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庭翰 王浩：美國“逆全球化戰略”的緣起中國“一帶一路”的應對
作者：陳庭翰，經濟學博士，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博士後；王浩，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新疆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一帶一路百人論壇
引子
文章從經濟全球化進程的規律性起伏與二戰後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下經濟全球化的過渡與演變中發現，經濟全球化是霸權國為了獲取霸權收益而建構的國際體制，而逆全球化則是霸權國利用國際制度二用性對崛起國採用的大國制衡戰略。美國學界認為，中國崛起以及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對國際體系構成了潛在衝擊，從經濟治理價值觀、霸權收益機制與公共物品供給三個領域影響美國對霸權的維繫，因而有必要進行制衡與反制。作者認為在這一戰略衝突的敏感期，中國的 “一帶一路”建設應強調規則互補與戰略共生，協調好全球治理與區域治理中的競合關係。
經濟全球化是冷戰後國際新秩序最鮮明的特徵之一，也是國際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基礎。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接納了全球化所形成的國際規則與體系，並在加入世貿組織後系統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中。烏拉圭回合以來，雖然各國在技術標準、敏感產業開放、環境與知識產權、勞工待遇、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等深層次領域的區域合作談判陷入僵局，但區域內貿易協定等新的合作方式依然能推動全球化的發展。美國推動的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ＴＰＰ ）、東盟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ＲＣＥＰ ）等多邊合作框架皆在有條不紊地談判中，歐盟東擴步伐也在加速推進。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從促進與推動多邊貿易互惠與區域性經濟合作角度出發提出了 “一帶一路”倡議。然而，以英國 “脫歐”事件為開端，全球範圍 “黑天鵝”事件在２０１６年後集中爆發：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美國相繼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 ＴＰＰ談判，民粹政黨在法、意、德等國迅速獲取議會席位， ＲＣＥＰ談判進展放緩並接連受阻，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等等。在全球宏觀經濟狀況並未發生劇烈變化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浪潮為何突然風起雲湧？筆者認為，由於大國之間不再侷限於對近期經濟利益的爭奪，而是通過權力制衡與體系制衡以爭奪國家獲取長遠經濟利益的保證。作為全球第一與第二大經濟體，中美之間爆發的貿易糾紛是這場逆全球化浪潮下國家間博弈演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逆全球化的權力視角：經濟全球化的戰略屬性
逆全球化看似是先由英國前首相卡梅倫的一場政治賭博為起點、後由對政治妥協傳統嗤之以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動的偶然性事件，其根源卻是來自全球化核心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戰略性反思。實際上，逆全球化模式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紀上半葉英美應對 “大蕭條”的政策風格。當時，經濟危機爆發的第三年，英格蘭銀行終結英鎊金本位制度並宣佈英鎊貶值，掀起全球範圍的貿易戰；之後，羅斯福以 “美國復甦優先”為競選綱領當選美國總統，單方面撕毀與英法兩國的匯率協定，使美元貶值並提高進口關稅，其做法一如以 “美國優先”為競選綱領的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對中歐舉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
