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明三個朝代9位皇帝13次敕賜，悉心培植“西來第一禪林”——遂寧廣德寺。使該寺成為綿延800餘年的皇家護國禪院，主領西南佛寺300餘山。
廣德寺開山鼻祖克幽禪師，兩度被帝王欽定為觀音現世。
始建於隋開皇初期的遂寧靈泉寺，距今1400多年，是民間公認的中國最早的觀音道場，自古以來這裡就有觀音三姊妹在此修行的美妙傳說。
宋真宗皇帝敕賜遂寧“觀音珠寶印”，認定遂寧為觀音道場，這比宋寧宗指定普陀山為觀音道場整整早了200年。
安史之亂後，佛教從皇家血統轉向生活化、藝術化的“民辦官助”之路。從遂寧到安嶽再到與之相鄰的大足，形成了一條蜿蜒200公里的以中國觀音道場和中國石窟藝術為主的佛教文化走廊。
佛、儒、道三教會宗，引領社會，教民修身養性，以德安邦治國。
遂寧作為中國觀音文化發祥地，被國家有關部門授予“中國觀音文化之鄉”稱號。
遂寧，古稱遂州。公元347年，東晉荊州刺史桓溫溯長江而上，剿滅盤踞在蜀地之“成漢”政權，結束了川蜀近半個世紀的混戰。凱旋之後，班師還江陵，這位大將途經遂州境地，但見涪江飄逸，田園如歌，扶老攜幼，民風淳厚，一派祥和安寧的氣氛。桓溫本是少年喪父，枕戈泣血，志在還報家仇，本無怒殺大戰之意，然因入仕，情勢所迫，雖年僅35歲，但已征戰沙場數年，感觸頗多，一種“嚮往平遂，厭戰思寧”的情緒油然而生，於是決定在這此設郡，取吉祥“遂寧”之名。
邇來1660年，無論朝野作何更替，遂寧城池不變，名稱不改，亦無大災大戰，平安度世，禪緣深厚。
禪，古印度梵語音譯為“禪那”，漢語意譯為“思維修”“棄惡”或“靜慮”，為禪坐默唸、正審思慮，是禪舉、善舉、德舉、道舉、真舉的佛教修持之具體體現。
千古遂寧，與禪道結下不解之緣，留下了一個個千古之謎。
遂寧德昭天下，三朝帝君敬奉廣德
廣德寺是一座具有皇家血統的千年古剎，唐初大曆年間（公元618年前後）建寺，素有“西來第一禪林”之美譽。寺中除善濟塔、三聖殿和佛頂閣修於清代,其餘主要殿堂皆建於明代,均為官式建築，古建群落5000餘平方米，為全川之冠。
據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補初先生考證：
西來第一禪林，即佛教觀音文化傳入東土後，被皇帝敕封的第一座十方叢林寺廟。
步入山門，可瞻仰廣德寺寺藏第一寶——明代聖旨坊，此乃歷代僧侶在寺內拜迎皇帝聖旨的地方。聖旨坊初建於南宋，現存的建築為明代成化年間改建，橫匾有顏真卿親書“敕賜禪林”四個金字，坊欄上書寫“聖旨”二字。坊形如翼，木質結構，為重簷歇山式，是全國唯一寺存“聖旨牌坊”。
“聖旨坊”為何廣德寺獨有？有研究者認為，克幽禪師是皇室嫡親，歷朝歷代的欽差到該寺宣讀聖旨時，須親臨寺內，寺中接旨，全國絕無僅有。而其他寺院要奉迎聖旨，都得出廟門十里。
在今觀音殿觀音三姐妹像後，有宋碑一塊，名曰九龍碑，上有唐、宋9位皇帝敕封廣德寺的記載。
廣德寺珍藏有兩顆價值連城的御賜玉印：
一是宋真宗皇帝欽敕廣德寺的觀音珠寶印，上有“賜敕廣利禪寺觀音珠寶印”字樣；另一顆則是明武宗敕賜的“四國文玉印”。據史料載，明正德八年，廣德寺為全國首屈一指大廟，為了便於管理西南地區的寺院，明武宗特向廣德寺敕賜“四國文玉印”，上刻有漢字、緬甸文、僧伽羅文和巴利文之拉丁字母四種文字，統領川、滇、黔大小寺院300餘山，凡蓋過此印的通牒，僧侶出訪他國，也毫無阻攔，倍受禮遇。
克幽禪師，兩度被帝王欽定為觀音現世
克幽禪師，是一代女皇武則天的重孫、唐第四代皇帝唐中宗李哲的孫子、唐玄宗皇帝的侄子，俗姓李，名文通，“克幽”為唐代宗皇帝給他的賜號，他是保唐宗（禪宗支派之一）在蜀地的第四代傳人，被尊奉為“護國禪師”。
克幽生於唐代開元十五年（公元728年），祖籍隴西（今甘肅省臨洮），父輩因做官入川，居遂州長江縣（今大英縣回馬鎮）。他幼年攻讀經史，立志進入仕途，然體弱多病，常被疾病纏身，決意出家修行。
唐天寶年間（公元752年），25歲的克幽前往成都淨居寺，拜無相大師為師，皈依佛門，終成一代高僧。
唐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克幽參南陽慧忠國師，乃居南陽白崖山，禪法精進。
