》卷二十七)
“兩本俱通”的文字一起抄入底本，這就是一種“考異”式的校勘。較早採用這種校勘法的代表作如宋人汪藻的《世說新語考異》，把不同版本的文字合在一起，而用陰文字或黑圈符號作為區別，其體例是：
今取前篇正文所有而此篇所無者以白字別之，其用字不同者以注白字別之。此篇所有而前篇所無者以黑圈別之。
他用不同符號來表示兩種版本的差異，就是一種死校法。這在校勘學上是一大進步。
做得更為周密的還有方崧卿的《韓集舉正》，校刻者採用多種版本的韓愈文集互校，對異文作了幾種不同的處理：
當刊正者以白字識之，當刪削者以圈毀之，當增益者位而入之，當乙者乙而倒之，字須兩有而或當旁見者則姑注於其下，不復標出。
方崧卿在刻本上加了幾種符號，表示哪個字是當補當改的，哪個字是當刪的，還有在註文裡標明異文的。我們今天在排印書上加方括號表示當增、加圓括號表示當刪的校勘符號，就是從這種校勘法承襲而來的。《韓集舉正》對異文作了選擇判斷，哪個字當改當刪，表明了校勘者的態度。這就不是機械的死校，也不是簡單的活校了。
朱熹的《韓文考異》又在《韓集舉正》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加工，也對各本的異文作了不同的處理，作了詳細的校記，列舉各本的異同，又表明了校勘者的取捨抉擇。這就為後世考異式的校勘法創立了完善的體例。朱熹對於中國校勘學的發展是有重大貢獻的。《韓文考異》是古書校勘工作的一個里程碑，表示了宋代校勘方法的進展。朱熹對校書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在《答許順之》的信中論校書方法說：
但且據舊本為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以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註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為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為恨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朱熹的切身體會，深知其中甘苦，很值得我們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借鑑。朱熹在《書韓文考異前》還提出：
故今輒因其書(指《韓集舉正》)更為校定，悉考眾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朱熹校書的確非常嚴謹，既作了明確的按斷，又詳著各本異同，使後之覽者可以覆核參考。他對於版本的取捨惟求其是，而不偏信官本、古本，已經兼取了死校、活校兩者的長處，而避免了兩者的偏頗。他提出了一系列比較完整的理論，較之歐陽修校韓文之偏信石本就跨前了一大步。
這種“考異”式的校本確是詳備可信，但是文字繁富，刻板費事，因而不易推廣。有的刪併為正文的附註，湮沒了不同版本的源流。如洪興祖的《楚辭考異》，現已分散在《楚辭補註》的各句之下，所存的恐怕只是少數殘文了。
明朝人刻書很粗率，不僅不作認真的校勘，而且往往逞臆改字，造成混亂，歷來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顧炎武曾深惡痛絕地指出：
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嘆，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日知錄》卷十八《改書》)
魯迅也曾說：
明末人好名，刻古書也是一種風氣，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為錯字，隨後亂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錯了，所以使後世的考據家為之搖頭嘆氣，說是“明人好刻書而古書亡”。((準風月談·四庫全書珍本))
清朝人整理古籍是有很大成績的，然而作為最大工程的《四庫全書》在校勘上卻偷工減料，無所貢獻，比起宋朝人校書的認真態度，只能說是退步了。首先是不重視版本，《四庫全書總目》對於底本往往只說明是從哪裡採進的，而不說是什麼時代什麼人的刻本。其次是一般都不作版本校。《四庫全書》的幾次校勘都作得很草率，因此屢次被乾隆皇帝處罰。然而乾隆皇帝只能在通讀中根據上下文義來發現錯誤，而奉命覆校的官員又限於時日，根本不可能作認真的對校。他們所作的考證大多數是憑直覺的判斷，用了一些他校法和對校法，真正考證的功夫並不多。王太嶽等編的《四庫全書考證》裡所匯錄的考證總數不少，但對於多數書來說，不過寥寥幾條而已。最後，則是亂改原書。正如魯迅在《四庫全書珍本》裡說的，“那原本就有無意的錯字，有故意的刪改”。其中故意的刪改，魯迅先生在《談“激烈”》裡舉出了《雞肋編》的一些實例(《而已集》)，張元濟先生在《嵩山文集》的題跋裡也舉出了一些實例，陳垣先生在《舊五代史輯本發覆》裡又舉出了不少實例，那都是涉及政治原因的。至於一般校勘上的問題，我還可以舉一個非常新奇有趣的例證。《分門古今類事》的《十萬卷樓叢書》本第六卷《群玉仙籍》條，其中一段有缺字，原作：
益□□□□□□高臥伊洛，國之故老，豈其仙也？公曰□□□□臺貞人，況有壽，年九十三方還昆府。
《十萬卷樓叢書》本的底本是蜀本，《四庫全書》本的底本也是蜀本，但缺字都補上了。前面六個缺字文淵閣本作“曰諸公出入廊廟”七個字，文津閣本作“曰丞相蘇易簡”六個字；後面四個缺字文淵閣本作“真仙者皆玉”五個字，文津閣本作“蘇公乃丹”四個字。到底是哪一本對呢？本書原注出《青瑣》，取校今本《青瑣高議》前集卷二《群玉峰仙籍》條，前六字作“曰丞相富公弼”，後四字是“富公自是昆”五字。富弼和蘇易簡兩人不同，必有一誤。按富弼本是河南人，熙寧五年致仕後確曾歸洛養疾，與本書“高臥伊洛，國之故老”等話相合。蘇易簡卒年僅三十九歲，顯然不合。還有令人奇怪的是《叢書集成》根據《十萬卷樓叢書》排印的本子又分別補上了“曰某黼黻廟堂”和“某固是玉”十個字，不知又是根據什麼版本來的。按理說，《分門古今類事》引自《青瑣高議》，《青瑣高議》現有傳本(不全)，如果要作他校的話，就應該拿原書來校補，否則應該照樣保持缺文。可是竟出現瞭如此迥然不同的異文，恐怕都出自校書者的隨意臆改。這顯然違背了古人校書闕疑的傳統。
