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井陘（路北）縣抗日政府在駐地米湯崖村樹立了座烈士紀念碑。碑的陽面，上端鐫刻“光榮犧牲 有口皆碑”幾個大字，下方是時任井陘縣（路北）第二屆議會副議長程讓撰寫的碑文；碑的陰面，上方刻有“名垂青史”，下面排列著王樹增、康國禎、劉希賢等35位烈士的姓名、享年、籍貫、政治面目及犧牲的時間、地點。35位烈士中，劉希賢是唯一一位外籍人氏：劉希賢，26歲，北平，縣委通訊幹事，中共黨員，（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里巖犧牲。
我在翻閱縣委黨史辦於1960年前後徵集的資料時，發現一篇由齊亞泉撰寫的回憶錄——《悼念井陘象公牙戰鬥中犧牲的趙希賢同志》。經與有關記載核實，回憶錄中的“趙希賢”應是上述碑文中的“劉希賢”，其籍貫、職業與犧牲的時間、地點一致，只是“象公牙”和“相公巖”音同字不同。
1985年11月，我去唐山參加河北省黨史資料管理工作會議，在天津換車時，特去拜訪了齊亞泉。齊，平山人，1942年1月至1943年12月任井陘（路北）縣人民武裝抗日委員會主任、（後改稱）人民武裝部部長，離休前任天津鐵路局局長。老部長十分熱情地在家裡接受了我的採訪，下午還親自把我送上開往唐山的火車。訪談中，我特問及劉希賢的姓氏。老部長說，“很可能我記錯了姓，但叫希賢沒錯，北京人，瘦瘦的，戴眼鏡，是個記者，犧牲在大里巖的一個山窪裡。”說著，老部長向我講述了當年發生在大里巖的那場突圍戰——
1940年秋至1943年底，日軍在佔領區多次實行“治安強化”運動，築碉堡、按據點，修公路、挖溝壑，嚴密封鎖交通，不斷向根據地進行“掃蕩”、“清鄉”、“蠶食”，實行殺光、搶光、燒光“三光”政策。1943年入冬後，日偽軍再次“掃蕩”井陘路北根據地，那天下午我帶領縣大隊（武工隊）部分隊員掩護駐地群眾，轉移到大里巖一個叫相公巖的山窪裡。連續幾天東跑西躲，人們都累了，除去放哨的同志，大都就地坐下或躺下休息，只有劉希賢蹲在一座破廟的臺階上寫什麼。當夜平安無事。第二天（11月26日）半晌時，大約9點多，我突然發現對面的崖石後有一個穿黃衣服、持長槍的傢伙，鬼鬼祟祟向窪裡張望。不好！我叫通訊員快通知武工隊員準備戰鬥，命令部分隊員掩護群眾迅速轉移。時間不長，從側面和身後的山上也發現了敵人。情況十分危急。敵人採取了正面攻擊、中間插入、背後壓下的三路合圍。兵力懸殊太大，不能硬拼，只有迅速撤退。戰鬥很快打響，我們只留了數名隊員阻擊敵人。敵人很快強佔了那座破廟。我陪劉希賢走在後面，督促著行動慢的群眾。這時，劉希賢突然拽了我一把說：“齊部長，敵人多，來勢猛。你快帶領群眾走，我也留下做掩護。”“那不行！”我拉他快走。他說：“部長，你知我高度近視，辨不清路，不要因我失大。你是領頭的，人無頭不行。”說著掙脫我跑向正阻擊敵人的隊員那邊，拔出手槍準備射擊。很快，大部分隊員掩護著群眾轉移出山窪，扼守住了山口。突圍中，我的右腿被敵人打傷。這時，我回頭用望遠鏡察看阻擊敵人的陣地，見有三個隊員被敵人抓住，劉希賢還在舉槍射擊，而敵人正一窩蜂向他撲去。忽見劉希賢迅速卸掉手槍機件摔往遠處，掏出稿紙幾下撕碎拋散，緊接就聽到一陣槍響，劉希賢躺在那裡不動了。敵人撤走後，當天下午，附近村裡的老百姓就地掩埋了劉希賢同志。我受傷後，因根據地缺醫少藥，敵人天天掃蕩，無處藏身，也無法治療。便由二區幹部傅積意把我接到他家北石門村，藏在牲口圈的一個地洞裡，他當時還擔任村支部書記。他外出時，就讓他的家人和侄兒德仁看護我。
老部長說的很動情。“40多年了，我一直想回井陘，再去相公巖這個地方轉轉，看看達位戰友是否還在那裡。他的家住北京哪，家裡人是否知道他已犧牲，還有沒有親屬。”當時，我一直默默無語，因我不知烈士的遺骨是否被遷葬。也正是在這次“掃蕩”中，日軍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井陘黑水坪和老虎洞慘案：在黑水坪村敵人用火燒、狗咬、投井、刀砍等手段，殘暴殺害無辜群眾400多人，屍體塞滿三口水井和兩個豬圈；在菩薩崖村後北柴溝老虎洞，敵人投放毒氣彈，除1人倖存外，洞內150餘名同胞都被活活毒死。