從歷史經驗可以發現，兩次逆全球化都出現在全球性經濟危機時期，且發起方都是當時構建與維護全球化秩序的主導國。我們亟待從權力視角將大國戰略變量考慮進來探討經濟全球化與霸權國體系之間所存在的內在聯繫。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國際機制搭建的核心要素。當國際社會存在一個可能對全球進行權力投射的力量時，國際機制搭建成本能夠降低。而能夠主導國際機制的國傢俱有足夠維持治理國家間關係必要規則的能力並充分發揮這種能力，則成為了霸權國。 由於利益涉及各個區域與領域，僅通過單邊或雙邊機制保障利益的邊際成本將非常高，因此，霸權國趨向於依託自身力量投射構建多邊國際機制，以提供公共利益換取多邊機制對其利益的支持。 公共利益來自霸權國提供的公共物品與更廣空間的 “搭便車”行為，也來自於霸權國構建的國際機制所能發揮的普惠性、各國享受霸權國的物質資源與機制資源帶來的溢出效益與正外部性。英國霸權體系隨其全球殖民地體系形成，其霸權利益來自世界的貿易利益增殖與轉移，因而經濟全球化是其維持霸權體系的國際機制。美國霸權體系建立於二戰後的全球軍事同盟體系，龐大的同盟體系支撐起美元霸權與全球貿易鏈，經濟全球化正是其貨幣霸權與貿易霸權的根基。通過建立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與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各國能夠從平等開放的多邊談判中獲得更低門檻的產業體系轉移與更高效率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福利。
然而，如果將國際機制視作是霸權國提供的一種公共服務，相對的，當霸權國力量遭到崛起國的侵蝕時，其主導的國際體系必將面臨衝擊。對於霸權國而言，維護霸權地位代表了霸權國的整體社會利益；只要霸權體系得到保障，那麼其自身的國家安全、經濟財富、意識形態、社會價值觀就能得到保障。 這時，霸權國體系與崛起國體系對國際制度主導權的爭奪是霸權能否發生轉移的決定因素，國際制度也就展現了公私二用的屬性：當國際制度作為公共物品為國際社會提供製度資源與正外部性時，其體現 “公”的屬性；當國際制度在國家間競爭時發揮遏制挑戰國功能時，其體現 “私”的屬性。 對於潛在霸權國而言，構建屬於自己的國際體系，在 “私”的方面尋求對舊有霸權體系的競爭優勢、在 “公”的方面通過重塑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尋求公共物品的供給方式。霸權國最大化利用這種二用性特徵、通過調節國際體系的“公”屬性與 “私”屬性的倚重性，成為其維護霸權的一種卓有成效的戰略選擇。因此，在這一權力視角下，逆全球化則可以看作是霸權國對既有霸權體系進行修正的一種戰略：霸權國有意調動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將逆全球化的相關理念付諸政治與經濟戰略中，通過減緩或破壞經濟全球化下的多邊治理機制與貿易自由化秩序縮窄經濟全球化中 “公”的屬性，採取反全球化措施加深全球化機制中 “私”的屬性特徵，榨取舊有全球化體系的剩餘利益並最小化自身所受的負面衝擊，擇機重新構建新的國際機制以實現霸權護持。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第一次逆全球化浪潮發生於英美霸權更迭前夕。當英國發現經濟危機使其護持原有全球化體系的成本難以承受後，選擇走向逆全球化，通過縮減轉移性支付、實施保護性匯率、提高關稅等措施榨取全球化體系的價值，保護自身利益不受損害。作為霸權國合夥人的美國也採取了經濟追隨政策， 與英國一道拉開逆全球化的簾幕。近年來，世界迎來新的崛起國，全球範圍的金融危機再次爆發，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影響力逐年削弱，逆全球化作為霸權國的戰略選擇被放在臺前。然而，這一次的逆全球化與上一次有所不同，這種不同不僅來自於美國有別於當年英國的特徵，也來自於崛起國———中國有別於當年美國的特徵。
二、經濟全球化的過渡與演進：美國霸權體系的核心利益
以英國霸權為典型的權勢霸權嚴格遵循 《烏德勒支合約》中的國家均勢概念，認為 “一國不應過分處於對其他國家的優勢地位” ，這種通過同盟手段與轉移性支付推行扶弱制強的均勢戰略使經濟全球化更多表現為一種貿易形式。美國霸權體系較之英國則體現出以權勢霸權轉向制度霸權的特徵， 其實質是霸權國建設霸權體系的重點由外交慣例與權力對峙向制度認同的深刻轉變，其經濟全球化不再只是一種貿易形式或開放形式，而是上升為多邊治理機制或理念。在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美國體系的制度建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遵循內嵌自由主義建立的自由國際主義下的經濟全球化，第二階段是遵循新自由主義建立的新全球化。
（一）美國主導的內嵌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
