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為中國的鄰國，很多東西都是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有一位詩人，不僅在他所處的唐朝風靡一時，更是在日本掀起了千年熱潮
，被稱為日本文學“大恩人”。至今，他依然是最受日本國民歡迎的中國詩人。這位詩人，就是白居易。
平安時代初期的嵯峨天皇，可謂是當時白居易的最大粉絲。嵯峨天皇在朝堂上與大臣談論時，唸了兩句詩：“閉閣唯聞朝暮鼓，上樓遙望往來船。”他問侍臣小野篁：“此詩如何？”小野篁回道：“您的詩作得無比優美，不過要是把‘遙’改為‘空’就更好了。”嵯峨天皇驚道：“這本來是白居易的詩，我故意將‘空’改為‘遙’，就是為了考考你們。”嵯峨天皇也在宮廷專門設置了《白氏文集》侍讀官，並將學習白居易的詩設置為今後天皇的必修課程。
無獨有偶，平安時代的兩位日本女文豪也對白居易無比推崇，她們就是紫式部和清少納言。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引用白居易的詩共154處，清少納言的《枕草子》援引《白氏文集》13處。以說，學習、欣賞白居易的詩，是當時的日本貴族最風雅的事。
然而，讓人感到疑惑地是，為何在中國備受推崇的李白、杜甫等人，在日本卻顯得名不見經傳呢？為何只有白居易一人，能在日本掀起經久不衰的熱潮呢？
白居易的詩明白通暢，便於理解
白居易的詩歌大量吸收民間語言，沒有太多象徵意義上的東西，號稱能令“老嫗能解”。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
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
”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儘管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然而歸根到底，中文對於日本人來說依舊是外語。許多中文詩因為自身語言的問題，連中國人如果缺乏一定文化素養的話都難以理解，更何況是日本。唐詩常見的主題是歷史、懷古、邊塞等，日本人對此幾乎不可能有認同感，
相比之下，還是歌頌閒適生活的白居易更能讓人理解。白居易在日本的風行，也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了。
白居易的詩符合日本“物哀”意趣
就日本文學的傳統而言，也的確有更注重表現毀滅之美的傾向。在日本人眼中，櫻花之所以美，在於花開了三天五日便進行自我的毀滅，以致有“花數櫻花人唯武士”之說。由此觀之，“物哀”以及“毀滅之美”早已在深層次上植根於日本文藝美學的傳統之中。著名的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力作《金閣寺》便深深地體現了這一方面。
王向遠先生說過：“‘物哀’與‘知物哀’就是既要保持自然的人性，又要有良好的情感教養，要有貴族般的超然於優雅，女性般的柔軟、柔弱、細膩之心，要知人性、重人情、可人心、解人意、富有風流雅趣。”而白居易的閒適詩，更偏向於個人的主觀感受，這與日本的“物哀”觀念幾乎不謀而合。所以，白居易在日本的風靡，可以說是有因有果的了。
不過，日本人也只學到了白居易的一半，日本人只喜歡白居易所寫山水意趣的風流繾倦，而對於更廣闊的人生思考並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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