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商人的蒙中貿易，將商品的實用價值和文化交流緊密結合
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在清朝前期，清政府的統治在塞外蒙古地區還並不穩定，蒙古地區的民族組成結構非常的複雜，這裡的生活方式多種多樣，百姓的生活習慣差異非常大，當時的清政府為了能夠統一管理這片地區耗費了很多的心血。後來山西人民來到這個地區進行商業貿易往來之後，對塞外蒙古地區的穩定和安全起到了比較積極的作用，這種商業貿易往來在促進蒙古地區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也把漢族的文化悄無聲息的傳入了蒙古地區，可以說清朝時期山西商人在蒙中貿易當中，實現了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文化交流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目標。清朝的山西商人在蒙古從事的商貿活動有很多種類，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他們能夠把漢族文化滲透進蒙古地區的原因之一。
18世紀俄蒙地區的中國茶葉店
山西商人的發家簡史
山西商人在先秦時代就開始了商業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馬可·波羅遊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鉅額利潤”。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 “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以軍隊和貿易，加強對蒙古地區的控制
在清朝前期，為了能夠儘快的把蒙古地區安定下來，當時的清政府實行了軍政合一的管理體制，在蒙古地區清政府安排了大量的軍隊駐紮以保證當地百姓的安穩生活。因為蒙古地區的民族眾多，生活習慣和風俗過於繁雜的原因，當時的清政府對於蒙古地區的管制採取的是因地制宜的政策，這種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蒙古地區的穩定和諧。隨著清朝的逐漸穩定，清政府對於蒙古地區的管理也越來越熟練，為了能夠讓蒙古地區的人民和漢族人民真正的融合到一起，增強蒙古地區百姓的歸屬感，當時的清政府一力促成了蒙古地區與中原的經濟貿易往來。
川字牌茶葉
在蒙古地區與中原的商業貿易往來之中，山西商人在其中做出的貢獻比較大，因為當時的山西商人所能提供的貿易活動種類很多，不僅能夠為當時的普通蒙古百姓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同時一些蒙古貴族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全部都依賴於這些商人。當時的一些蒙古貴族為了能夠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甚至不惜向這些山西商人借貸，在他們無力償還的時候就會用成千上萬的牛羊馬屁以及駱駝來抵利息和本金，而對於這些蒙古貴族來說這些利息和本錢根本無需不在意，所以當時蒙古地區的貴族向山西商人借錢的情況屢見不鮮。根據《山西商民在蒙古地區的貿易活動》一文可知:“有時候王公急需用錢款, 也可先由從事通事業的商民借貸, 月息按三分算, 如一年之內還清本錢, 利息可免;如果超過一年, 不足三年, 則要求連本帶利都還清;如果是三年以上, 那麼除了還清本錢, 還要利息加利息。”
清政府對於這種民族之間的商業貿易往來表現得十分重視，為了能夠保證蒙中貿易的正常進行，當時的清政府對於貿易往來的各個環節都採取了相關的政治措施，為這些貿易往來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清政府對於和蒙古進行商業貿易往來的漢族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管理，他們通過發放路引票照制度來管理這些參與蒙中貿易往來的商人，對於這些商人來說，有沒有這個路引票照是決定他們能不能夠和蒙古地區進行貿易往來的主要憑證。
清明山河圖上的山西“潞綢店”
貿易制度化，嚴格規範市場
所有想要參與蒙中貿易往來的商人都必須向當時的清政府申請這種路引票照，這個東西更像是現代的一種出口貿易的營業執照。 除此之外，當時的清政府對於這種不同民族之間的貿易往來所交易的商品也進行了嚴格的規定，所有用於貿易往來的商品都必須要經過清政府的相關部門進行檢驗之後才可以應用於商業活動。隨著清政府統治的逐漸穩定，這種貿易往來制度的發展也在逐漸完善，到了乾隆朝，這種商業貿易往來已經形成了非常嚴格的制度化規定，而在這種蒙中貿易之中，表現得尤為積極突出的就是山西商人。
為山西潞安府、澤州府商人所建
商號商幫的發展：抱團促進清蒙雙方互利的物資交換
山西商民在這裡從事商貿活動種類很多, 大致有四種類型:通事業、居間業、雜貨業和谷蔬業。其中通事業指專門為各旗王公、扎薩克採辦物品的商號, 那些王公貴族日常生活所需, 全部依賴於此行業商民。
