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白銀”在今天社會更多的是以首飾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更多起的是一個裝飾修飾的作用。但縱觀中華五千年的歷史，白銀所具備的職能和作用遠遠不止裝飾這麼簡單。

古代社會，白銀更多扮演的是貨幣的角色。白銀作為貨幣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但並不是古代所有的朝代都把白銀作為流通貨幣，這是為何呢？直到明朝，白銀才開始被作為法定貨幣來流通，在此之後白銀曾馳騁明、清、民國三朝長達五百年之久，這又是為何呢？

欲知詳情，你且往下看。

明朝之前，受財稅制度和金屬產量的影響，民間時常出現“錢荒”現象，白銀更多扮演的是貯藏手段的職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了十年的時間終於完成六國統一，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為了加強統治，秦朝施行了“車同軌，書同文，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政府統一制定的貨幣。

秦始皇統一貨幣

到唐朝兩稅法的出臺，造成中國古代首次“錢荒”現象開始出現，其實兩稅法的出臺原本是為了解決政府稅收吃緊的問題，決定夏秋兩季統一收稅，以錢代替租庸調製。說簡單點就是用錢來交稅，但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在市場關係下，物價和貨幣幣值（不是表面上的幣值而是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會經常出現波動，並不好平衡。

如果恰逢豐年或者災年，物價漲幅會更大，更加難以控制，甚至經常會出現“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 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的現象。

對於統治階級而言，之前繳納實物稅的時候，“布帛穀物”等都是由固定的數量的，但是兩稅法實施之後，必須以德宗四十年那年定下的規矩來繳納。雖然簡化了收繳賦稅的繁瑣程序，但在物價上漲時，軍隊的軍餉和官員薪俸以及賑災等方面的費用就會形成支出缺口。這個時候有些黑心商人會伺機屯貨，低買高賣獲得暴利，百姓生活就變得更加的艱難，久而久之社會矛盾顯得更加尖銳，農民起義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極易爆發。

但是對普通百姓來說，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極少的市場交易使得手中的流動貨幣本就很少。所以如果要在夏秋兩季繳納足額的貨幣稅，那就勢必要去市場上賣掉實物來換取貨幣，這個時候如果恰逢通貨緊縮，想要換得之前一樣的貨幣就需要增加實物的量。可普通百姓畢竟生產能力有限，很多人在這個時候就會選擇變賣家中的田地來湊齊要交的貨幣稅，這就會導致社會上的流民增多，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兩稅法下唐朝人換取貨幣

所以兩稅法實施四十年後，就出現了物輕錢重，民以為患的現象，形成了“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的局面。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無論是通貨膨脹導致的物價上漲，還是通貨緊縮導致的物價下跌，都給當時的統治者和普通民眾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針對這樣的情況，唐朝出現了一些改進的方法，比如，賦稅徵收可以用實物來抵，減少官吏祿俸中實際銅錢的支出，不允許將銅錢作為器皿、佛教用途、蓄積銅料，從而保證銅錢的絕對存量。雖然這一系列做法確實有效的緩解了“錢荒”的問題，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中國古代，因為金屬的產量少，從而導致流通中的金屬貨幣量一直處於緊缺狀態。布帛因為其容易破損和消耗的特點，本質上並不適合當作流通貨幣，但在唐朝布帛卻和白銀一起被作為流通貨幣來使用。

直到宋代紙幣“交子”的出現，才使得流通中金屬貨幣不足的問題得到了一些緩解 ，元朝為了滿足商品流通的需求，雖然表面上以白銀作為流通中的價值尺度（也就是一件物品是幾兩錢），但卻從不按正常的比率來進行元寶鈔和白銀之間的兌換，其實還是實行的紙幣本位制度。 直到元代末年，因為大量印刷紙幣使得通貨膨脹，紙幣本位制度徹底崩潰。可見明太祖為緩解這樣一個“錢荒”問題，發行的明朝紙幣，最終也是沒能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宋朝“交子”

其實綜上，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古代“錢荒”這個問題是一直存在的，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也是做了很多嘗試和努力，只是效果甚微罷了。這與中國古代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和古代對金屬的開採量有限是有很大關係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缺少製作貨幣的金屬，都使得古代封建王朝難以確立像西方國家一樣的先進貨幣財政制度。但是自從明中葉開始，隨著白銀的大量流入，這個問題也隨之得到了解決。

伴隨“大航海時代”到來，明朝中外貿易交流開始頻繁，白銀從西歐及日本等國大量輸入到國內，為白銀被作為法定貨幣奠定了基礎

16世紀初，隨著造船技術的發展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葡萄牙人相繼控制了很多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貿易據點，掌控著印度洋的制海權。葡萄牙人起初主要是用印度洋、東南亞地區的貨物來交換中國的貨物，但隨著中國貨物在歐洲銷路和銷量越來越好。葡萄牙人逐漸開始用白銀釆購中國貨物，在萬曆十年後基本全部以白銀結算，中國海關向葡萄牙商船徵稅也都以白銀徵收。後來荷蘭、英國等國商人也開始向葡萄牙學習在對華貿易中開始用白銀進行等價交換。

