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在古代享有很高的特權和優渥，其經濟財富有多少自不用說，在孔府的百戶奴僕中，戶人是依附於主人的主奴關係，無論戶人建立何等功勞或有多高的提攜，孔府對戶人都有著絕對的生殺處置的權力。
孔府的三堂，從表面的佈局和陳列上看，庭院小巧別緻，格局繁簡有度；室內銅鑑依存，文案書香，和諧優雅。三堂，舊時也叫退廳，為孔府內部處理家族內務和處罰府內僕役的場所。按照孔府家規，府內僕役但凡有違法亂紀者，無論大小都要在此審理。表面上看上去令人感覺閒適寧靜，但撥開歷史外表籠罩的雲衣，便會看到一種威嚴凝重、深沉肅穆的真實面目。
孔府三堂審理過無數大大小小的案子，最大的一宗命案發生在清代初年。
清順治年間，孔府內發生了一起衍聖公孔興燮責斃府內長班劉國樑兄弟二命案。劉氏親屬上訴至朝廷，控衍聖公濫殺無辜，一時間驚動了遠在千里之外的京城，街頭巷尾紛紛議論，闕里衍聖公府一下子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此時，大清帝國建立不久，百廢待興，出於統治的需要，對於儒家學派寵愛有加，更是對孔子後裔倍加優渥。事件突發，也使得朝野上下驚愕不已。孔府內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驚天大案呢？為了使案件有一清晰脈絡，先將案件的主要人物名字做一介紹：衍聖公孔興燮；衍聖公管家桂存正；劉氏弟兄四人：劉國棟、劉國材、劉國樑、劉國楫。
一日，京員劉國棟入衍聖公府邸來看望胞弟劉國樑，結果兩人命喪府內，再也沒有走出來。
事後，劉氏家族感到十分冤枉和委屈，按當時舊制，非廟戶民人衍聖公府是無權對其懲治的。於是，劉國材之妻陳氏、劉國棟之妻俞氏上訴吏部，言辭懇切稱：
劉氏祖上自明末就已不是衍聖公廟戶，實屬民人，孔家無權對其用刑。劉國棟前往曲阜衍聖公處看望弟弟劉國樑，哥弟兩人商議進京城探家之事，將要成行之時，衍聖公卻不放行。劉國棟依理講說，衍聖公發怒，令管家桂存正等商議，將劉國棟拿住，打了一百棍。然後，衍聖公又用家裡的龍邊索命銀牌木鍘將其鍘死。因弟劉國樑大聲哀哭，亦將劉國樑勒死。
這不是太無法無天了嗎？天朝無論如何是不能容忍的。吏部審案無數，但面對天下一家的衍聖公府，自當謹慎行事。為搞清劉國棟的身份，派員查閱了戶部檔案，確有劉國棟之名，時為是京城王府校尉。再細查，劉國棟投充王府擔任校尉，是在清朝建立之初，但關於他是怎樣成為王府的校尉卻無人知曉，劉國棟早期的身世王府也一無所知。之後又閱禮部檔案，劉國棟的名字也赫然其中。到底劉氏家族是否為衍聖公廟戶還是民人？在吏部無法得出結論的情況下，又派員訪到衍聖公孔興燮。
衍聖公則辯解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維護家法。
孔興燮回稱：劉國棟宗祖劉本，於明代洪武年間撥與孔廟為灑掃戶。傳至劉一奎，由於當年先公看其忠厚，就將其留住在京看守賜第，劉一奎便是劉國棟之父。後把劉一奎送至禮部當差，才就有了劉國棟也在禮部為辦事官。順治元年有巡撫方大猷為“崇聖學”，奏疏：“聖廟壯丁，歷代揀選民間俊秀子弟，撥一百一十五戶灑掃聖廟。”欽奉諭旨，仍撥灑掃。先公於崇禎二年便委任劉國棟為司樂執事官，又於順治八年諮司樂執事官。劉國棟先在漷縣管屯，順治九年間復諮禮部隨朝辦事。