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氣病交加的肅宗皇帝（唐玄宗三子，玄宗西逃後繼位）聞克幽道行高深，遣內給事孫朝進將他迎到京城，入內宮講經受供，待以師禮，在禁宮講授《仁王般若經》等。
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辭京返蜀回彭州白鹿山，肅宗長子代宗皇帝與王公大臣把他送到京城光順門，禮甚隆重。
唐代宗大曆二年(公元767年)，39歲的克幽應劍南東川節度使杜濟恭請，到遂寧石佛寺(即廣德寺前身，始建於公元618年前後)任住持，為開山第一代祖師。
唐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年），廣德寺內忽然呈現吉祥光華，見克幽禪師身坐圓光中，遠近花卉，變成蓮萼，人皆驚異。遂州刺史鮮于曼、代宗皇叔李樸對他特別虔誠信奉，經常參拜其座下，禮問佛學秘要，於是克幽身邊弟子、學者雲集。
唐代宗大曆九年（公元774年），克幽禪師又奉召入京，與道士史華論義，華理屈，他更受尊崇，回川時獎賜極隆。由是學徒雲集，爭來寺內恭聽法音和接受戒律。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六月(公元778年)，代宗皇帝敕改寺名為“禪林寺”，敕封禪師名“克幽”，並賜紫衣。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遂州大旱，井池皆涸，遂寧城鄉很多人因為缺水即將失去生命，克幽禪師用慧眼在寺院西北角今“聖水井”的位置發現了水源，解救了無數生靈。德宗皇帝接此奏報，甚為感慨：大師善濟黎民，莫非觀世音現世？於是立即敕封寺名為“善濟寺”。
唐宗貞元三年(公元787年)五月，克幽禪師對僧眾們說：“吾於此方緣盡，不久將行”。九月十一日，克幽禪師堂中升座，對大眾說：“時至矣”。跏趺而坐遂圓寂，住世六十春秋。遂州刺史韋成武令其門徒及僧眾，在廣德寺南建塔，將禪師金身裝龕入葬於塔中，俗稱“肉身塔”，又名“舍利塔”。塔名曰“善濟塔”，塔高十三層。
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得皇帝詔令，全國掀起毀寺滅佛。廣德寺善濟塔也未能倖免，一夜之間變成廢墟，克幽禪師舍利塔被殘暴摧毀之時，塔基頓陷，瞬間變成荷塘一遍，蓮花呈現祥瑞。
唐昭宗天覆年初（公元901年），遂州刺史(相國琅琊)王簡在克幽禪師原舍利塔池中得一金鉤連鎖骨，上面鐫刻有“觀音大士”字樣。王簡立即奏報朝廷，稱克幽禪師就是觀世音現世。唐昭宗准奏，令國庫撥巨資重建寺廟。
唐昭宗天覆三年（公元903年）四月，昭宗皇帝敕寺名為“再興禪林寺”。
北宋真宗鹹平三年（公元998年），真宗皇帝敕賜寺廟太宗皇帝御書《聖文神筆頌》。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正月，真宗皇帝敕改寺名為“廣利禪寺”。同時又賜“敕賜廣利禪寺觀音珠寶印”一枚。
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六月，仁宗皇帝敕賜御書堂之門二軸。
宋哲宗元祐年間（公元1086——1093年），此時正是宋徽宗在遂寧作“遂寧郡王”時，也正值克幽禪師圓寂300週年紀念，遂開始改建“善濟塔”。此塔現存於廣德寺大雄寶殿西邊，為方形磚石結構，改建後的塔高為七層，高22米，頂部有“克幽之塔”四字。雖經千年塵風俗雨卻巋然不動，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宋舍利塔之一。在康熙29年版本的《遂寧縣誌》中有“善濟塔”改建時遂寧進士、時任安嶽知縣趙嗣業撰寫的《克幽禪師記》和《善濟塔記》。
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徽宗皇帝敕諡克幽禪師為“慈應大師”。當年正月初八日，“善濟塔”正式落成。
宋徽宗政和年間（公元1111——1117年），廣利禪寺僧惟靖和尚至京講經，徽宗皇帝賜號“佛通大師”。