美國的內嵌自由主義思想源自 “大蕭條”時期美國經濟學界將政府權力引入市場經濟治理範疇的嘗試，形成了凱恩斯主義並在之後成為美國構建經濟全球化秩序的指導原則。凱恩斯計劃與基金穩定方案倡導在多邊主義的國際環境下，各國間自由貿易往來與政府的調控機制都應得到保障並有機結合，因而以政府間平等合作機制促進國際經濟合作是美國國際體系的核心理念，同時也成為主要國際機構的創建理念。 關稅貿易總協定機制確立多邊主義與關稅減讓原則，各國保留社會政策的保障、豁免、例外、限制等原則；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確立扶弱原則，基金為逆差國提供 “貨幣緩衝”等收支失衡保障功能；世界銀行為缺乏資金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直接的外部支持，以緩解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因市場機制不足所導致的各國資源分配不均衡。幾大國際組織還秉承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被動性原則與民主性原則，尊重各國經濟主權並給予各國相對平等的投票權，這不僅緣於凱恩斯主義的外延、也緣於美蘇爭霸下的價值觀競爭。總的來說，國際間機制、各國平等性與普世價值觀共同構成了美國霸權的公共物品供給體系。正是得益於美國公共物品供給體系深入國際機制與價值觀層面，美國成功建立了美元霸權與貿易霸權。內嵌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象徵著美國霸權體系的一次修正，其修正動機正是來自霸權國根據貨幣霸權與貿易霸權建立後全球經濟發展的新狀態，對公共物品進行調整並建立新的利益攫取機制。
（二）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下的貨幣霸權體系
在貨幣霸權領域，瓦解佈雷頓森林體系並推行貨幣霸權與金融全球化是美國進行體系修正的核心，代表著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利益。建立金融經濟體系並向全球金融市場尋求租金本質上是美國決策層對實體經濟 “空心化”摧殘美國霸權經濟基礎的應對。金融霸權的建立是在擺脫 “特里芬難題”制約的同時，以金融作為控制全球經濟命脈的新方式與新工具構築新的霸權經濟基礎。 總的來說，貨幣霸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貨幣霸權產生額外收益。由於美元能在境外集聚，貨幣霸權賦予了美國從美元儲備國籌集無息貸款的功能，美國能夠無償利用其他國家的商品和服務而無需增加本國貨幣供應量。由此，美國能從他國央行持有的新增美元儲備獲得鑄幣稅，並在為他國銀行提供結算與支付服務過程中獲得佣金收入。根據學者估算，截至２００２年，美國貨幣霸權所帶來的幣權收益已經高達一萬億美元。
第二，貨幣霸權使美國財政政策能深刻影響他國經濟運行。由於各國都需要以美元為外貿主要結算方式並儲存美元形成外匯儲備，美國擴張或緊縮的財政政策會直接對他國貨幣匯率施加升值或貶值壓力。他國需要就美國財政政策進行政策追隨或危機回應，以降低匯率波動帶來的負面效應；然而無論他國政府做出哪種選擇，都難以避免短期匯率波動造成的外貿受損、美元流動性波動下的資本外流與流動性不足以及為保護匯率所付諸的沉重政策成本。
第三，貨幣霸權是美國金融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建制基礎。一方面，由於全世界共同分擔政策成本，美國可以長期推行擴張性貨幣政策， 因而美國採取金融自由化並不會衝擊本國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反而有利於離岸金融市場資本回流； 另一方面，美國信用市場上的外國投資不僅強化了美國不斷增加預算赤字的能力，也能使美國金融市場長期保持低利率以刺激美國家庭的債務融資消費。 美國金融集團利用此便利大力推行金融市場創新與私有財產證券化，不僅在國內實現了家庭消費的信用化、也成功掌控了全球金融產業的主脈絡。
第四，貨幣霸權為美國霸權提供關鍵性的 “粘性權力”。由於貨幣霸權為美國提供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長期順差，從而使美國具有承擔經常賬戶逆差的能力，進而使美國進口貿易的公共物品化成為可能。二戰後全球經濟重建期間，美國採用相對自由公平的貿易機制長期扮演他國最終消費品 “市場提供者”的角色，為他國提供市場動力、交易便利與貿易擴大；他國在實現經常賬戶順差後，則將出口所得迴流至美國以賺取投資收益。這種制度化的利益轉移鞏固了美國霸權根基並誘導各國圍繞美國內需市場構建外需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促成了 “金融國家對貿易國家”國際分工格局的成型。在這一格局下，各 “貿易國家”一方面需要接受來自美國需求的市場勢力，另一方面為了確保貿易競爭力被迫承擔維繫美元穩定的責任，並認同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與利益機制的普適性，使得他國自發向美國靠攏併產生對美國經濟政策與制度的嚴重依賴，形成了美國霸權特有的 “粘性權力”。
（三）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下的貿易霸權