《四庫全書》的纂修，在校勘上貢獻不多，然而對古籍整理還是起了推動作用，更推動了學者個人校書的風氣。清代的校勘學大為發達，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面。一是注重版本。清代藏書家很多，古本、珍本逐漸集中到少數藏書家手裡，他們對版本的研究比前人深入了。一是注重小學，結合文字、音韻、訓詁的綜合研究，對古書理校的水平大大提高了。所以郭篙燾在王先謙校本《郡齋讀書志序》中說：
自乾隆盛時，表章六籍，老師大儒，承風興起，為實事求是之學。其間顓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究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蒐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
校勘學和訓詁、考證相結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在改字問題上又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派以段玉裁為代表，主張要定其是非。他在《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中說：
凡宋版古書，信其是處則從之，信其非處則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則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論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適滋後來之惑也。(《經韻樓集》卷四)
又在《答顧千里書》中說：
夫校經者，將以求其是也。審知經字有訛則改之，此漢人法也。漢人求諸義而當改則改之，不必有其左證。自漢而下，多述古人，不敢立說擅改，故博稽古本及他引經之文，可以正流俗經本之字則改之。……故刊古書者，其學識無憾，則折衷為定本以行於世，如戴東原師之《大戴禮》《水經注》是也；其學識不能自信，則照舊刊之，不敢措一辭，不當捃摭各本侈口談是非也。(《經韻樓集》卷十一)
另一派以顧廣圻為代表，提倡“不校校之”，可以說是慎於改字。他在《思適寓齋圖自記》中說：
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者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思適齋集》卷五)
又在《禮記考異跋》中說：
毋改易其本來，不校之謂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謂也。(《思適齋集》卷十四)
顧廣圻主張謹慎，他所說的“不校”，實際上只是不改字。他要“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還是要校、要思。段玉裁的主張比較激進，力求“當改則改之”。看起來似乎和顧廣圻截然不同，實際上也不贊成隨便改字的。他說：“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為瑕，而疵纇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經韻樓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段玉裁認為校勘的目的是“求其是”，如果確知經字有纇就應當改正。不過他又說，必須像他老師戴震那樣“學識無憾”才可以“折衷為定本”，“學識不能自信”則只能“照舊刊之”，“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段玉裁和顧廣圻兩人在具體的學術問題上確有不同見解，而且還有一些是意氣之爭。但在校勘上都提倡以“善思為適”，都反對擅改古書。在這一點上是相同的。
歸納宋代以來前人的經驗教訓，共同的一條還是要慎於改字。不論死校、活校，或偏重於版本的對校，或偏重於文義的理校，首先要有客觀的依據，不能主觀臆斷。改字必須鄭重，一定要說明理由，主要的一條是要儘量保存底本的原貌，如果改字，應當用校記或其他方式說明原本為何和改正的依據，即使改錯了，讀者還可以找出根源，把它改回來。這樣就可以避免“書壞於校”的弊病了。
再結合我們今天的實際，申述幾點粗淺的意見。
一、從校勘古書的目的說，應該是“求是”。因此我們贊同“活校”派所主張的，“錯舉他刻，擇善而從”，“改其誤字，補其闕文”，力求做到如段玉裁所說的“折衷為定本以行於世”。
二、“擇善而從”，首先要定是非。而校書之難，就難在定是非，如段玉裁《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所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經韻樓集》卷十二)只有定了是非，才能決定取捨。因此改了字原則上都應出校，以便讀者以及後來的校勘者進行覆核。目前新出版的古籍整理本，改字改對的還是多數，但改錯了的也時有發現。有些書讀者沒有條件覆核不同版本，即使有錯也很難發現。有些整理本是附加校記的，改錯了字還可以追根溯源，找出原因；有些書不附校記，錯了就很難找出它的失足之處了。因此，改字而加校記是宋代以來校勘學的一條基本經驗，應該堅持。