南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十月，孝宗皇帝敕諡克幽禪師為“圓覺慧應慈感大師”。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孝宗皇帝令敕尚書省參知政事四川宣撫使鄭聞至廣德寺，督建“聖旨坊”，並建碑刻記唐宋前後七次敕封年代。
明英宗正統年間（公元1436——1449年），廣利寺僧無際應召至京講經說法，英宗皇帝賜號“宗師”。
明武宗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廣利寺住持淨本上表朝廷，請敕改寺名為“廣德寺”。武宗皇帝准奏，下詔賜改，廣德寺名稱沿用至今。更為可貴的是，武宗皇帝為了便於廣德寺管理西南地區的寺院，特向廣德寺敕賜“廣德禪寺”寶印，此印為“四國文玉印”，這是中央朝廷對廣德寺的莫大榮譽，僧侶們憑蓋有此印文的通關戒牒，可通行全國乃至東南亞和歐洲。
歷史上雖有很多沐浴皇恩的皇家禪林，如唐朝長安慈恩寺、洛陽白馬寺、北宋天寧寺、南宋靈隱寺、明朝報恩寺等，但大都隨著朝代更替而興衰浮沉。遂寧廣德寺卻倍受皇恩，三朝帝王13次敕賜，這可謂中國佛教史上的特例。
川中地區形成一條200公里長的佛教文化走廊
安史之亂後，佛教從皇家血統轉向生活化、藝術化的“民辦官助”之路。從遂寧到安嶽再到與之相鄰的大足，形成了一條蜿蜒200公里的以中國觀音道場和中國石窟藝術為主的佛教文化走廊。
今天，當我們追問這條走廊的成因時，似乎就不可迴避的與安史之亂（公元755——762年）這個歷史時期產生了聯繫或是在時間上形成了關聯。
唐玄宗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古朝鮮國王三太子來華，初到長安即得到唐玄宗召見，後入川依禮處寂禪師，取法號無相。無相大師在川的三十餘年間，弘揚法道，在人生暮年，再遇入蜀國躲避“安史之亂”的唐玄宗，“太上皇”玄宗見無相大師，也極為禮敬，是為佛緣。
前面談到的廣德寺開山鼻祖克幽禪師，為皇室宗親，唐天寶年間（公元752年）在成都拜無相大師為師，成保唐宗的第四代傳人。“安史之亂”大亂時，皇朝岌岌可危，他於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受邀入內宮講經，以禪心安定心慌意亂中的唐玄宗三子、玄宗西逃後繼位的肅宗皇帝，也是唐朝第一個在京師以外登基再進入長安的皇帝。“安史之亂”平定後，克幽禪師於唐代宗大曆二年(公元767年)受邀出任遂寧石佛寺(即廣德寺前身)住持，他及廣德寺先後受到唐、宋、明三朝代皇帝的13次敕賜。克幽禪師圓寂300週年紀念之際，封為“遂寧郡王”的幼年宋徽宗趙佶也曾受廣德寺香火洗禮、古寺藏經薰陶和克幽禪師德能禪悟。
與今天遂寧緊鄰的安嶽、大足，在安史之亂後，佛教石窟文化的發展軌跡幾乎與遂寧皇家禪院的興盛之路處在同一水平線上，兩者之間是互存關係，還是同屬於一個佛旨主領下的從屬關係？目前，尚無有力的文獻可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一條佛教文化走廊在我國西南地區無以倫比。
安嶽，1958年前曾隸屬於遂寧行政專區。安嶽，同時也是廣德寺作為我國西南十方叢林主領300餘山中距離最近的地區，境內有摩崖石窟群落約200處，計10多萬尊佛雕、圓雕，有經文石窟15處、約40餘萬字。安嶽石刻起於與今天遂寧安居交界的臥佛溝，這組巨大的群雕裡其編號為50號的龕造像題記有“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癸亥，今有普州樂至縣芙蓉鄉普德里弟子楊義，為確保自身的平安，敬造千佛拜身供養”的字樣，這是臥佛院現存的最早紀年文字依據，開元即唐玄宗開元年間，也正是“安史之亂”這一歷史時期，偏安一隅的安嶽人，為營造和諧氣場，免受社會動盪之苦，造像祈福，由此展開了安嶽石刻的宏偉畫卷。
與安嶽毗鄰之大足，大規模石刻肇啟也是在“安史之亂”後的100年間，即晚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為保一方平安，官府在縣城北龍崗山（今北山）營建“糧貯十年，兵屯數萬”的永昌寨的同時在北山鑿造佛像，請求神靈庇護，此後州、縣官吏和當地仕紳、平民、僧尼等相繼效法。大足全境現有摩崖造像100餘處，計1000餘龕（窟），約5萬餘尊，特別是伴隨造像出現的各種經文、傍題、頌詞、記事等石刻銘文有10萬餘字，是我國西南地區的佛雕藝術寶庫。