貨幣霸權產生於資本與金融領域，並以 “粘性權力”形式建立廣泛的進口市場。不過，進口貿易的公共物品化與美國建立貿易霸權並不衝突，因為其貿易霸權的實現形式並非體現在進出口規模上，而是體現在產業價值鏈上，準確地說是體現在美國企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實現“高端鎖定”的鏈域霸權。產業與貿易的全球化與跨國公司縱向解體是２１世紀前後經濟全球化最為顯著的變化，也是鏈域霸權的建構基礎。在產業鏈分工體系下，通過產業鏈治理佔有產業鏈租金、進而達到促進經濟福利並在微觀經濟活動中保持競爭性的狀態，是美國建立新型貿易霸權的主要模式。以美國高新技術工業為典型的大型跨國公司採取 “歸核化”戰略，將組織邊界控制在核心技術研發與生產區間內，將資產專用性較低的非核心部分置入全球碎片式產業價值鏈合作體系中。該體系將產品的生產擴大至地域與企業間，並在公平交易市場 （ Ａｒｍ＇ｓｌｅｎｇｔｈ ｍａｒｋｅｔ ）下的各運行實體之間建立合作，或通過跨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維繫關係。
對於一國企業而言，只有通過尋求全球產業價值鏈接入才能獲得信息對稱、技術交流與知識轉移，實現產業升級與產品附加值增長。然而在美國貿易霸權下，他國企業在與美國買家形成價值鏈合作關係後，將面臨買方所施加的非公平關係壓力，從而扭曲了他國企業的既定升級軌道。 這是因為，當美國企業在全球高價值鏈域中獲得壟斷效應後具備了 “參數定製權力”（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 ｓｅｔｔｉｎｇ ），可在產業間與產業內分工、貿易體系內框定對他們有利的產品參數，然後為他國企業提供相應的價值鏈接口，使他國企業圍繞美國企業的價值疊加流程構建當地產業集群。這種集群必然是以勞動密集與低成本為優勢原則形成的，雖然能夠在大規模生產過程中輸出相對於當地收入水平更高的經濟福利，卻也使當地集群落入 “非脆弱”區間，對尋求突破鏈域封鎖的動機不足。因為在技術與資金匱乏前提下，以全球買家為核心開展貿易要比尋求 “全流程”的追趕通道發展模式具有更高的風險。
不過，為規避風險而保持既有競爭優勢下的價值鏈合作並無益於本國企業的長期發展，因為所承接產業的類型對本國貿易與工資水平增長的促進程度也會有所不同。當一國企業持續集中在勞動密集鏈域內展開合作，這種正效應將難以持續。 而當企業為追求長期經濟福利嘗試更高層次的工藝創新與技術創新時，低技術加工與組裝貿易成為掣肘，因為較差企業間交易複雜性不利於刺激組織自身創新系統的完善與發展。 實際上，這正是美國通過新的價值鏈治理方式實現對各國企業的價值鏈壓制，這種治理方式被稱為 “俘獲型價值鏈治理模式”。近年來，美國在亞太區域的產業夥伴出現南移與西移，開始尋求新的價值鏈俘獲對象。
由於加強了資源稟賦利用效率與相對比較優勢、降低了交易成本、在面對面交易中帶動了學習效應，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下全球產業價值鏈模式顯著促進了全球經濟福利。中國、東盟、印度等具有一定資源稟賦的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紛紛建立能夠滿足全球買家對產品標準化、質量控制與大規模生產要求的產業集群，只要不威脅核心技術與創新能力等核心利益，美國企業願意主動向各國提供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外圍技術轉移。根據 Ｂｈａｌｌａ等學者研究，無論是採取何種測算方式，得益於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整體進步，全球收入分配都呈現趨於公平之勢，全球基尼係數由１９８９年的６７．９４ — ６７．３９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６０．９２ — ５８．８６ 。不過，美國貿易霸權的核心利益也進而清晰，那就是美國企業在價值分割中對產業鏈租金的佔有權。這種佔有權由知識優勢與體制優勢共同構建：知識優勢轉化為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以確保美國企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高端鏈域的壟斷經營。至於體制優勢，首先是保持組織治理優勢，通過持續性的組織創新建立模塊化等新企業構架刺激組織運行效率與技術創新，進一步提高佔有產業鏈租金的效率；其次是依託美國的精英教育體系與移民政策獲得全球高精尖人才，反作用於知識優勢。這種以知識與體制相互作用的霸權維持方式同樣展現了美國霸權的制度性特徵。
三、霸權國亟待制衡之策：美國推行逆全球化戰略的根源
美國並未在國際體系獲利、貿易逆差難以扭轉、本國勞動者深受經濟全球化侵害是特朗普政府推行以針對中國為核心的逆全球化政策的官方解釋。表面來看，長期去工業化影響了美國大部分勞動者的從業權利與經濟福利，構成了特朗普政府施政方針的民意基礎，使得逆全球化政策更像是美國面對國內經濟利益分配失衡、貿易結構失衡的一種政治反應。 英國、法國、意大利等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也遭遇類似的經濟問題而釋放此類政治反應，這似乎並不是霸權國的專屬。堅持霸權擴散與守勢霸權理論的學者指出在中國一直尊重經濟全球化規則的現狀下，美中雙極結構可以保持穩定， 美國沒必要在當下拿起逆全球化這一戰略武器敲擊自己的國際體系準則。