不久前劉國棟來此，他竟然對我說：現在領到誥命，需要你交納五百兩銀子。我就說你先管漷縣屯租的事情，先前已經有七百餘兩租銀被你侵吞欺騙了，現在又來指著誥命騙我。所以差家奴打他三十板，將他看押起來追回贓款。不料後來因為杖瘡陡發身死掉了，期間並不曾用銀牌索命木鍘將其鍘死。劉國樑也是因為追比髒租銀兩自縊而死，並非勒死。此等狀況，管家桂存正可作證.而劉國棟等人歷代系我家之人，毋容再議。
此時，劉國棟族戶戶頭劉澤遠也出面作證，稱他們劉家歷代為衍聖公家人是實情，衍聖公所陳述之事不虛。
兄弟排行第二的劉國材辯稱：早期衍聖公在京時，父親與國棟便跟隨左右做長班，國樑弟是於順治二年跟隨衍聖公做長班的，也是那一年跟往曲阜的，應為京戶民人才是。
兩家說法各執一詞，並且自成說法，以致撲朔迷離、曲直難斷。
經過漫長的審理調查，最後認定：劉家人為衍聖公僕役情況屬實；司樂事劉國棟為品級職官，在京為官也確有其事。又據當時山東巡撫的諮文判定：
劉國樑因追比錢糧（追繳不上錢糧負有連帶責任）自縊而死；劉國棟因管理漷縣屯租貪銀七百兩，又所謂誥命要銀五百兩，被衍聖公發怒，責三百板後杖瘡陡發身死，並非銀牌索命木鍘鍘死，死有餘辜。管家桂存政與本案無關。
此時劉國棟、劉國樑屍體已被處理，“銀牌索命木鍘鍘死”之說，不曾檢驗傷痕，亦無確據。戶部將劉國棟撥於王下做校尉時，劉國棟沒有說明身份；衍聖公責杖他三十板時，也不知是王下校尉，只是當作家奴處置，以致身亡。但考慮到案件事關性命，衍聖公被送吏部議處。
案情最後上奏順治帝，讓其定奪。順治帝看後大為不滿，下旨曰：“這案關係劉國棟兄弟二命，被告正犯桂存政等，始終抗提不到，爾部但據諮文草率結案，成何讞法。”最終決定將案簿上所有涉及到的人名犯人和證人全部提到吏部，嚴加審問。令孔興燮自行回奏皇上。
可想而知，審訊的結果並無大的突破。
順治十六年（1660年）二月十三日，孔興燮奉旨進京面奏皇帝。見孔興燮到來，順治帝倒也客氣，談話間賜茶。孔興燮戰戰兢兢地將陳詞又給順治帝陳述了一番。
順治帝聽後，耐人尋味地對孔興燮說：“劉國棟因人命關天，天下皆知，事幹國法，朕不得不行。朕讀你祖書，朕有不謂（為）你的？你祖怎麼周流天下來？今後多讀書，做好人，行好事。你今年多大年紀？你有幾個兒子？” 孔興燮一一作答。談話結束，讓內閣送出。算作此案到此結束。
時光流轉，歲月荏苒，時至今日，歷史的真實尚無明確的解釋，這也就成了孔府三堂內的一宗歷史懸案。
在當今社會看來，作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設 “法庭”，輕則鞭笞，重則取人性命，極其荒謬。但在封建社會的豪門大戶，則極其自然而然，這便是封建宗法。
史實上的人命案件已遠去數百年，從看似嚴肅的公簿陳詞，變成了現在無關輕重的茶間故事。
孔府三堂依舊，從堂內的陳列仍然可以隱約看到，當年孔府威嚴的家法。孔子對弟子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誨，孔府三堂對世人亦有弘揚正氣、懲邪抑惡的積極意義。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現代人也應該看到，孔府三堂在封建社會所具有合理性，而正是這種合理性，有時常常刺激著我們的神經，引發我們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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