當時在與蒙古進行商業貿易往來的活動之中，商業規模相對比較大的應該就是山西的兩家商號，他們在往蒙古地區販賣各種生活用品的同時，也會把一些鐵製的農具源源不斷的運送到蒙古地區。同時在把所有的商品賣到蒙古地區之後，他們會把蒙古地區的特產包括活生生的牛羊馬群運回中原地區進行高價售賣，這種活動被稱之為雜貨業。除了雜貨業之外，還有谷蔬業，谷蔬業是指在蒙古地區租種田地的行業，這些商人在蒙古地區租種田地，然後用中原的一些種植技巧把種植出來的穀物蔬菜等全部銷售給當地的蒙古百姓。
清朝時期的山西商人被稱之為晉商，他們在與蒙古進行商業貿易往來的時候，結成了一個有效的商業組織叫做晉幫，在這個組織之中的所有商人成員都會進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分享，他們在進行商業貿易往來的同時和當時管理經濟貿易的清政府官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而在官商聯繫過密之時就容易發生一些不好的政治現象，所以當時的清政府除了大力促進這種商業活動之外，也會對他們實施一系列的限制性政策。
清朝的商會圖
清政府為了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他們對於一些來到蒙古地區進行商業貿易往來的商人以及定居的普通百姓採取的是相對鼓勵的態度，但同時為了限制這些貿易往來的合法性以及規模，當時的清政府對於山西商人的蒙中貿易進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清政府對於商人的個人信息和銷售地點時間數量等進行了嚴格的規定，除此之外，一些比較特殊的商品，比如金屬白銀等都是不允許在蒙古地區進行交易的商品。這些進行蒙中貿易的山西商人還要為當時的清政府繳納許多的稅款，以此來作為進行蒙中貿易的前提。
山西商人的蒙古貿易活動對蒙古社會經濟文化的影響
隨著時間的發展，山西商人的隊伍在不斷的發展壯大，山西商人與蒙古進行貿易往來的規模也在逐漸擴大，商業貿易活動的不斷繁榮刺激了蒙古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蒙古地區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實現了大幅度的上升。蒙古地區的百姓在適應中原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同時，他們的生活習慣也在悄無聲息地向中原人民轉變。經濟方面的發展帶動了文化方面的改變和經濟模式的分化，原先只注重畜牧業的蒙古人民開始分化出了各行各業，商業貿易的繁榮使蒙古地區的文化生活日益豐富起來，一些原本只存在於中原地區的娛樂活動和文化交流勝地，也開始出現在了蒙古地區的許多城市之中。
晉商的主要貿易線
其實，商業活動方面的貿易往來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方面的交流，商人在進行貿易活動中所提供的商品，實際上就是一種由勞動和文化相結合的產品，這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原地區人民的思想文化底蘊，雙方在進行生活用品交換的同時，也進行了文化的相互滲透和渲染。只是因為蒙古地區的生活水平相對比較低的原因，所以在山西商人所進行的這種蒙中貿易往來當中，主要被滲透的對象是蒙古地區，通過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實用價值的不斷激發使得當時中原地區的文化開始逐漸的融入到蒙古百姓的生活當中，在這種看似平常的商業貿易往來當中，實現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也達到了清政府鞏固對蒙古地區統治的目標。
晉商曆史照片
結論：
在當時清朝的商人與蒙古所進行的商業貿易往來當中，山西商人所做出的貢獻是最大的，他們是蒙中貿易的主力軍，一些生活用品以及其他交易商品的選擇都是由山西商人經過慎重考慮之後決定的，他們選擇的這些商品都體現了非常濃厚漢族文化內涵，同時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也非常高，深受蒙古地區百姓的喜愛，這也是山西商人的蒙中貿易能夠持續這麼長時間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說山西商人在促進自己生意興隆的同時也達成了文化滲透和交流的作用。
在文化發展水平不對等之時所進行的一種商業貿易往來實質上是一種文化滲透和交流活動，雙方通過商品互換的過程，接受了由對方商品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在清朝山西商人所進行的蒙中貿易之中，蒙古表現百姓與漢族百姓之間的商品交換，實質上是一種由商品使用價值所體現的一種文化交流方式，這些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文化傳輸的導線。
參考文獻:《晉商》、《馬可波羅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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