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家外公去世，設了靈堂。按照風俗，我的父母要攜花圈弔唁。買花圈是我參與這次喪葬的第一個環節，喪俗小記就從花圈開始寫。
父親的奶奶，我們稱為“太太”，是在我剛有模糊記憶的時候去世的。印象裡送葬的場面很大，也有很多花圈。所以在我最初的印象裡，花圈是有傳承的事物。
但實際上，花圈成為喪葬的元素是在清末。我查閱一些資料，據說最早記載花圈在喪禮上使用的，是1903年《國民日日報》刊登的革民黨人祭奠岳飛的詩：“西湖楊柳映朝霞，自結花圈獻嶽爺。”
其後1909年《申報》，報道上海租界華商義勇隊的隊員喪禮，有“肩負花圈，隨車護送”的描述。同年《申報》，批判國人奢靡，“葬儀務極其闊綽，非花圈軍樂不用”。
可見，花圈不是地方傳承，而是清末民初、新舊交替的時代，代表新事物進入中國的。但是，花圈如此普及的原因卻不是民間自發接納。
自1912年起民國頒行《中華民國禮制》，幾經修改，都規定喪禮吊儀有花圈。這是花圈能在全國普及的真正原因，它恰是國家強制力有效性的印證。《禮制》沒有頒行前的民間喪禮，會不會更近“禮”呢？畢竟“禮失求諸野”。
我還能記得小時候，那場轟轟烈烈的“遷墳運動”。政府要移風易俗，推行火葬。在地方當局的催促下，有大量多年的土墳都被後人掘了，屍骨火化以後重新下葬。毀損的棺材，零零散散，遺落在路旁、樹下、田邊。
現如今殯葬方式的統一，不也是國家強制力有效性的印證嗎？只是回想起那些被後輩遺棄的殘棺斷材，仍不免有些驚恐。
20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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