然而，挑戰不僅來自於全球化規則的挑釁者、也來自於對經濟全球化規則的遵從者，因為美國的核心利益是以經濟全球化來維繫，而非經濟全球化本身；全球化平行趨勢、超國家治理趨勢、經濟多極化趨勢等經濟全球化自然發展趨勢反而在動搖美國霸權， 因為遵從者們在全球化合作過程中所嘗試的新利益談判機制與利益分配方式未必符合美國的霸權利益並一定會削弱美國的參與程度與機制權力。特朗普政府真正關注的是 “美國並未在國際體系中獲利”，即並非有挑釁者在詆譭全球化規則，而是有遵從者在全球化規則下獲得了 “過多”的經濟福利轉移與機制權力轉移，從而使經濟全球化本身在侵蝕美國的霸權利益。美國的解決途徑是重構全球化秩序，對這類遵從者展開逆全球化戰略。當下，這類遵從者的代表正是中國，已經被美國從戰略上作為霸權潛在挑戰國對待，中美貿易摩擦是美國針對中國所採取的逆全球化戰略形式；美國將中國視為經濟全球化中經濟利益與機制權力轉移的最大獲益者，具有推動新利益談判機制與利益分配方式的建構能力與戰略動機。對美國而言，中國的建構成果在價值觀、霸權機制與公共物品供給等三個方面已經侵蝕美國的霸權利益。
（一）西方語境下的中國模式 “價值觀衝擊”
中國模式是中國自主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符合國情的發展模式，是一種內部改革模式與改革路徑，隨著中國的發展而逐漸豐富其內涵。不過，西方學者將中國模式稱為 “北京共識”，並放置於新自由經濟價值觀為根基的 “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將中國自主經驗異化為一種具有國際推廣性的建構機制，從而使美國認為中國模式表現了中國運用全球化規則 “另起爐灶”的戰略野心。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模式通過以下獨特性提升經濟利益：第一，強政府執行力與企業活力的結合。中國非常重視政府在宏觀調控與經濟體制改革中發揮主導作用，併為企業規模集聚提供必要的內部環境。中國的強政府執行力集中體現在所有制改革與相關資源的供給能力上。在所有制改革中，中國一方面加強公有制在國民經濟命脈中的主體地位，一方面推動私有化、國企有序淘汰與私有制經濟的發展，給予充分的社會與物質資源支撐企業創新精神的發育；在抓大放小的過程中公有制與私有制在規模與創新上形成良性互動，從而達成 “大衛與歌利亞共生”（ Ｄａｖｉｄ － Ｇｏｌｉａｔｈ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狀態。 相關資源的供給能力則是指政府對國家凝聚力與集體產品 （健康、教育、法律、秩序、基礎設施）的供給能力，為企業的有序發展提供物質與體制後盾，並協助糾正市場失靈。第二，堅定實施一系列出口導向政策。這一系列政策是從產業政策、財政支持到金融體制的全方位構建。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已經實施數十年，為加工貿易與勞動密集產業提供財政扶持與出口補貼，併為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提供力度空前的出口退稅政策；政府還發揮對央行與金融領域的管理能力調控資本賬戶、國民儲蓄、外商直接投資與主權財富基金，使貨幣匯率、投資方式保持在有利於促進產品出口與國內投資，使出口所得能更有效地運用於國內產業集群的建設。
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在具有經濟利益基礎後將展開價值擴張，而美國並未依靠經濟全球化規則有效做出限制。這種價值擴張被西方進一步解釋為是一種 “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通過控制市場，以內部壟斷和外部擴張為特徵，通過全球尋租、“去美國化”、排他性集團化等方式牟取國家實力的快速積累。 美國將 “國家資本主義”列為自由資本主義的對立方，強調中國模式在經濟全球化的便利擴張中運用不平等、不自由的異質性價值觀攫取不當收益。如果新興國家紛紛效仿並建立以國家為主要角色的市場體制、形成 “忤逆世界潮流”的集團，等同於在全球化規則下創建了新的談判機制與利益分配機制，分化美國的建構權力。除此之外，美國還擔憂得益於中國模式的異質性價值觀，中國整合全球範圍的碎片生產鏈條為系統化的地區生產網絡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從而對所有國家形成擠出效應，包括髮展中國家。 由於國家權力與地位無法抗衡身為債權方的霸權國政府與國際組織，拉美、非洲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無法建立異質性體制尋求行政效力，難以在南南競爭中佔得先機。 這種擠出效應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納入中國的產業價值鏈中、變為中國的原料供給地與最終消費品市場，從而使中國獲得具有獨立與封閉特徵的國際產業價值鏈，重塑了全球化規則下產業價值鏈的價值流動，進一步分解美國藉由經濟全球化所能獲取的外溢價值。
（二）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元霸權的影響