另一邊，作為亞洲的一個島國，日本歷史上一直盛產白銀，加上本國國土面積比較小，物產很少，這就使得其對中國的商品需求量特別大。為了維持本國社會的物資供應，日本不得不加大與古代中國的貿易交易，從而使得白銀大量流入中國。都知道做生意誠信和名聲是很重要的，但是日本在與中國古代王朝做生意時名聲似乎不是很好啊，從元朝到明朝的統治者和商人對於日本在商業貿易上的很多行為是非常厭惡的。朱元璋更是特地立了家訓來告誡子孫：

“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為不軌，故絕之。”

明清兩朝雖然政府禁止，但是在鉅額利潤面前，商人們還是選擇鋌而走險，民間對日本的走私貿易是屢禁不止。

明朝對外貿易港口

但由於明朝政府有禁令，商人又不好直接進行走私，這個時候充當中間商的葡萄牙就捲進來了，葡萄牙人利用中日兩國給予的優惠待遇，積極進行中間貿易。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佔領澳門後，開始主動與日本進行貿易交流，最終建立了以澳門和長崎為軸心的葡日貿易網絡。

明代的中外貿易主要以奢侈品為主，西方人來到中國後，中國的商品貨物獲得了更大的市場，中國外貿商品的構成也開始發生變化。與中國相比，同時期的歐洲在槍支、鐘錶、彈簧、羊毛、船舶和玻璃等生產領域已經佔有優勢。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明清時期社會低價的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這個時候美國和歐洲正處於“價格革命”時期。這導致中國商品以白銀為單位表示的相對價格極低，在國際市場具有很強的價格優勢。對外貿易的發展直接增加了當時明清政府的白銀貨幣收入。

明清時期美國白銀出口到中國兌換黃金可以獲得雙倍以上的利潤，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中外貿易交流並不是白銀流入中國的唯一方式，中、日、歐之間的套利業務也是白銀能夠流入中國社會的重要渠道。當然，明朝除了以上兩種白銀流入方式，還有一種方式也是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重要渠道。

明初的朝貢貿易中，明政府免除了外國貢船所攜帶的所有私人物品的關稅，並且回贈禮品的價值往往都超過了貢品的價值。 後來，隨著政府之間貿易量開始下降，民間的對外貿易量開始上升。 萬曆初年，明政府在各通商口岸對私貿進口貨物實行“抽”制，抽一定比例的貨物作為進口稅，進口貨物“其官方納稅人，但十兩之一”。

明朝朝貢貿易

這種情況下，即使走私猖獗但政府船舶稅收仍然很可觀，光福建省漳州市福海成縣一個港口，萬曆22年船舶稅收超過3.2萬。當時在一些外貿交易頻繁的地區，外貿市場收入甚至成為了地方財政的支柱。綜上，正是由於“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加強了當時世界上其它國家與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交流，這種交流不光是政治文化上的，更多的是經濟上的。這個時期發達的中外貿易活動，使得國際市場的白銀大量的流入國內，增加了當時明清政府的白銀儲量，給銀本位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明清白銀的大量流入，建立了銀本位貨幣制度，利於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提高金融和貿易實力，明清一度被西方稱為“白銀帝國”

明清時期的對外貿易和中外貿易存在的順差（當時中國主要出口瓷器，茶葉等生活用品，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長期佔統治地位，使得進口外國的商品比較少），使得外國商人大量將白銀輸入中國。給明朝確立銀本位的貨幣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萬曆九年，張居正進行了歷史性的財稅體制改革，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行一條鞭法。 所有的稅種都統一進行徵收，標誌著中國貨幣金融體系的最終建立。

後來一條鞭法被清朝繼承並進一步完善，白銀貨幣地位也隨之得到提高，白銀適用範圍也得到擴大。

張居正實施“一條鞭”

結語

明朝之前的“錢荒”問題，究其原因就是中國的金屬產量和白銀的產量不足，銅幣在流通中又不夠使用，政府為了稅收便利還要求人民繳納貨幣稅，使得市場中能流通的貨幣就更少。

明朝開始伴隨著大航海時代世界日益聯繫成了一個整體，中外貿易交流頻繁，使得外部白銀大量流入國內，這不僅緩解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錢荒”問題，也是明清時期能建立銀本位的貨幣制度的前提。白銀也從單一的貯藏手段只能開始具備很強的流通職能，極大程度上促進了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明清時期曾一度被西方人稱之為“白銀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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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錢荒 宋朝 交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