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沒有人在意這場災難，這不過是一場山火，一次旱災，一個物種的滅絕，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這場災難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2012》是一部關於全球毀滅的災難電影，由羅蘭·艾默裡奇執導，約翰·庫薩克、桑迪·牛頓、阿曼達·皮特和切瓦特·埃加福特等聯袂出演，影片於2009年11月13日在美國上映。影片故事發生在2012年12月，一家人正在度假。沒想到根據瑪雅預言，2012年的12月21日，正是世界末日，瑪雅人的日曆也到那天為止，再沒有下一頁。
電影講述了主人公以及世界各國人民掙扎求生的經歷，災難面前，盡現人間百態。
《2012》這部電影在十年前可謂家喻戶曉，電影所呈現的末世寓言是我們深藏於記憶中，至今仍難以忘懷的，時至今日，重新拾起這部電影，最直觀的感受便是，在災難與危機現存的今日，我們仍沒有充足的準備去應對這一切，即使《2012》在十年前已經為我們吹響了這“驚豔”的一聲哨響。
《2012》作為一部災難電影，其最大的特點便是，塑造了一種危機與個人之間的粘稠關係，在世界性的災難面前，這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雖然只有極少人會對瑪雅預言信以為真，但這顆警惕的種子，危機來臨的信號，已然被傳達了出來。
我們接收到了傳達的信息，雖稍加警惕卻並不重視，望著他人院子裡的野火而暗自慶幸，卻不知有一天，這場火迅猛的燎到了自己的屋中。
迴歸電影本體，《2012》這部電影展現了一種宏觀的範疇，這個範疇關乎於個體之間的維繫，總體地呈現出了共生的態勢。
在影片初期，導演特意設置了一系列的的分歧與對抗，從微觀到宏觀，小到個人家庭，大到國家之間的意識差異，以及不同的行為和手段、利益衝突糾葛皆被包含在內，用混亂的一筆代指災難來臨前的“黑暗”。
這與後來解決問題時的共生態勢形成了反差，用一種對比的方式完成了上文提出的末世哨聲，這也是《2012》意圖警醒各位的手段之一，利用對抗與共生的二元轉換，來給出導演自己的答案，即採取共生態勢，去解決末世來臨的危機，人與人之間應形成共同體，將彼此的命運聯合，同生共死。
我們也可以稱之為，這是一種從混亂到和諧的變化，文化、語言、國籍上的一系列差異皆被抹除，除了影片中特意提及的貧富差距以外，其他的正在影響當今社會合而為一的癥結皆被消解。
在災難面前人們似乎成為了一個整體，但也只是似乎，因為被特意提及的貧富差距的存在，共生態勢依舊不是完全體，那麼這是否又是導演的一次個人見解展現呢？比起其他的阻隔，貧富差距是否是最關鍵、也是最難被抹平的隔閡呢？
另一個在影片《2012》中提及的核心便是環境問題，這是對現有生存環境的一次質問，為了滿足人類的居住需求，自然正在不斷退步，人類將廣闊的土地佔為已有，企圖用一種量變帶來質變的方式而言人類的整體居住環境，於我們而言，這當然是亟待的需求，但對於自然而言，一再退步帶來的是無盡的貪婪。
那麼報復便會隨之而來。這其實是當下的熱點問題之一，即使《2012》這部影片已經問世了十一年，但環境問題至今仍是各國備忘錄上的重點事項，依目前的形勢來看，這博弈的雙方，擁護自然和擁護人類的雙方似乎都陷入了偏執之中，沒有共存，只有你死我活。
也正是在這個充滿著你死我活的二元現狀下，《2012》中呈現出的以家庭為紐帶的生存方式，成為了眾多人的嚮往，家庭在電影中向來是一種溫情的符號。
與西方社會現有的對家庭的認知有所不同，這裡不再是限制自由的束縛地帶，在電影中，家庭成為了經常與宗教捆綁在一起出現的迴歸感召，尤其是《2012》中展現出的處於末世中的家庭關懷。
那麼我們可以隨之得出結論，《2012》這部電影雖然是具備科幻性質的，但它實際上包含的內核仍然是西方保守主義的大部分思想，並且在接下來的十年時間內逐步成為了一種主流表達。
最後，是《2012》中出現的神秘主義與宗教問題，從瑪雅文化、方舟、西藏這些具有鮮明東西方宗教色彩的符號便足以看出，《2012》這部電影從內到外發散著宗教氣息，在災難面前，人是被動的、毫無防備的、被追著跑的，也許這的確是災難來臨時的現實場景。
但在《2012》這部影片中，這一現實的展現動機出了問題，影片最終把導論歸結為帶有神諭色彩的宗教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的主觀努力，輕視了每個人為了活下去而展現出的旺盛生命力，反而是將未來交付於命運和神佑。
這其實與英國目前的情況有類似之處，將未來交付於命運之手，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至少在觀感和普遍的認知中，這都不該是被重點提及的。
有時候，講錯了重點，會讓人忽視你做過的，不管你有多努力的去做這些事，都不會被記住。也許你沒錯，但你或許真的講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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