其次是同在這一地區，佛、儒、道三教合一，相得益彰，融匯貫通，互為包容，體現了“仙佛同宗、三教同源”的思想，國內的這種契合在四川地區體現得淋漓盡致，而四川地區又尤以川中這條佛教文化走廊為代表。
另外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同在蜀地、同在這條佛教文化走廊上的克幽禪師、柳本尊，也都作為普通人成佛、成菩薩的。塑造真實人物化身觀音或佛，是讓佛教更好地服務於以人為本，教化民眾修身養德，這與佛雕擬人化、貼近民眾生活的思想是一致的。今天在遂寧、安嶽、大足可見的壁畫、佛像、佛雕，很多看上去似人似神，形態可掬。把佛教人物塑造成信徒與非信徒視野裡的可人可神的藝術形象，既不失神佛儀容，又具有宗教朝拜的偶像，這類造像不僅在國內其他地方佛教造像裡罕見，而且其造型在藝術品裡更是登峰造極。
道德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
五千多年來，在東方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華民族形成了以人的思想靈魂塑造、道德修身為核心的文化。
在這博大精深的、厚重的歷史沉積帶上，有“四大名片”影響了全世界——伏羲八卦、軒轅法道、老子道家思想和孔子的儒家文化，他們是中華文明的根文化，是推動歷史進程的主軸。
其中，老子的道德學說，是以天地自然之理闡析人之修身和以德治國，以德證道。後世的道學者，在學習利用老子哲學基礎上分出了各門各派，逐步衍生出了道教。在道教中，老子是個很主要的神仙，被稱為太上老君，尊為道祖、教主。而今天我們所熟知的道教，對於傳承老子的思想是有貢獻的，但它又主要是研究煉丹、養生、個人修行等等，這些就已經和老子的哲學思想有非常大的差距了，此道非彼道，所以老子的“道家”與“道教”是有一定的區別的。
而孔子，則是以禮說道，創儒教，倡行文教。孔子創立了以禮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的政治理想是“為國以禮”和“為政以德”，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打破了過去“禮不下庶人”的限制。孔子被後世尊稱為萬世之表的儒家鼻祖、至聖先師（聖人之中的聖人），他的學說被後來的專制統治者大加利用，儒家禮法成了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維護大一統專制統治秩序的根本保證。
孔子的理論體系，更直接作用於本民族的文化教育。在那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各地的“最高學府”莫過於書院。有史可考的我國曆史上最早期的書院是遂寧“九宗書院”。
遂寧“九宗書院”，始建於唐貞觀九年，距今有1370多年的歷史，比著名的嶽麓書院還早300多年。九宗書院位於遂寧城郊開善寺，也就是現在廣德寺的山門，山間優雅寂靜，古木參天。
九宗書院的創建人是遂寧唐初進士張九宗。張九宗在任遂州刺史時，注意民風，著重教化，見遂寧學宮廢祀，便致力恢復，在遂寧城南原廢祀學宮就基建書院，講學其中，親植柏樟，成為眾學子嚮往的求學之地。
九宗書院的辦學理念是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思”來源於以孔子為核心的儒家學派經典著述《論語· 季氏》，孔子教誨弟子做事為人都離不開以“思”為核心的道德修養，“九思”之意即：
凡目光所及之，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弄清真假虛實，分辨是非曲直，把人和事看得通透。
凡事要多聽多想，但不要偏聽與輕信，不只善於聽不同的聲音，更應注重聽得出對與錯。
待人處事，不大聲以色，要言語溫潤，胸徑開闊，心態平和，處變不驚，瀟灑自如。
面對他人，不論貴賤，均不得以驕傲、輕忽示人，恭從心，形於外，懂得尊敬與謙卑。
說話要言行於忠，表裡如一，誠懇坦蕩，實情告知，不得謊言欺世，不得愚弄於人。
