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規定，若官員的年齡滿足七十歲就可申請致仕

致仕亂象

少數官員安分知足且辭榮知止。

沒錯，應該說宋朝時期這種類型的官員不多，屬於少數。這部分按時致仕的官員深知自身位高權重，伴君如伴虎，功成名就悄然而退乃是上策，如王彥超進封邠國公致仕、韓世忠除太師致仕，都是功成身退，沒有貪戀權力。事實上，這樣的知止行為，不僅得以繼續享受豐厚的待遇，亦能保住晚節、孝養雙親，實則兩全其美，甚至得大於失。

部分官員假意知止，以退為進。

還有一部分中高級官員藉助假意知止，實則以退為進，目的是為了贏得朝廷對其政治主張的支持與訴求願望的滿足，這在神宗時期表現得比較突出。

神宗朝變法，新舊黨派彼此傾軋，諸如範鎮、司馬光、富弼等部分中高級官員不贊成變法，皆以致仕為藉口，使得致仕一度成為黨爭的工具和手段。楊繒引用古語“老而知之，少而決之”，側面希望皇帝面對朝廷重臣的請求，多加挽留，以退為進的用意再明顯不過。

沒錢養老可是大問題

多數官員不安本分且戀棧貪位。

有宋一代雖然存在一批知止而退的官員，他們或享有較為豐厚的待遇及時致仕以保晚節，或以致仕為手段以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更多的官員仍然避免不了戀棧，抓著手中的權力不願放下，寧肯老死任上也不願歸鄉頤養天年。可以說，宋朝官員及年不退之風盛行。

宋朝初期自陳並許致仕，至宋朝中後期，歷代皇帝都通過政令來引導，甚至以更為強硬的命令規定理應退休的官員年及而退。對於不主動致仕的官員，皇帝將他們強行致仕並不附加優厚的待遇。可見，皇帝要求官員按時致仕的手段愈發強硬。但即便如此，現實中宋朝官員的致仕態度也與朝廷期待大相徑庭。

總之，宋朝待致仕官員中既有不及年齡便提出退休者，也有已過年齡仍然戀棧不退者。面對戀棧難題，宋朝政府試圖通過完善致仕制度予以解決，且不乏強制官員及年而退的措施和規定，但收效甚微，不願年及而退者仍然不在少數。

多數官員不安本分且戀棧貪位

宋代官員為什麼不想退休？

不想退休的主觀原因：物質條件吸引

人的主觀意識常常受到物質狀況的影響。年及之官員面臨致仕與否的選擇時，也毫不例外。待致仕官員中既有因生活條件窘迫而不願卸任歸鄉以圖溫飽之人，亦有貪戀權財沉溺於紙醉金迷繁華世界而故作不知退之人。

底層官員擔憂生活無保障。

相比較中高級官員的致仕後的待遇和條件，底層官員在致仕之後實際俸祿減少，常“食不果腹”，無以為繼。正是基於這種對致仕後不堪實際境遇的擔憂和顧慮，只能以故作不知致仕來延續現有待遇。

自太宗至仁宗朝，宋朝皇帝均注意到官員在致仕後俸祿不足果腹的問題。即便如此，非高官致仕後享有的待遇還是有些差強人意，以致宋朝中後期，將要致仕官員大部分不願意轉官致仕。

相比致仕，官員還是希望任官取俸。儘管皇帝多次頒佈詔令也未能解決官員年及不退的問題，因為根源上並沒有解決退休人員的待遇問題，皇上口頭喊喊，那麼大家也就耳朵聽聽。於是故作不知以繼續享受現有恩俸之現象禁而不止也就不難理解，在所難免了。

中上層官員拜金風氣盛行。

中下層官員顧慮致仕後食不果腹，無以為繼，故作不知退尚且情有可原。然而在宋代拜金現象幾乎成為社會風氣，在中上層官員之間尤為盛行。部分時人入朝為官的初衷就是為了享受高官厚祿，即尋求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權在利在，權失利亡。

換言之，致仕後便伴隨著權力的消亡，既得利益會受到極大的衝擊，故而多數官員皆昧利而數年不退，繼續為官。這從側面可以窺見官員主觀上存在過度追求錢財的現象。甚至個別官員因為人貪濫，至年老時愈加嚴重，不加悔改，而終遭放罷之處置。

所以，由於現實因素的影響，宋朝多數待致仕官員均在代價和利益之間尋求平衡，擔憂基本物質需求得不到滿足。在物質的誘惑下，使得部分應致仕官員貪戀權財，進而導致年及而願退者很少。