中國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始於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３年第２季度，人民幣貿易結算額突破１ ６００億美元，是２０１０年第１季度的５０餘倍；第３季度，以人民幣計價與結算的外國直接投資佔比超過５０％ ，而２０１２年第１季度這一佔比尚未超過１０％ 。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人民幣已經取代加拿大元與澳元成為國際結算第五大支付貨幣，並快速逼近日元；在債券發行方面，除了中國大陸與香港債券市場外，北美、拉丁美洲與歐洲的人民幣債券發行量也在迅速攀升。 在地位方面，人民幣獲得歐元與英鎊的實質性支持，加入ＳＤＲ貨幣籃子。“一帶一路”倡議的願景是促進中國新型開放經濟體的建設，其中人民幣國際化是實現願景的關鍵領域，承擔著支撐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金融合作、投資合作與信用合作的重擔。依託 “一帶一路”沿線跨國合作機構建立離岸人民幣金融平臺、以人民幣為核心展開投資與貿易活動、引導人民幣流通體系的建立、實現人民幣的流出與迴流，已經成為中國通過 “一帶一路”建設加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共識。 ２０１９ 年中國出臺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進一步強調強化香港的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與 “一帶一路”倡議、自由貿易區戰略共同形成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架構。
“一帶一路”的區域建設與貿易活動刺激了人民幣的流出，而人民幣流出的增多又推動了區域內人民幣計價的活躍。由於亞投行、金磚銀行等新的金融機構具有很強的人民幣投資功能，並以支持流通速率極高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項目為主，必然顯著提升人民幣在區域內的儲備與需求；且在經濟危機與美國自利行為背景下，各國為了分化外匯儲備風險而主動推動外匯儲備多元化，也為人民幣成為新國際貨幣提供條件。 雖然從中短期來看，人民幣並不能挑戰美元的貨幣地位、中方也沒有挑戰美元貨幣秩序的戰略設計，但人民幣結算在 “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內對美元結算產生一定影響與替代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隨著該區域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潛力進一步被挖掘，人民幣有可能借助區域經濟的蓬勃發展而加快國際化步伐。因此， “一帶一路”建設必然引起美國的高度警惕。
（三）“中國製造２０２５ ”對美國鏈域霸權的潛在威脅
在鏈域霸權下，在高端技術領域的知識優勢與組織優勢是美國霸權的核心利益，關係美國企業對全球產業運轉的控制能力與盈利能力。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更多視中國為新興市場而非新興強國，中國在快速發展中所形成的國內市場成為全球中高端商品與服務需求的增長點。雖然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８年間，高收入國家與亞洲四小龍在全球製造業價值鏈的比重分別由７４％與２１％下降至５６％與１１％ ，而中國的比重由４％攀升至１３％ 。但在西方學者眼裡，直至２０１０年前後，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仍然以國內市場為主要依託，其競爭力並未在高收入國家區域實現質的飛躍；民營企業則以發展中國家為外拓目標，出口低技術、低附加值、低產品價值的產品與勞務。換句話說，規模與利潤的擴大與其說是因為中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不如說是因為增長中的國內市場、產業扶持政策與所有制差異，因而並不能挑戰美國的鏈域霸權。 因此，近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歡迎兩國產業價值鏈持續合作，願意以一定範疇的知識轉讓為成本換取中國市場。