做事與從業，要愛戴，不得苟且，須敬忠職守，方可獲得成功，才能創造驕人的業績。
人非聖賢，孰能無惑？有疑問時，不得永遠愚痴或貿然行事，要善於請教，以求得正解。
遇事要冷靜，三思而後行，不得意氣用事，不得莫名動怒，若衝動處置，必留禍患。
凡有所得，要合乎義理，合則接受，不合則拒之，切忌貪婪形色，見利忘義，背信棄義。
中國古代的書院與道觀、佛教寺廟為什麼大多都是近在咫尺或同在一個圍牆之內，而且幾乎都隱居山林之中，九宗書院如是，著名的嶽麓書院清代前一直與湖南最早的寺廟和道觀同一山麓，白鹿洞書院和嵩陽書院、衡陽石鼓書院也是建在山間。這是何故？
古人的建築佈局講究氣場。或許是因為這樣，一是可以形成一個與天地大自然融會貫通的巨大能量氣場，讓學子開啟彗性，開闢一片淨土，遠離市井喧囂，靜心修養身息，給予傳播聖賢教誨，闡釋道學義理，昇華人格；二是隻有那裡才有大量藏書，方便學者借閱；三是很多廟觀可以為貧寒學子提供免費用餐，享受“低保”。這樣的環境與社會關愛，都是為了利於對學子們的“德”能培養。
我國自古就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超乎“廣告效應”之說，在儒、道思想的影響下，歷史上的確出現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文景之治”，監獄成空、吏同虛設的“貞觀之治”，唐玄宗統治前期的“開元之治”，清王朝長達百年的“康乾盛世”這幾個最具“中國特色”的盛世時代。
我們擁有非常穩定的以家庭和宗族為中心的社會組織形式，尤其是道家、儒家經典為整個系統提供了一套意識形態，這套系統經歷過朝代更替、蠻族入侵，卻從未遭遇過根本性的破壞。其支柱何在？是道德根文化挺起了民族的脊樑。
1998年1月，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發表聯合宣言：
呼籲全世界21世紀如果人類要生存，就必須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
2009年10月28日美國眾議院以361票贊成、47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投票，通過一項紀念中國著名思想家孔子誕辰的決議案，認可他為世界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作出的巨大貢獻。
2010年6月19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向參加“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的與會者建議，一定要遵循中國古代偉大哲學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誨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他在論壇演講時提出：
如果我們遵循中國哲學家的遺訓，我認為，我們能夠找到平衡點，併成功走出這場巨大的考驗。
近一百年來的中國，在經歷了推翻皇帝、五四運動、國內革命戰爭、抵禦日寇，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抓綱治國、改革開放等一系列之後，依然回到了以德治國的軌跡上來。
佛教，在儒、道文化的土壤中植根
源於古印度的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67年的東漢時期正式由官方傳入我國，開啟了外來文化本土化的新紀元。然而如此偉大的宗教，在經歷了1700餘年的歷史後，卻從她的發源地印度滅亡了。
歷史證明，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其他任何宗教無法比擬的，而中國傳統文化反過來又對佛教有著重要的反影響，使得佛教漢化，讓佛教在中國得到長足發展。
佛家與道家、儒家的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就是教人從善立德。