三、不同版本可能有很多異文，有的義得兩通，有的難以判斷是非，是不是都要寫入校記，或者說哪些應該寫入校記，哪些不必寫入校記，是一個非常難以掌握的問題。甚至有些異文，校勘者已經確認底本不誤而他本誤的，也可能有參考價值，不一定就毫無可取。從理論上說，“考異”式的校本詳盡地臚列各本異文，又充分運用了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各種手段，給讀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和第一手資料，應該說學術價值最高。但是從實踐上看，我們不必要也不可能對所有的新印古書都作這樣詳盡的“考異”本，只能對少數價值較高而版本很多、問題也很多的書才作“考異”式的詳校本，大量的書還是應該作經過選擇、加以按斷的校定本。也許，隨著資料的不斷髮掘和傳播手段的不斷更新，古書的詳校本將會越來越多，這也是可以想見的。有些書根據讀者對象不同而有詳略互異的各種校本，當然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四、從校勘的方法說，首先還是要重視以版本為依據的對校、本校和他校，對於理校則一定要慎之又慎。前人在古書的理校上是作出了重大貢獻的，但不一定都是定論。我們今天很少能像戴震那樣“學識無憾”的，因此在整理古書時還是慎用理校法為好。正如陳垣先生在《校勘學釋例》中指出的：“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於最顯然易見之錯誤而已，非有確證，不敢借口理校而憑臆見也。”例如一向以“不校校之”為標榜的顧廣圻，曾在《資治通鑑》卷二六二的胡三省註文中把“不行”改成“不能”，以致改變句讀而與原意相反。因此陳垣先生說：“都陽胡氏復刻《通鑑》，主其事者為顧千里，著名之校勘學者也，而紕繆若此。夫無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則有心校改，以不誤為誤，而與原旨大相背馳。”(《通鑑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引以為鑑。
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再舉一兩個實例來看。例如有一位學者在《重印本疑誤》一文中，從文義上指出了《太平廣記》書裡的許多錯字，絕大多數都是可信的，但有一條《太平廣記》原文作：“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詣。”校讀者說：“按：‘詣’當為‘請’，與‘副’相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132期)這一條出自《摭言》，覆核以今本《摭言》卷九，原作：“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詣”實為“意旨”二字之訛，並不作“請”。可見如果有書可以作對校或他校的，首先還是應該校原書。
又如另一位學者在《校勘的失誤》一文中，也是用理校法指出書中有不少“明顯的錯誤”，如原書頁一八三“團圓兒共一簍”，校讀者說：“當是一摟，言情人擁抱。”(《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224期)但原歌題作《葉》，上文列舉了柳葉、藤葉、竹葉、紅葉、荷葉，最後一句是：“怎能似荼(引者按：與茶通)葉兒和你團圓也，團圓共一簍。”這裡的“簍”就是裝茶葉的器具，諧音作“摟”，因此不能說是錯字。又原書頁四〇五：“你阿有蕭山？阿有富陽？”校讀者說：“兩個‘阿’都是‘可’字之誤，是問可有蕭山和富陽造的紙。”(同上)按：山歌用的是吳語方言，在吳語裡“阿”是一個疑問詞，根本不需要改成“可”字。校讀者不懂吳語，因此把吳歌裡的許多方言詞都當作錯字了。像這樣的理校法，如果作為一種質疑和探討，問題還不大，如果真用來整理古書，那就是很危險的事。因此，當我們“學識不能自信”時，還是應該以對校法為主，慎用、少用理校法，那麼也許可以做到“刻鵠不成尚類鶩”了。
當然，校勘的方法應該根據具體對象，因書而異。像敦煌寫卷那樣的書，錯字缺文很多，異體字又不少，有的遺書並無別本可校，不能不以理校法為主。正因如此，所以敦煌變文和敦煌詩歌的輯校本，補校和勘誤的論著日出不窮，也是不足為怪的。
前人或批評死校法“蕪纇而無所發明”，或批評活校法“專擅而妄改古書”，不免各執一偏。我們主張博採眾長而去其偏弊。在校勘的目的上應該採取活校派的積極態度，擇善而從，惟求其是；在校勘的方法上要更多地學習死校派的嚴謹作風，務存其真，以善思為適。“求是”和“存真”本來應該是統一的，但任何人都可能有“自以為是”的時候，所以還要強調存真。當然，所謂“存真”也不是絕對的，即使作者的原稿也會有資料性或技術性的錯誤，校書者也不能熟視無睹，不過這主要屬於考證和註釋的範圍了。我們力求克服主觀主義的臆斷妄改，又要防止客觀主義的存而不論。為了謹慎從事，恐怕只能首先判斷兩類顯然易見的錯誤，一是底本上顯然易見的錯誤，積極地加以改正；一是別本上顯然易見的錯誤，就不必一一入校。至於不易判定是非得失的異文，則只能根據書的具體情況及讀者對象而斟酌去取，出校的詳略，不必強求一致。在這方面，只能信任校勘者個人的判斷。至於判斷的是非得失，那就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了。古籍的校勘成為一門學問，正由於它不同於機械的校對，因此不能用一個統一的標準來確定每一種書的校勘體例。這也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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