不過，近年來中國產業競爭力隨著技術積累與產業轉型而日益增強，並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具有高端鏈域上的貿易優勢。 而 “一帶一路”建設除了能推動跨區域產能優化以促進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與市場攫取的同時，還能強化中國在區域內所提供的技術溢出效應、要素供給效應與生產率效應， 推動區域價值鏈趨向以中國為核心的重構。從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可以看出，美國以擁有產權保護的優勢變現為權力，阻止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從非科技領域轉移至科技領域併成為地區與全球產業結構的重塑者。 在美國製裁中國的舉措中， １ ３００多項稅目的加徵關稅清單並未聚焦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加工貿易領域重點產業，而是以 “中國製造２０２５ ”所列的中國新世紀重點扶持與發展的高附加值、高技術產業為主，而以上產業在當下根本不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因。 之後，特朗普公開指責 “中國製造２０２５ ”作為產業政策對競爭市場的不公平性，並揚言要敦促中國政府放棄該戰略， 從而昭示了中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已經對美國的鏈域霸權形成實質威脅。
（四）中美在公共物品供給機制上博弈的升溫
公共物品意指通常由政府或社會團體提供、能被大多數人消費或使用、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的產品，引申到政治經濟學，公共物品提供效率被視為霸權國合法性的重要理論依據。 如前文所述，國際間機制、各國平等性與普世價值觀構成了美國的公共物品供給體制。具體來說，美國在制度上建立自由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在話語權上保護各個國家在談判過程中做出互惠或妥協的能力，並通過宣傳內嵌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念以構築資本與要素自由流通的價值觀支撐。這種供給機制在全球範圍開展並鼓勵、允許各國 “搭便車”實現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當各個國家滿足於當下公共物品供給體系效率而願意支付維護成本時，公共物品供給方就能藉由壟斷地位獲得非平等利益，但需要時刻防範企圖爭奪供應權的潛在挑戰國。⑧這一邏輯促成了美國近期的一系列舉措：一方面利用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與美歐貿易談判 “鞭笞”各 “盟友”協助自己，另一方面運用貿易戰、單邊制裁、各地緣衝突地帶撤軍、退出國際機制等公共物品 “私物化”措施投入公共物品供應競爭與供應方的利益變現。
“新型大國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所代表的中方新建構思想則不侷限於追求投票權、標準制定權等公共物品供應權重，而是將目光投向更適合中國政治、經濟能力與區域供求關係需要的區域公共物品供給機制。 首先，中國既欠缺在全球範圍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又不具有全球性的利益分佈，因而在 “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內提供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最具效率。其次，中國所追求的區域合作以技術性、較少爭議性、不涉及國家主權的功能性領域為核心，並使合作形成的新共同利益能夠超越主權糾紛與政治分歧。這符合中國的 “不干涉內政”原則與 “不稱霸”原則。再次，中國希望公共物品供給機制與國內產業政策實現良性延伸，實現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公共物品在區域層面形成有效投射。這是由 “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對中國比較優勢產業之間的供求關係所決定，也與國內 “走出去”產業戰略、建設新型開放經濟體理念相一致。
這種非安全類的功能性公共物品供給模式正對應美國體系的軟肋與弊端，從而引起了美國的高度警惕。一方面，功能性公共物品供給制度較少觸及國家之間在政治與安全層面的博弈，能有效地在區域內建立利益互信並顯著增加戰略對抗成本，降低冷戰邏輯餘存的陣營對立思想在區域經濟合作談判中的影響。陣營對立思想的緩和意味著各國對安全類、政治類公共物品的需求在下降，也就意味著美國安全類物品供應的需求在下降。另一方面，功能性的公共物品供給制度強調經濟物品與制度物品的供應效率與範圍恰好彌補了美國自利行為所導致的區域公共物品供給嚴重不足的問題，填補了經濟治理空缺。這使得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公共物品供應權顯著提高，從而加劇美國在經濟類公共物品供給方面所面臨的困境：如果持續採取自利行為降低供給成本，則可能無法阻止供給權向中國的轉移；加之中國治理方式進一步降低了安全類、政治類物品需求，則可能使美國的公共物品治理能力陷入惡性循環。
四、規則互補與戰略共生：對中國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的建議