中國有句俗語：舉頭三尺有神明。很多人不解，為什麼做壞事喪盡天良的人確實不會有好結果呢？
按佛教的觀點看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而是時候未到，因而有前世作惡今世報之說。
從道家的角度上講，那就是道德品質下滑、德的能量喪失、有質無形的邪惡氣場籠罩了他。
而中醫方面認為，那是由於心神不安、多夢、驚悸等因素作用下出現精、氣、神三大系統堵而不暢，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生命在低處，靈魂在高處。凡傳統的祭祀和朝拜，之所以要求絕對虔誠，是因為人們堅信，誠心三柱香，頭頂三尺之上就能溝通神佛，傳遞信息於虛空法界！這實則是為平抑心態、調節情緒、淨化思想、寄希望於未來實現最理想的效果。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現時代的人》一書中說：
2500年前，人類出現了一個“軸心時代”，中國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釋迦牟尼，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各自創造了自己的文明，影響了兩三千年的社會。
釋、儒、道的創立原則都是以人為本，並非神學。他們完成人類又一次野蠻與文明分界線，把人們轉化過來，靠道德引領社會，靠禮儀興邦，教化人們修養身息、累積德行。
2010年8月初，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演講時曝出驚人言論，稱已有46億年生命的地球將在200年內毀滅，而人類要想繼續存活只有一條路：移民外星球。霍金對此解釋稱：
由於人類基因中攜帶的“自私、貪婪”的遺傳密碼，人類對於地球的掠奪日盛，資源正在一點點耗盡。
2500年前的老子也說過：
謂天母以清將恐裂，謂地母以寧將恐發。
這是說天空如果遭受汙染恐怕要撕裂，大地繼續破壞恐怕要發作。臭氧層空洞的不斷擴大不正是“天裂”嗎？海平面上升、海嘯和地震頻發等不正是“地發”嗎？這是祖先的驚人預見。
當下全球變暖問題、自然災害頻繁問題、瘟疫肆虐問題、地下水汙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都是生態失衡，道法不自然，人類生存步入前所未有的窘境。
違反自然之理，必遭自然力量反撲。物質不滅，能量守恆，自然法則打破，生態失衡，人類必定顛覆自我。
早在2500年前，道家先哲們就預料將來：
仁、義、禮三個階段後，必然出現愚智時代。
老子的社會發展學說之所以將這個時期稱之為“愚智”，是因為在這個崇“智”社會里的人純粹是靠後天人心在用事和治世，是理智與愚智永無末期的較量。
當今的高智商犯罪、環境惡化、核戰爭等，都是由因一些人的仁德、義德、禮德、信德丟失，導致其陰木、陰金、陰火、陰土的旺盛而致。
其實，人生是有定數的，簡單的說，人生該有什麼，不該有什麼，都是有配額的。
比如富貴之人，自己太有福分了，為了平衡，就應當回報社會，多多施善，把福氣分享一些出去，好讓新的福分進來。
那些飲食過量、營養過剩的人，當是超過了配額，會陰陽失衡的。
而貪婪之人、利慾薰心之人，那就更不用說了，違背良心，違背配額的貪慾，必被自然規律反擊。
佛教之根，深深扎進儒、道土壤。釋迦牟尼、老子、孔子三個重要人物他們雖是在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下產生，但在最高層次的思想境界裡高度統一，他們所創造的思想，是後來社會賴以生存的主要精神財富。
綜上可見，道德根文化既是中華文化核心，更是佛、儒、道的深邃內涵，也是佛教在東土的立身之本。
自東晉桓溫見遂州祥和安寧，感慨於衷，定名“遂寧”伊始，似乎就註定了這方土地將會與禪道締結篤厚天緣。
千百年來，遂州子民，得涪江保障，靈泉滋潤，廣德善濟，形成了一個有質無形的能量氣場，這是人之德能、聰慧勤作和與自然神力相融的完美結合。
是為天人合一，是為遂州禪緣。
閱讀更多 強心飛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