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軍事史上，歷代中原王朝永遠繞不開的課題，便是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為此，中原王朝可沒少費心思，特別是秦代修築的萬里長城，更是創下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的奇蹟。
然而，時光的腳步踏入北宋時期後，這一切卻發生了變化。由於北宋王朝一著不慎，痛失天然屏障燕雲十六州，致使國家無險可守，中原腹地赤裸裸暴露在北方遊牧民族的火力之下。
偏偏宋太宗還是個喜歡瞎指揮的貨，明知道失去燕雲十六州就意味著失去產馬地，國家再也無力抵抗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兵團，卻依然頭鐵組織北伐，將楊業等良將活活坑死，直接導致北宋國防能力斷崖式下落，戰略被迫轉入全面防守。
正如范仲淹所說“國家御戎之計，在北為大”。對於北宋王朝而言，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北方的國防。因此，宋太宗為了國家安危，愣是在無險可守的北方，用最硬核的高科技，修築出一個對付契丹的大殺器——水長城。
一、水長城
水長城修築之前，北宋君臣也曾設想過許多種對付契丹鐵騎的方案。比如有的大臣建議決黃河北堤，以水設防；也有的大臣建議效法秦始皇，在滄州至定州之間修長城，用以抵抗契丹的進攻。
不過，宋太宗覺得這兩種辦法都太慫，以一句“若乃決大河，築長城，徒以示弱，為後代笑”將這些方案通通否決。
正當百官方案被駁之際，有個叫何承矩的官員，卻越眾而出，建議宋太宗說：“若於順安磐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坡澤，築堤儲水為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
皇上啊，不如以易河為水源，打造一條三百里長的運河，作為抵抗契丹的水長城吧。
宋太宗聽完眼前一亮，立刻集結人馬前往宋遼邊界，藉著屯田的名義瘋狂施工，築起一道西起保州，東至滄州泥姑海口，總長數百里的水長城。
為了最大程度發揮國防作用，北宋王朝還在水長城周邊“置砦二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並且沿途星羅棋佈，處處都是人工水塘，可謂是專治北方騎兵的水上屏障。
這樣雄偉的工程，修築起來可絕非易事。早在三國時期，吳國孫權就想弄個低配版水長城。誰料孫權好不容易集合了十萬人到江蘇六合挖水渠，才發現這水長城不是想挖就能挖，裡面滿滿都是國家科技實力的體現。
但只有科技實力也不行，水長城還是一個綜合治理大工程。挖河、種樹、屯軍等等項目，對於水長城來說一個都不能少。這一切完全出乎孫權的預料，最終孫權只好挖了個開頭就草草收場。
孫權沒做到的事，宋太宗做到了。北宋的水長城，比當初孫權的設想更宏偉，更精密，也只有工程科技高度發達的北宋，才能完成這樣的國防壯舉。
自從有了水長城，契丹鐵騎便如同被鎖上了一層枷鎖，再也無法長驅直入。而北宋王朝卻因為水長城這個大殺器，一改之前的被動防守，轉而採用東西應援、前後接戰的打法，多次擊退了契丹的進攻。
據《宋史》和《宋史紀事本末》記載，水長城修好後的公元988年到公元995年之間，契丹發動過5次入侵，宋軍取得了其中三次勝利，這在以往是宋軍從來不敢想象的大勝。
到了宋真宗時期，契丹再度發起六次大規模入侵，宋軍又依靠著水長城的優勢，取得了其中四次的勝利，打得契丹一度只能望著水長城興嘆。
但水長城對北宋王朝的意義遠不止這些。軍事上表現亮眼的同時，水長城還促進了北宋的經濟發展。由於水長城蜿蜒綿亙，為北宋的北方帶來了發達的航運，由此帶動了北方城市的經濟發展，新興城市雨後春筍般出現。比如北宋歷史上著名的“北京大名府”等豪華大都會，都是靠著水長城發展起來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水長城無疑開創了人類“人工生態工程”的先河，難怪它被公認為中世紀的人類工程奇蹟。
值得一提的是，水長城不僅帶領北宋走上富裕路，還順手改寫了中國農業版圖。由於水長城兩側有大量農民種植稻米，直接導致宋以前“南稻北粟”的傳統種植習慣發生翻天大轉變，北方人終於有了自家產的稻米了。
二、軍備弛
然而，水長城雖然帶給北宋莫大的輝煌，卻也帶給北宋極致的傷害。北宋後期，水長城一改之前的亮眼表現，轉身成了外敵的強助攻，最終成為“靖康之恥”的原因之一，坑死了北宋王朝自己。
那麼，同樣是這條水長城，為何會產生如此截然相反的效果呢？
其實，水長城之所以前後表現迥異，主要是因為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水長城發揮國防作用的前提，是需要長期養護。這事放在政治清明的歲月裡，實現起來本不是難事。比如宋仁宗至宋神宗的幾代帝王當政期間，水長城不僅保養得當，還在王安石變法時期被改造到八百里長，河中水深不可以渡河，淺不可以行舟，弄得以騎兵聞名的遼兵，只能望河興嘆。
然而，到了北宋後期，政治腐敗，軍務廢弛，朝廷再也沒有心思養護水長城。一些當地官員，看河中淤泥堆積，索性便將河水洩去，改造成稻田，從而獲取豐厚的經濟回報。
於是，原本作為國防利器的水長城，就這麼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被地方官員搞得水源枯竭，堤防崩壞。曾經契丹人過不去的天塹，轉眼間就成了金人鐵騎眼中的一馬平川。
正因如此，北宋後期金人南下時，一路長驅直入，兵鋒直指開封。沿途金軍所經過的各大城鎮，因失去了水長城的庇護，個個自顧不暇，根本無力抵抗金人南侵。
其次，水長城雖是國防利器，但北宋想要保家衛國，離不開能打勝仗的軍隊。可是自徽宗朝開始，宋軍兵力大不如前，軍中闕額問題也日益嚴重。比如定州駐軍原本額定人數十萬，但到了熙寧、元豐時期，實際人數便只有兩三萬人，等到徽宗時期，更是減少到不足六七千人。
定州是河北最北邊的屯兵之處尚且如此，其他城鎮的軍中闕額問題只會更加嚴峻。正因如此，大臣王襄才會在奏摺中痛心的指出：“髙俅壞之於內，童貫斃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以至於皇城之內，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鎮守”。
與闕額問題相伴相生的，還有軍隊戰鬥力直線下降的問題。由於兵力不足，北宋政府不得不四處招募新兵。靖康元年，宋廷專門下達詔令，上面說以前兵力充沛時，准許五十歲以上的人退伍，但現在兵力不足了，六十歲以上的人也需要重新入伍當兵。
這樣招募到的“新”兵，戰鬥力不問可知。難怪北宋大臣張舜民曾評價北宋軍隊說：“不知有戰陣守禦之事，唯是飲食宴樂，優遊暇日而已……以至城壘器械，凡所謂軍中之職，不復講修。相習宴安，久已成俗”。
如此不靠譜的兵，哪怕給他們一條鋼鐵防線，再配上最強悍的現代化武器，只怕照樣要丟了汴京城，宋徽宗宋欽宗爺倆，照樣也要去吃牢飯。
因為，不思重視武備，只想躺在老祖宗留下的高科技上，覆亡，就是時間問題。
參考資料：《宋史》、何玉紅《禁軍闕額與北宋軍政》、高恩澤《北宋時期河北“水長城”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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