美國的逆全球化舉措經英國體系前車之鑑與美國具體戰略決策驗證，是一種將國家權力投射到經濟利益爭奪的戰略手段，因此兼備區域地緣戰略與區域合作戰略屬性的 “一帶一路”倡議也必須被放置在權力視角來看待。由於霸權國需要通過威懾其他國家、索取剩餘效用以維持霸權，因而擁護霸權體系的盟友越強大、霸權的收益也越大，對其他國家的壓制能力也越強。 美國在美歐、美日貿易談判中尋求自利行為與鞏固盟國協約之間的平衡點，重點仍然落在中美貿易談判上，憑藉全球發達國家陣營對美國體系的支持保持對中國的壓制能力。因此，“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僅關係中國如何推動區域經濟合作與治理的地緣經濟問題，也關係如何應對美國的戰略制衡與反制。筆者認為，中國積極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與美國的霸權穩定戰略體系之間雖然形成了競爭與衝突，但雙方仍然應通過互相理解、互相協調與協同合作避免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從現實主義出發，美國必須接受 “多邊領導”才能有效採取自利行為並切實降低霸權維護的邊際成本，中國無意也無力支撐全球治理結構；從經濟收益出發，中美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已經高度互嵌，產業間與產業內分工與生產網絡廣泛建立、雙方貿易活動與投資活動極為活躍、產業集群已經形成共生髮展，實際上體現了兩國經濟發展已經具有共生關係的主要特徵：雙方在競爭中形成創造性的合作關係、無法脫離任意一方達到或維持高水平、具有差異化的定位的同時擴大共享領域。
因此筆者認為，在突出兩國的共享領域下維護各自的差異化途徑、在衝突中進一步尋求合作空間、最大化利用兩國合作協同的效率實現規則互補與戰略共生，是中國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所應側重的。具體來說，本文對 “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通過進一步擴大開放促進規則上的互信，以美國戰略制衡為契機推動改革開放與新型開放經濟體制的建設。在 “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可推動產業准入、最惠國待遇、金融體制、投資約束等領域的改革，在具體的開放機制上與國際進一步接軌，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一種擴展經濟全球化理念與原則的支持性戰略屬性，能有效增加中美兩國的共享領域、降低兩國在價值觀上的衝突；進一步的改革姿態也有利於降低美國盟友對中國可能會追求霸權的政治警惕，並減輕亞歐國家就加入 “一帶一路”倡議後可能陷入中美對抗的擔憂，從而更順利地推動 “一帶一路”在亞歐大陸的建設。
第二，通過增加專用性投資與供應權分攤加強中美公共物品的互補與互融，增進中美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中國可考慮加強 “一帶一路”公共物品供給體系對沿線外國家的開放性，歡迎美國扮演合適的角色，包括推動 “一帶一路”公共物品供給體系與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物品體系之間形成交疊利益，如積極參與伊拉克、阿富汗等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戰後制度重建與反恐部署。另一方面，中國可進一步強化經濟類公共物品供應並弱化安全類公共物品供應，使中美公共物品供應權形成更清晰的分離，推動兩國各司其職。美國在提出 “重返亞洲”戰略以來，強調通過改善軍事同盟運轉以對亞太地區盟友提供強有力的安全類公共物品，並在退出“ ＴＰＰ ”後收縮對東亞的經濟類公共物品供給，因而被視作是有利於中美各自負責不同類的公共物品，實現領導權均攤。 均攤現狀由於尊重美國在區域內的安全網絡利益，因而有利於中美在公共物品供給互補性的提高、有利於中國潛心經營新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
第三，將歐洲視為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領域，使歐洲進入中國的 “朋友圈”。從傳統的產能合作與基礎設施建設來看，亞洲發展中國家一直被視作是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成員。然而筆者認為，歐洲的重要程度不亞於亞洲發展中國家，甚至從長遠看，是中國 “一帶一路”倡議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為，亞洲發展中國家對安全類公共物品供給需求旺盛，長此以往必然會逼迫中美就誰來主導區域安全問題形成競爭，從而再次將中美拉入爭霸戰之中。而歐洲國家以歐盟為核心，雖然是美國霸權體系的秩序維護者，但也是全球產業鏈重塑與治理秩序的主要推動方之一，更可能與中國實現互利平等、包容開放的共謀關係。另外，歐洲作為美國霸權體系的核心維護者，具有與美國談判的籌碼。中國與歐洲就 “一帶一路”倡議達成共識將使中國也具有與美國談判的籌碼、加強應對美國戰略反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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