在物質的誘惑下，使得部分應致仕官員貪戀權財，進而導致年及而願退者很少。

不想退休的客觀原因：詔令隨意善變

宋朝政府通過詔令等形式對致仕制度進行頻繁調整和修訂，使得致仕制度呈現出善變和隨意的特點，帶有更加明顯的人治色彩，這也成為官員不能按時致仕的制度性原因。

及年不退的官員待遇有別。

從政策上來看，若朝臣到了七十的年齡就該致仕。但仁宗為了禮賢，對部分為朝廷做過貢獻的致仕官員卻又採取留任的做法，並規定：年及應致仕的官員，政府不能強行干預致仕且諫官不能彈劾。

仁宗的目的是給予優厚的待遇的同時，希望有能力的官員可以繼續為宋朝政府效力。仁宗在其手詔中限制了致仕官員留任的條件，如犯法、貶職或老病者都不在此留任範圍之內，並且到期不致仕就會面臨諫官的彈劾。

但是，宋朝政府將官員的品級或能力與年齡確定為待致仕官員去留的雙重標準，使得諫官彈劾對象也發生了變化。表面上，將這一標準修改地更加理性和公平，實則在運作過程中更加具有隨意性的特點。

宋仁宗

如期而退的官員受到特殊嘉獎。

官員如期致仕理應為本分，按照章程辦理退休即可。然而，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李東之和李受二人相繼致仕。依照先例，皇帝對致仕大臣不需要有謝辭之禮。然而神宗特別地在延和殿召見李東之，命坐賜茶，並賞賜頗豐。等到高宗朝，文武官員陳乞致仕，若皇帝不同意，官員必須守其本職，不能有絲毫懈怠，若因公而身亡，可以享受致仕後的額外待遇，也稱得上是一種額外的嘉獎。

明明有制度在前，卻往往被皇帝的個人意志所引導，足見宋朝致仕制度的隨意性和人治性特點。

未及年而退的官員亦得認可。

雖宋朝官員七十致仕的規定始於真宗鹹平元年，且需要上請皇帝，得到允許才能致仕。然而到宋朝中後期，未及年齡標準也可陳請致仕，官員致仕標準更加隨意。

事實上，認可乃至獎掖提前退休者亦是為了扭轉當時“知退者少”的尷尬局面。正因貪利者多，故而官員若有致仕的想法，皆可陳請致仕，不及年齡照例亦可陳請。宋孝宗淳熙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更是高調地發佈有一道褒獎提前致仕者的詔令。有鑑於當朝官員好進而不知止的現象存在，故而樹立未及年即請求致仕之韓見素、鹿何等人為典範，供相關官員見賢思齊。

然而這一舉動卻並未取得預期成效。究其原因，在於致仕制度的隨意性和複雜性，使得許多官員終究不知該退與否。因此，這一導向即使短時間內可引發官員的知退之風，但時間一長，終究還是收效甚微。

到宋朝中後期，未及年齡標準也可陳請致仕，官員致仕標準更加隨意

及年求退的官員進退兩難。

由於致仕制度建設的初衷即為尊老優賢，這導致另一部分官員無法正常致仕，他們難於退休，超期服役，苦不堪言。

難退存在兩種情形。一是部分位高權重的官員難退。如高宗朝，文武官員陳乞致仕，皇帝擁有極強的獨斷性和隨意性，如若不被恩准，必須守其本職，不能有絲毫懈怠。比如強行父和王次翁都請求休退，然而由於官員們向皇帝建言，朝廷特令強、王二人再仕。如二人一般，屢次陳乞致仕的朝廷重臣非常多，皇帝大多不允。皇帝既需要一些元老重臣的政治才能來治理國家，又需要藉此表達出恤老優賢的態度。

二是擁有特殊才能、肩負特殊使命的官員難退。比如張樞密的兒子張功，宋高宗紹興末期，年近八十，就因為只有他識得張樞密遺留下來的遺稿，重又回到朝廷，繼續履職。宋朝皇帝歷來優渥文官，希望有能力的朝臣盡其所能共治天下，而希冀致仕的官員面對皇帝的再三挽留，礙於情面難以堅持己見，從而使得其致仕之路難上加難，甚至遙遙無期。

基於宋朝的祐文國策，朝廷頻繁修訂致仕標準，以期留任棟樑之才，穩固封建統治。官員的致仕由以年齡為條件的單一標準進而過渡為以才幹和年齡為條件的複合型標準，也使得這一標準在實施的過程中帶有極強的善變和隨意性特點。

換言之，國家致仕政策“朝令夕改”，作為當朝官員，面對既褒獎提前退休，又獎勵按時致仕，還懲處或者認可到時不退者等如此繁雜的境況，屬實不知該退還是不該退，進退兩難，無所適從！

結語：宋代官員的戀棧現象，不僅官員主觀受到浮躁的社會風氣之引導，還受到致仕制度的客觀侷限。正是在這兩種因素的交互影響下，使得部分致仕官員的致仕之路似乎總是事與願違。

高宗朝，文武官員陳乞致仕，皇帝擁有極強的獨斷性和隨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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