1988年我調離井陘工作。大約2000年，我結識在省人民銀行工作的傅德仁，他叔父即是建國後曾任多年縣委書記的傅積意。他告我說，老部長生前一直與他保持著聯繫。1991年秋，曾陪老部長回井陘一趟，縣武裝部接待的，專程上米湯崖村當年武裝部所駐的房東印二忙家看了看，還提出要上大里巖尋找他當年的戰友劉希賢。老部長年近八十，腿腳不太靈便，在大家的勸阻下未成行。
我到阜平城南莊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參觀時，特在館中有關晉察冀報的資料中尋找過劉希賢的名字，希望能獲得更多的信息，但沒找到這位特約通訊員的姓名。2008年，我協助縣委史志辦編修《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與財產損失調研成果彙編》（井陘卷）時，想不到從縣檔案館所存的《井陘縣去年反“掃蕩”中死難烈士事蹟（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裡發現了有關劉希賢的記載。其列表中這樣寫到：“劉希賢，男，26，北平人，晉察冀報社特約通訊員。劉同志工人出身，肆業於中華職業學校，曾任職於中國徵（徵）信所資料科員，七七事變後參加抗日工作，在火線劇社學習，一九四一年入聯大，四二年到井陘任宣教委員會秘書，一九四三年任通訊工作，在井陘被敵人合擊時，他轉移到第一線村莊，後到大里巖之相公巖，為敵包圍，在突圍中為敵射擊犧牲。他在未犧牲前他還在努力寫作反掃蕩中的稿件，他始終工作忠實，堅定不屈，可為模範。”本文開篇提到的烈士紀念碑上所記，很可能是從這裡摘錄的。”
抗日戰爭期間，在井陘犧牲的烈士何止劉希賢。只說較大的戰鬥，1937年10月國民革命軍第38軍在雪花山、乏驢嶺的阻擊戰中，有11000名戰士犧牲那場血戰裡。1940年8月百團大戰時，掛雲山阻擊戰中又有多少勇士犧牲在那裡。據悉，各縣大都建有烈士陵園。去年國慶節時，我與一位已退休的縣人大副主任相聚，向他說“井陘應該建一座烈士陵園，讓那些為國捐軀無家可歸的‘野魂’有個歸宿”。他說：“這個建議，我作為提案早已上交過，立不上項，沒人理。”我不由想到，2012年4月清明節時，一位姓李的井陘老鄉就掛雲山發現26具烈士遺骸向報社反映，希望能遷葬、立碑，結果引起主管部門領導的不滿，說：“多管閒事”。是的，這些烈士不會創收，更不會帶來經濟效益；是否想到，他們當年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怎麼計算這一價格。我在《中共井陘史話》裡有一句話是這樣記述劉希賢的：“劉希賢至今仍‘長眠’在大里巖的荒山禿嶺，無‘家’可歸。一位‘新聞’戰士，也許永遠默默‘無聞’了”。讓人嘆息的是，劉希賢的“身份”還被改寫了。是這樣：米湯崖烈士紀念碑已被列為縣級革命歷史文物，是井陘縣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組成部分。原碑因風化、字跡不清，後複製了新碑。原碑上記述劉希賢“縣委通訊幹事”， 或許是原碑上文字模糊，以致轉抄有誤，新碑上刻錄為“縣交通幹事”。
劉希賢簡歷見《井陘縣去年反“掃蕩”中死難烈士事蹟（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止圖見《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與財產損失調研成果彙編》[河北•井陘卷] [（主編 李卯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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