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書名容易誤導我，比如這本《日本：生存的藝術》。
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在中信書店發現了這本書。粗看書名，以為是一本探討日本藝術和文化的書，並不在我的閱讀喜好範圍內。然而，真正促使我買下這本書，既不是因為封面村上春樹的“推薦語”，也不是為了特別支援疫情之下的實體書店，而是該書的的作者戴維•皮林（David Pilling）。
皮林是英國《金融時報》非洲版編輯，曾任《金融時報》東京分社社長及亞洲版主編。他的專欄涉及商業、投資、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話題，皮林撰寫的日本專題報道及亞洲每週專欄為他贏得亞洲出版協會獎及英國報刊年度評論獎。以前，在FT中文網上閱讀過戴維•皮林的一些文章，出於對這個名字和他文章的信賴，才使我買下了這本書。當然，完整閱讀之後，我必須承認，這是一本獨特且有趣的書。
媒體記者，特別是有過駐外經歷的記者寫書並不少見，我認為這些書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專題類圖書，就某一個課題進行專項討論。比如，《朝日新聞》前中國特派員吉岡桂子的《人民元の興亡》、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和王鵬的《二階俊博評傳》等。這類圖書與駐在期間的採訪報道無關，但與駐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兩國關係有關。
第二類是新聞類圖書，主要是將採訪報道內容整理成書。比如，《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的《日本當代名醫訪談錄》，就是將刊登在《日本新華僑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上的相關訪談內容整理成書。由於新聞篇幅有限，且受到時效限制，所以往往將個人採訪或評論文章進行整合。
《日本：生存的藝術》英文原版
第三類是札記類圖書，作者將駐外經歷、採訪體檢和相關思考進行整理。比如，《光明日報》社前駐日記者劉德有的《在日本十五年》、《紐約客》前駐華記者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等。這類圖書或多或少會涉及採訪報道的內容，但又不完全以此為主，而是以採訪報道為切入點，進行深入探討。我認為皮林的《日本：生存的藝術》恰恰就屬於這一類，雖然摻雜了採訪對象的觀點看法，但更多的還是他個人心得體會，有點類似於採訪手記，卻又比採訪手記更加深刻。
皮林的《日本：生存的藝術》共有六個部分，以及兩個出版後記，主要記敘了2001年至2008年其在日本的生活。該書以2011年3月的東日本大地震開篇，又以東日本大地震結束，這正是作者決定寫這本書的原因所在，“我希望能夠經由本書刻畫出日本人頑強不屈的民族形象。”“這個國家雖然正面臨困境，卻也在不斷地善變和調整，然而這些努力常常被外界忽視。”
儘管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開始了，但皮林在第一個十年裡發現的日本問題，至今依然被談論著，比如日本社會的少子老齡化。
皮林在書中指出，日本的少子老齡化問題確實嚴重，但並非是一個全然負面的問題。之所以日本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是因為日本社會變得更加富裕、醫療水平維持高位。戰後1947年，日本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壽命分別是50歲和54歲，而如今則提升至80歲和86歲，遠超美國。至於少子化問題，則是因為日本女性對生育的掌控能力更強，以及高等教育普及的結果。實際上，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但皮林在書中則指出，這樣的現象並非日本獨有，是世界趨勢，而且老齡化最快的國家並不是日本，而是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皮林在書中有提到通過延長退休時間、推動女性就業以及開放移民等方式緩解日本國內的少子老齡化問題。我不知道皮林的建議是否新穎，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在十年前所提出的這些建議，如今已經被安倍政權化為了具體的措施。
《日本：生存的藝術》日文版。從書名翻譯而言，我認為日文的翻譯更符合該書的主旨內容。
皮林在書中還敏銳地指出了一點，即日本社會並不缺乏勞動力，而是勞動力的效率被浪費了。相信很多去過日本的讀者朋友都會被熱情周到的日式服務、精緻美麗的日式包裝所吸引，但皮林認為這是浪費的勞動力，店員對客人進店離店的鞠躬，並事無鉅細的確認（如喝熱水涼水、拉麵煮的硬一點還是軟一點）、專門按電梯的服務小姐等，其實是浪費了時間、降低了效率，而且還反映出日本“不缺”勞動力。不過，皮林2019年再次回到日本時，發現這種情況大為改觀了——“我研究了一會兒菜單才發現沒有人來給我點餐，又過了一會兒我才發現桌上放著一個小小的平板設備。人們點擊自己想要的餐點圖片就能夠直接將信息傳送到廚房，只有這樣做之後，餐點和清酒才能上桌。”
皮林對這樣細微變化的觀察，讓我很佩服。今年1月，我曾前往東京，在留學期間打過工的牛肉飯連鎖店松屋吃了幾餐。與從前不同，現在變成客人在自動販賣機下單，然後將菜單交給店員，做好後，店員會叫號由客人自取，吃完後，客人還需要把餐具送到指定地方。記得我打工的時候，這一系列事情都是由店員來完成的。遺憾，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變化。
在《日本：生存的藝術》中，皮林還分析了“日本獨特論”的成因，他認為外國人其實助長“日本獨特論”的形成，比如美國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本尼迪克特寫道，日本是“有史以來美國的勁敵當中最讓人費解的一個。”“在與其他主要敵人對敵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要這樣認真對待截然不同的行為和思維習慣的情況。”皮林認為，《菊與刀》的潛臺詞就是“日本的行為準則同西方人完全不同，所以應該將日本當作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家對待。”我想，正是由於《菊與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動力和書本身的影響，才使得“日本獨特論”至今依然有著廣泛的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蘊含豐富思想的學術著作普及，是否也意味著其他新觀念難以形成呢。當然，皮林並不認為日本有多獨特。
最近幾年，受益於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的大背景，許多關於日本的英文、日文圖書被翻譯引進，其中不乏日本研究大家的作品，這有助於普及調整中國公眾的日本認知。但我也注意到，很多關於日本的書籍並不“新”，即距離原著出版時間相隔有點久遠，或書中描述探討的日本社會有些久遠。相較而言，皮林的這本《日本：生存的藝術》算是比較“新”的了，英文原版於2014年3月出版（日文版於2014年10月出版），且書中內容是十多年前的一些事情，還不算太過久遠。在我看來，這也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
書名：《日本 生存的藝術》
作者：戴維•皮林（著） 張巖 （譯）
出版：中信出版集團 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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